建校八十載，西工大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傑出人才，在各行各業成就了祖國的星河璀璨。在過去的歲月中，一代代西工大人努力拼搏、無私奉獻，始終堅定矢志不渝的報國精神，志存高遠的拼搏精神，科學嚴謹的求學精神和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將學校的發展和國家進步、民族振興的偉業緊密聯繫。
為慶祝80週年校慶，我們精選了一批生動的西工大故事，願新一批青年學子，能從他們的故事中汲取奮發向上的強大動力。
楊衛 1954年生，湖南瀏陽人；1976年畢業於西北工業大學鍛壓專業；固體力學專家，中國科學院、第三世界科學院、俄羅斯宇航科學院院士；曾任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浙江大學校長等職；現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主要研究微/納米力學，斷裂力學與本構理論，智能材料與結構的力學，航空航天結構與材料等；曾獲全國優秀教師獎章、中國青年科學家獎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以及“國傢俱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楊衛今年已屆花甲，人生經歷可謂豐富,當過知青、教授、名牌大學校長，在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辦負責學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現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從專家教授到國家學術機構的高層領導，一路走來，楊衛以紮實的功底、寬廣的視野、超人的睿智和卓越的管理能力而為人們所稱道。
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楊衛在西北工業大學材料與熱加工系鍛壓專業度過了他難忘的大學本科時光，開啟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轉折，為他成為優秀人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年輕的院士
楊衛1954年出生在北京清華大學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楊光華是1951年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高級知識分子，曾擔任過清華大學石油系主任、北京石油學院副院長、石油大學校長等職務；母親孫以實曾是清華大學化工系的教授。楊衛是北京清華大學附中1968屆初中畢業生。插隊的那年他14歲，因為年齡太小，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他說服父母和老師走“後門”辦齊了插隊手續並登上了知青專列，1969年1月20日來到了陝西延川縣馮家坪公社聶家坪大隊插隊落戶。早在楊衛提出上山下鄉的時候，父母就要求他到農村不要放棄學習。因此楊衛利用勞動之餘在土窯洞裡昏暗的煤油燈下自學完成了高中的全部課程。
1976年底楊衛從西工大畢業之後，主動要求去江西上饒地區景波機械廠工作，擔任工藝員，並在當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1978年楊衛調回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當了教師。在清華大學對三百多名青年教師的一次考核中，他取得了數學、外語兩項第一的佳績。不久清華大學開始招收“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楊衛改換專業後在百餘名競爭者中名列第四。1981年研究生畢業，他又作為清華大學的公費生前往美國布朗大學固體力學專業學習。1984年末他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完全有能力留在美國工作的楊衛，放棄了高薪，依然回到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擔任講師，隨後被評為教授並擔任博士生導師。
作為我國年輕一代的固體力學專家教授，楊衛在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工作了26年，擔任過工程力學系主任、航天航空學院常務副院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他長期從事斷裂力學、細觀與納米力學、力電耦合失效等領域的研究，參加並主持了眾多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取得了開創性的成果。
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研究所所長、中科院院士黃克智和清華大學固體力學研究所所長方岱寧，一個是楊衛讀研究生時的導師，一個是多年學術團隊的副手。以這三人為核心完成的“鐵電陶瓷的力耦合失效與本構關係”項目，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榮獲2005年度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楊衛選擇的都是國際前沿課題，不止在國內是第一個開始做，和國際學術動態也始終保持同步。”黃克智和方岱寧都這樣評價他。
“楊衛在學術界的人緣、威望都很好，對學生也很和善，懂得激發他們的研究熱情。”作為研究副手的方岱寧說自己得到了楊衛的很多幫助。而楊衛的幾個學生，如今也成為了力學界的學術帶頭人。
