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倫·布朗《Spearmint Rhino》，194×260.5cm，2009年
格倫·布朗是英國藝術家，英國年輕藝術家（YBA）中的一員，以“抄襲”他人畫作而出名。從倫勃朗、梵·高的畫作到當代藝術家克里斯·福斯、喬治·巴塞利茲的畫作，都是他“抄襲”的素材。
“抄襲”狂人
格倫·布朗（Glenn Brown）在創作中十分愛挪用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並在他們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創造。他的這一行為常常遭到其他藝術家的不滿，“抄襲”的罵名不絕於耳。甚至在2000年時，他曾因為涉嫌抄襲安東尼·羅伯茨（Anthony Roberts）為科幻小說《Double Star》創作的封面而被起訴。
藝術家格倫·布朗
被指抄襲的作品《Ornamental Despair》在2002年以570萬美元的價格售出
格倫·布朗“抄襲”的範圍十分廣泛，不僅許多當代著名藝術家的作品是他創作的原材料，他還將眼光放到了藝術史中偉大的作品上。像委拉茲開斯、倫勃朗、德拉克羅瓦、庫爾貝、雷諾阿、梵·高、達利的畫作都曾被他“抄襲”過。
格倫·布朗《On the Way to the Leisure Centre》，122×244×2.2cm，2017年
格倫·布朗《Marie Berna/Die Toteninsel》，160×100cm，2014年
對變化的著迷
但其實，格倫·布朗並不是簡單的抄襲，他享受把已有畫作從熟悉轉化到陌生的過程。格倫·布朗對圖像在複製時的變化十分著迷，這一點從他素材的選擇上就能看出來。他從不將他人原作作為自己的創作素材，而是從明信片上、書中或是網上的複製品中獲取素材。
格倫·布朗《Poor Art》，108.5×74cm，2016年
格倫·布朗《In My Time of Dying》，133×99cm，2014年
那些經過二次傳播的畫作，由於存在著印刷或是格式轉化過程中的不準確，形成了或多或少的紋理不清、顏色失真和大小景別的變化。格倫·布朗把這些偶然的變化作為自己繪畫策略的一部分。
格倫·布朗《Daydream Nation》，112×80cm，2017年
格倫·布朗《Come to Dust》，115×71cm，2017年
但那些微小的變化對於格倫·布朗來說還遠遠不夠。當他從上述媒介中選定一幅藝術家的畫作後，他會把這幅作品放到電腦上，然後通過圖像處理軟件截取、扭曲、拉伸、翻轉圖像、改變圖像顏色來製造一種陌生感，以滿足自己的審美需求。
格倫·布朗《Shallow Deaths》，70×57.5cm，2000年
格倫·布朗《New Dawn Fades》，71.5×62cm，2000年
經過一系列處理後的圖像才是格倫·布朗真正要在畫布上呈現的，“雖然我使用的是借來的圖像，但我把它們用你從未見過的方式組合在一起。”
格倫·布朗《The Alabama Song》，147×120cm，2007年
格倫·布朗《A Sailor's Life》，163×120cm，2011年
在格倫·布朗組合的世界中，我們總能發現一些有著黃色的蛀牙、渾濁的眼球、不自然的皮膚顏色，或是沒有頭的人物形象。這些難看甚至讓人有些不適的變異形象散發著病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暗黑氛圍。
格倫·布朗《Die Mutter des Kunstlers》，200×162cm，2016年
格倫·布朗《Nigger of the World》，172×138cm ，2011年
他就像個叛逆少年，用畫作挑戰著人們的接受能力。“在文學、電影和音樂中，有很多東西讓你感到厭惡和威脅，為什麼藝術就不能？” 格倫·布朗希望通過作品帶給人們的厭惡感和威脅感，讓人們愛上更多以前認為不可愛的東西。
格倫·布朗《Life on the Moon》，100×78.5cm，2016年
格倫·布朗《War in Peace》，116×87cm，2009年
格倫·布朗不僅追求圖像的變化和重組，在作品的命名上，他同樣尋求變化和不同。他的作品名稱往往和作品沒有關聯——許多作品都以專輯名、電影名、科幻文學名而命名。沒有了具有說明性的標題後的作品，變得更加不穩定，它們隨著人們的想象不斷變化著主題。
格倫·布朗《New Plastic Experiences》，156×115cm，2016年
格倫·布朗《Ride a White Swan》，190×151cm，2017年
藝術大師的時間旅行
曾經有人非常好奇地問格倫·布朗：是否渴望擺脫歷史，在畫布上描繪完全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他卻非常堅定地回答：“不，即使我坐在田野裡畫著花，莫奈、雷諾阿、拉圖爾也會影響著我。”
格倫·布朗《Necrophiliac Springtime》，200×323.6cm，2013年
格倫·布朗《Darsham Songs》，82×129.5cm，2016年
格倫·布朗從未想過擺脫藝術大師的影響，而是通過將幾十年甚至數百年前的畫作扭曲、變形，以一種時間旅行的方式，把那時的藝術家帶到人們面前。這跨越數百年的自信源於格倫·布朗相信人類感知情緒的方式和前人是相同的——我們依然期待愛，我們依然害怕死亡。
格倫·布朗《Theatre》，122×93cm，2006年
格倫·布朗《Suffer Well》，157×120cm，2007年
到目前為止，格倫·布朗的創作方法一直保持不變。只不過從2003年以來，他開始從文藝復興時期和19世紀現實主義作品中尋找“抄襲”素材，因為那些畫作遠遠超出了版權範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抄襲的指認。
格倫·布朗《Let's Make Love and Listen to Death from Above》，231×192cm，2017年
格倫·布朗《This Island Earth》，274×183cm，2017年
儘管格倫·布朗的作品一直爭議不斷，但他還是憑藉畫作中創新的色彩搭配、飄逸細膩筆觸以及藝術史與流行文化元素的出色結合，引起藝術界的廣泛關注。他曾在2000年被提名特納獎，他的作品也在全球多個藝術館和重要藝術展上展出。
格倫·布朗《Sizewell C》，75×60cm ，2016年
格倫·布朗《Sizewell C》局部，75×60cm ，2016年
藝術評論家Michael Bracewell曾這麼評價格倫·布朗：“相對於被挪用作品的歷史地位，格倫·布朗更關心它們實現自己創作目的的能力。”挪用大師作品並不是他創作的噱頭，也不是他沒有創造力的表現。而至於格倫·布朗有沒有“抄襲”，答案就因人而異了。
精彩回顧：
歐洲最美足球場由他設計，這位世界級建築大師為何這麼低調？
一場神秘的文藝復興運動，如何震撼了美國藝術圈？
閱讀更多 芭莎藝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