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对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名字都不陌生。从早期的《天浴》《少女小渔》到《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归来》《铁梨花》《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李安、张艾嘉、张艺谋、陈凯歌等多位著名导演纷纷与严歌苓合作，将其众多小说改编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佳作。
而严歌苓最新出版的小说《你触摸了我》，日前也被冯小刚导演改编成剧本《芳华》后搬上了银幕。但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严歌苓多年前发表的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无出路咖啡馆》。
与《芳华》一样，《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作者根据早年经历创作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芳华》注入了作者早期在部队文工团时的生活经历，《无出路咖啡馆》则记录了作者不久之后留美求学期间的一系列遭遇。《无》的故事恰巧发生在《芳华》之后，且两部小说均涉及到一群年轻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青春选择与爱情故事主题，因此，这两部创作于不同年代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某种程度的姊妹篇。
遭遇FBI
在《无出路咖啡馆》中，作家以一个大龄留美文学女硕士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主人公与美国外交官安德烈的恋情遭遇FBI调查的故事为主线，写出了一大波漂泊在异国的移民青年艺术家所面临的选择与挣扎、境遇和困惑。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只身独往异国，在芝加哥市的大学中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作为一个超龄女留学生，主人公的经济并不宽裕，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拮据和困顿的窘境。所幸的是，主人公偶然邂逅了精通中文的美国青年外交官——安德烈，并与之发展出一段美满的恋情。
然而，由于受当时国家间冷战思维及主人公中共高官家庭背景等原因的影响，主人公与未婚夫安德烈的恋情不幸遭到了FBI的调查。故事便是从主人公接受FBI官员理查·福茨的约谈开始的。主人公周旋于探员理查·福茨的盘问与窘迫的生活环境之间，承受着精神与经济上的巨大双重压力。后来主人公偶然结识了境遇相仿的亚裔青年音乐家里昂，终于将三人间的关系推向了不可挽回的微妙境地。
爱、牺牲、理想与自由
借由主人公与安德烈、里昂之间的情感纠葛，作者探讨了“爱”与“牺牲”的区别，及应该不应该为“爱”牺牲“理想”。为了深入这个主题，作者特别引入主人公母亲的爱情故事，构建了另一条平行的叙事线索。
故事中的“母亲”，被作者塑造为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新旧时代交替期的一类“女性英雄”。母亲在十几岁的年纪，挎着一个小包袱只身闯入上海，凭借“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的信念及自己得天独厚的女性魅力，捕获到家世深厚的刘先生和革命新贵李师长这两个理想的结偶佳选。
母亲半个世纪前的爱情故事，与女主人公在现代的选择形成了注解与对比。与自以为的精明算计不同，母亲最终还是无意识地屈从了自己的内心。但主人公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面临的却是“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的问题。
故事中，安德烈因不愿女主人公受到FBI侵扰，甘愿放弃外交官的工作；里昂不愿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而甘愿为前女友王阿花卖掉一个肾。里昂的牺牲过于疯狂，安德烈的牺牲令人沉重，当里昂和安德烈为各自的付出与牺牲争论谁才具有真正的“雄性”时，母亲故事中的刘先生，却因为没有为母亲冒生命与前途的危险，终生活在痛悔与追忆之中。面对安德烈的付出，当“爱”“牺牲”“自我”“理想”等词汇混合在一起，当“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作为一个和里昂一样同病相怜的“艺术瘪三”，主人公自然败坏了“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以及“对爱的胃口”。
作者通过“我”-安德烈-里昂、母亲-刘先生-李师长及里昂-王阿花-海清，这三组人物间相互对照的关系，探讨了爱情的纯粹性。“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问题遭遇无解，当“纯粹”变成一个可疑的词汇时，相对于刘先生因失去辨别“名词”的能力所获得的单纯美好，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们反倒收获了更多复杂境遇下的无奈与失落。