“他治學是很嚴謹的。”同濟大學航空航天與力學學院副院長仲政回憶，楊衛身為導師，對學生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在寫博士論文時，楊衛從內容到文字甚至英文拼寫，都改得很仔細，最後整篇論文，楊衛共改了七八遍。
在校期間，楊衛多次作為邀請學者和客座教授赴美、英、法、加拿大等國進行研究和講學，受到國際同行專家的稱讚，並收入美國傳記研究院出版的《世界名人錄》。
楊衛曾10多次獲得國內外重大獎項，其中包括中國青年科學家獎、全國優秀教師獎章、國家自然科學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等。200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不滿50歲。
楊衛工作以嚴謹高效著稱，但與其他專家學者和高層管理人員不同的是，他很會“玩”，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新潮”。他愛看電影，口味很寬，從美國大片到伯格曼的作品，這是80年代留美時養成的愛好。和他聊熱映影片，他基本一部不落。他也愛看通俗小說、反映政治的歷史小說、軍旅小說等。“工作的時候效率高，玩的時候也會玩，做什麼都很投入。”這是楊衛周圍的人對他的普遍評價。
力爭做成功校長
2004年夏天，楊衛在家中接到了教育部部長賙濟的電話，對他說了要將他調任教育部的事。
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是一個新機構。2004年1月，教育部設立該司，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合署辦公。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楊衛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正式步入國家教育高層管理機構，開啟了他的管理生涯。他主要負責對學位點、重點學科、211工程和985工程項目、全國優博評審等工作。
2006年8月，楊衛出任浙江大學校長。
當時正值中國高校領導換屆高峰，而浙江大學（以下簡稱浙大）是當年第十所更換了校長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楊衛和許多新任的高校校長一樣，有著海外留學和政府官員背景。
“我雖然主要生活在北方，但也和在座的許多浙江大學的老師和領導們一樣，與浙江大學有著不解之緣。”楊衛第一次亮相，就細數了自己和浙大的淵源：父親楊光華1941年到1945年是浙大的本科生，抗戰後曾留校任教。楊衛的兒子楊越，2000年到2004年在浙江大學就讀。“今天我到浙江大學與同志們一起工作，我們家祖孫三代的浙大之緣終於圓滿了。”楊衛說。
隨著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大學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成為最熱點的社會話題，其中的問題和弊端正經受著來自社會各方力量的關注和批判。
大學校長的角色變得尷尬起來。在相對封閉的環境裡，一個象牙之塔裡的學者，一個由上級任命的官員，原來主要對上級負責，如今卻要面對社會的問責，並且，隨著傳媒的日益發達，高校裡的知識分子也越發強調自己的獨立立場，藉助公共平臺，批評現行制度和高校管理體制。
楊衛說：“做好一個校長很不容易，大學教育是教育鏈的最高端，而大學本身又是一個教育鏈，比如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等。大學有自己的規律，首先是教書育人的規律，主要是如何培養人、塑造人，其次，是大學發展的規律，你在大學的前進中要享受這個發展的過程。”
“作為一名校長，不僅應該是教育管理者，是教育家，還應該是學者，在某一個領域有自己獨特的研究，還是一個CEO，是一個戰略家（在社會期盼的重要問題上發表見解）。同時，按照中央的要求，大學校長還應該是一個政治家，應該從國家發展的高度、人類進步的角度來培育人才。”
楊衛要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攤子——1998年四校合併以來，浙江大學擁有5個校區，在校生人數多達幾萬。幸運的是，在廣受質疑的中國高校“合併運動”中，是個拿得出來的正面“典型”——合併之後，處於上升趨勢，無論報考學生質量、科研經費，還是全國重點學科評選，均處於上升趨勢。
上任伊始，新校長拋出了浙大應是“江南名校之首”的概念，爾後在一個小型場合，又談到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標——浙大要追求更卓越。兩番言論，讓浙大的師生興奮不已。
新官的“三把火”，他絕口不提。他表示認同前任校長定下的目標——一個是衝進一流大學的10年時間表，另一個是把浙大辦成“綜合性、研究性和創新性的大學”。
“首要的，是讓不同學科在同一平臺上競爭。我們的目標是建立高水平的綜合性大學，在人文、社科、理、工、農、醫這些大類裡，最起碼要有一個或多個拳頭學科。”楊衛說。
從學科排名上來評價，綜合效應已經很顯著，“之前相對弱一些的如醫科、文科和理科，這幾年發展得比較快。在2007年的全國重點學科評選中，浙大由過去的24個到現在的48個，翻了一倍”。
楊衛的言談中鮮見人文思想、大學精神這些抽象概念。他更傾向於用數據量度學校的現狀，用指標構築未來。他構想中的另一個目標——浙大要成為中國金字塔尖的研究型大學，也是由各項指標構築而成。“希望浙大能有一批學科成為世界知名、進而一流的學科。在總研究經費上，經過購買力修正之後，浙大的目標是要進入世界前百位”。
在浙大，楊衛校長提出並努力踐行“三個愛”，即：愛學生，愛教師，愛學校。楊衛說：“愛學生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比如，你不能怕學生，也不能煩學生，要有各種機會和學生交流，要設身處地為學生考慮，當然，這個不是說你要去遷就學生。”
“我經常去學生食堂吃飯，這個食堂是學生、教師在一塊兒的，食堂很擠，有時座位也很難找。當然，這個說明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大的改進餘地。”楊衛笑著說，“只有你經常去吃了，才知道菜貴不貴，口味好不好，就‘接地氣’了，學生看到你也很親切。”
作為校長，楊衛在每年開學的時候，都要給新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進行“始業教育”，楊衛自己講，一般要講兩三個小時，“對於本科生，主要是介紹學校的情況，對於研究生，主要講講學術生態。每次講完，還要與學生進行互動，效果不錯。”
每年，校長要和每一位獲得證書的畢業生握手，春夏兩次，合計要握一萬次手，握手握得肩膀上的肌肉都痠痛了。還要合影，10人一張，拍1000張照片。每年用2天時間做這個事情，即便很辛苦，楊衛覺得還是很值得的，對於浙大學子而言，留在心中的記憶是美好的。
因為經常在學生中走動，上學生食堂吃飯，給學生作報告，還握手拍照留念，等等，所以，浙大學子都認識他們的校長，楊衛開玩笑，“我走到哪裡都會碰到學生，他們都認識我。”
愛教師要包容，為他們發展提供好資源，彰顯其個性。
“浙大的教師都很有個性，很有批評精神。”對於愛教師的話題，楊衛是這樣開頭的。
“來浙大不久，有一次開座談會，結果很多文科教師對學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楊衛說，“我們很多教師在各自的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對學校的情況有了解比較深的地方，也有不太瞭解的地方，信息不對稱。”
後來，楊衛每年都組織文科教師的座談溝通會，一開始是人文學院（文史哲）的教師代表參加，後來，不斷有老師要求參加座談，於是便“擴編”到人文學部(還包括外語、傳媒等)了。
“更重要的是，在學術上，要歷盡所能，幫助老師探索道路，為教師提供學術平臺。”楊衛說，“校長不能簡單看作是教師的管理者，要為教師的發展提供更好的資源，讓教師彰顯個性，共同發展。”
說到愛學校，“就是要為浙江大學的發展而努力，與浙大幹部、教師、學生同呼吸，共命運”。
楊衛主政浙大期間還有一個重要觀點，即“大學是有生命的”。他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幾年前，我應邀去參加哈佛大學的校長換屆典禮。典禮入場式上，來自全世界各大學的校長按照建校時間入場，歷史悠久者為先。那時，浙江大學已經建校110週年，但是，在幾百人的入場隊伍中，浙大依然排在尾部。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全世界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學是很多的，大學的生命是很長的。從世界上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大學即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到現在，已經900餘年。相比較於人的壽命來說，顯然要長很多，而且，即使是長達幾百年歷史的大學也並沒有進入暮年之勢。縱觀世界，越著名的高校往往歷史越悠久。
而大學之所以能這樣繁衍發展、生生不息，正是因為大學如一個有生命的個體一樣，能不斷接納創造新的學科、思想與精神。
楊衛說，首先，管理大學同管理企業是不同的。相比較於企業來說，大學的生命更長，這就要求大學的管理和制度建立不能以一年為週期，要以大學成長髮展的規律來確定，以十年或者更長時間為一個週期，不能搞短期行為，大學的管理者要有長遠的目光和目標。具體來說，企業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但是大學不能以招收更多的學生、爭取更多的經費、出更多的論文為目標。如果是這樣，大學一定會形成一個浮躁的氛圍，而缺乏責任感與使命感，缺乏十年磨一劍的踏實氛圍。與之相關的，大學還需要一個健康、科學的評價機制，要求我們對於一位學者的判斷，不能完全按照客觀定量的指標來看，而是應主觀與客觀相結合，進行總體與科學的評價。
其次，是我們中國高校的特色，是黨委和行政雙重管理模式。楊衛認為這種模式可以比喻成人體DNA的雙螺旋結構，彼此信息溝通，纏繞上升，互相補充，相輔相成。
作為國內頂尖大學，楊衛強調：“要享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他認為大學應該以十年為自身的年度單位。那麼，牛津、劍橋大學有八九百年的歷史，也就只是八九十歲，我們中國的高校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其實，也就才十一二歲，還很年輕。
同時，人體有新陳代謝，大學也是如此。教師在大學的工作時間一般為20-40年，如30歲開始，任教到60歲。一所大學，一般情況下，大約十年增加更替1/3的新鮮血液，再考慮到文化自身的延續性等緣故，對一所大學來說，十年可以出現顯著變化，但是一定很難出現脫胎換骨的變化。這就說明，用十年的時間從世界二流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應該不太可能。尤其是在我們目前高校的師資水平同世界一流大學師資水平還存在明顯差距的前提下，用十年的時間趕上世界一流大學很難。
當然，要強調的是，儘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會很漫長，我們不能因此而不作為，相反，應更加有所作為，而且，必須要有強烈的信念支撐與精神的支柱。因為，如果甘居二流，最好的學生與師資就會離你遠去，這無異於慢性自殺。
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有目標，清楚地知道實現目標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能將其看成很苦很累的過程，要逐年尋求進步，並享受這個進步的過程。