除此之外，小说在爱、牺牲与理想等显性主题之下，还暗藏着一个隐秘的关于自由的主题。小说中刘先生因国内剧烈的政权更迭而放弃爱情，远避他乡；讽刺的是，当主人公于四十年后终于踏上大洋彼岸“自由”的国度时，却由于类似的原因，和具有公民身份的未婚夫双双遭遇了荒谬的秘密调查。故事中，个人微小的选择从来脱离不了大时代背景的影响。如里昂甘愿舍弃肾脏也要保持心灵自由，安德烈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主人公为了逃离特定的环境而迸发出的毅然决然，与半个世纪后刘先生对母亲跨越世纪的爱恋一起，共同构筑起一幅沉重、苍凉与伤感的人间图像。正如小说结尾处那只让刘先生心心念念以至于滴下一颗清泪的“小船”，在风烛残年的一滴清泪与半个世纪前的一叶扁舟之间，不知承载着怎样的扼腕顿挫与家国感伤。
“世故深沉的美”
严歌苓的文字向来被誉为是“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同《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作品一样，严歌苓喜欢在平凡人的嬉笑怒骂间不动声色地揉进历史与时代的厚重感。读严歌苓的书，经常会有这种感受：你前一刻还在为书中人物的小机灵与琐屑幽默乐得开怀，但一转眼又会为同一个人物命运的沉浮而伤感无限。严歌苓的文字有时诙谐浓烈，有时又宝相庄严。比如在本书中，严歌苓便以刚柔并济的文字，通过三组人物间关系的相互指射，让“我”与“母亲”的两个爱情故事在不同时空中渐进交汇，最终于具体微小的个人选择中牵引出一幅苍凉伤感、大气磅礴的整体图景。
在具体的文字风格上，严歌苓文笔细腻，具有极精细的“情感颗粒度”，并于其间充满了深刻的洞察与敏锐的谐谑。全篇小说语言上的一大特色，便是作家以“我”为第一人称视角，将主人公表面的见闻与内心反应同时并呈在读者面前。省去了多余的叙述及解释，人物言行与内心所存在的鲜明反差，不仅使故事（尤其是主人公与FBI探员理查·福茨的周旋）充满了戏剧性，而且将表象与暗潮之下的冲突拉大，更突显了作品中特定环境下“真”与“假”的主题探讨。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严歌苓的文字细腻又不乏讽刺，通透中蕴含伤感，总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充满惊喜的穿透感。知名编剧、作家柏邦妮曾对本书的文字做出过极高的评价，称其“华丽而讽刺，激情而充满理智，有种世故深沉的美感，但同时充满了烟火气。”
跨文化视角
不难发现，严歌苓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跨国度、跨种族与跨文化的视角。与《扶桑》《小姨多鹤》等作品一样，《无出路咖啡馆》中，人物的身份也非常的多元化：主人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赴美留学生，刘先生及女儿是第一、二代的华人移民，而里昂和安德烈则分别是亚裔和俄裔移民。当这些人物在美国“大熔炉”这样的背景下相遇，各种不同文化视角和观点的碰撞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
这种跨种族与跨文化视野，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在现实中，严歌苓于1989年留学美国；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1992年，34岁的严歌苓与美国人劳伦斯在旧金山结了婚。现实中的劳伦斯也是一名外交官，精通8国语言，同样为自己的中国恋人而放弃了外交官的工作。与小说中不同的是，劳伦斯与严歌苓最终结为了夫妇，且劳伦斯于2004年又被重新委任了驻外大使的工作。
《无出路咖啡馆》最初名为《测谎》，记录的便是作者此段时期的生活。其中主人公接受FBI调查的细节，更是直接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书中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有关于一些本土美国人和老移民们对中国留学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无论是收养韩国遗孤的FBI探员理查·福茨，还是发起捐款的房东牧师夫妇和批准奖学金的文学系主任，甚至于安德烈，无一不将主人公视为“在摇篮里飘来的可怜中国孩子”。这个细节其实也是来自于严歌苓留美期间的真实感受。严歌苓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是在民族问题上非常敏感的人，特别是我到美国的这段生活，美国社会对我的反应，还有我的先生、我的美国丈夫对我的反应，使我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西方文化里面，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很多时候也不是有意地就感觉到一种情绪，对自己的文化的特质，常常会反思”。
不管这些“摇篮里飘来的孩子” 有一天会不会建起罗马，也不论曾经遭受过多么不公的审查，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与现实基础，才形成了严歌苓作品的独特与丰富。严歌苓早期的芭蕾舞文艺兵、战地记者等军旅生涯成就了《雌性的草地》《天浴》《少女小渔》等一系列小说，而后来的旅美经历及随外交官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上任和生活，又为严歌苓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与灵感。
正如多变与包容的创作视角离不开丰富的现实经历，人们也总在生活中不断改变并创造着自我。就像严歌苓在小说中所提醒的：“我们每个人都潜伏着异端和非常的细菌，但诱发这些细菌成长为一种实质的诱因不出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或者自己真正是谁。”所以，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成长出独特而坚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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