自然科學基金“掌門人”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我國支持自由探索研究的主渠道，自1986年成立以來，在推動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發展，促進學科建設，發現培養優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為創新引領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前，國家正在實施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提高原始創新、集體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更加註重協同創新。由此國家加大了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投資力度，對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規模從1986年的8000多萬元上升到2012年的170億元。在這個大好形勢下，2013年2月，楊衛被任命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
其實，在楊衛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之前的20年，他就與基金委工作有淵源，從其面上項目、重點項目到重大項目，都得到過科學基金的資助。1994年，他是科學基金的第一批傑出青年基金的獲得者，並獲得了力學學科的第一個創新研究群體資助，2012年底他主持的一項重點項目才剛剛結題。同時，楊衛也參與了一系列基金委的評審工作，擔任過力學學科評審組成員、數理科學部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參與過重大項目和重大研究計劃的立項研討。可以說，楊衛既當過運動員，也當過裁判員、組織者，如今黨和國家把這副重擔放在了他的肩上。楊衛發自肺腑的說：“一路走來，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工作者，作為一位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我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充滿著敬畏感，深為基金委工作的認真細緻、公正公平而折服。科學基金的管理是一座為我國科學研究領航的燈塔。自然科學基金的精神已經融化在我的血液裡、銘記在我的腦海中。”
楊衛用“淵”、“源”、“遠”、“願”四個字來定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並闡釋其重要性：
“淵”是指“拓探索之淵”。科學基金對我國自由探索支持力度最大。在自由探索這一深深的海洋中，我們的理念就是依靠專家，公正、透明，希望鼓勵有前瞻性、探索性的研究。既然是支持探索，就代表著沒有很多約束和障礙。基金委經常找一些有戰略思維的科學家，以頭腦風暴的形式，給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項目指南。這個指南不是起約束作用，而是指導作用。“源”就是“浚創新之源”。朱熹有句名言：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自然科學基金是創新之源，基金設立的本意就是支持科學家進行源頭的探索性研究。“遠”就是“
延交叉之遠”。基金委一直注重促進學科交叉。比如設立了很多重大研究計劃，在設立之初就提出，要求一個科學部牽頭，但需要其他科學部參加才能設立。“願”就是“遂人才之願”。我們每個科技工作者都有一個科研夢想，通過科學基金的支持，可以圓了他們的探索之夢，遂了人才之願。
楊衛說，從國家發展來看，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實現中國夢，過程上是由“大”變“強”，先成為經濟強國，再到技術強國，但這樣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成為科學和文化的強國。目前中國在信息、製造業、交通運輸等應用技術領域已經逐步起飛，但在基礎研究領域還有些差距。隨著逐步的發展和積累，中國基礎研究在今後20年到30年將會有一個全面興起的勢頭。為了那個時候的早日來臨，我們需要早做準備，對源頭的、基礎的科學領域給予足夠的支持，建立良好的學術生態，激發科技人員原始創新的想法和熱情。
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今後整體戰略發展方向，楊衛有自己的考慮。他認為必須把握國家十分重視基礎研究的重大機遇，對中國基礎科學的發展進行深度的戰略研究。梳理科學發展、學科延伸的脈絡，深度研究新興學科的地貌圖和我國基礎科學學者的配置結構。要加強對科學基金整體性、一致性、共同性的探討，拓展我們基金資助的新邊疆。同時，要編織好基礎研究與國家需求的聯繫紐帶。要從基礎研究的視角上，觀察並應對人類和中華民族發展的若干重大科技挑戰。要探討與相關部門及產業科研群的共同資助方式，拓展中國知識鏈、教育鏈和創新鏈的長度和相互纏繞度，建立可衝擊這些Grand Challenges的雙贏機制和平臺模式，資助旨在建設大科學平臺的設備體系架構。
楊衛滿懷信心地預言：二三十年後，當中國的基礎研究全面崛起，與美國、歐洲一起，共同勾勒人類基礎研究的天際線時，其中的大多數最重要的基礎研究應該與自然基金委的資助相關。
與共和國休慼與共，一生歷盡坎坷都不改初衷，對事業一往情深，對責任敢於擔當，用知識回報社會和人民，這一切都在楊衛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來源 | 《西工大故事2》
整理 | 徐澄 視覺 | 任志朋
閱讀更多 西北工業大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