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佛教中國化的標誌是佛教天台宗的形成，自中國哲學泰斗任繼愈先生寫於1960年的《漢唐佛教論集·天台宗哲學思想略論》中提出“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真正建立宗派的開始”的著名論斷後，1961年，呂澂先生《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八講·宗派的興起及其發展》中也提出“天台宗是中國最初成立佛學宗派”；遂成為中國佛教史學界、中國哲學史學界、中國佛教界的共識。而王亞榮先生主編的《陝西：中國漢傳佛教祖庭研究·序言》中提出“三論宗是中國佛教第一宗派”論斷。
無獨有偶，署名“中國佛學院理淨法師”在網上亦發表了《三論宗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刊佛教網）、《三論宗對中國佛教發展的影響為何這麼大？》（刊學路網綜合頻道）、《三論宗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思想概述》（刊善緣網）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三論宗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一文第三部分“三論宗對中國佛教發展的影響及其意義”一段話，第三篇與第二篇基本重複，顯然署名“中國佛學院理淨法師”是採取了“化整為零”的拆解方式來強化其三論宗研究的宣傳。該文提出了三論宗對中國佛教深遠影響的五大觀點：一是三論宗的形成促使了中國佛教宗派的形成。二是推動了中國大乘佛教思想的形成。三是發揚了大乘佛教的般若思想。四是三論宗的思想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共同發展。五是三論宗經論的翻譯和註疏為中國佛教史增添了輝煌。由此得出了三論宗“形成了大乘佛教思想在中國以及向世界發展的源淵”的結論。在五大觀點中，最為離奇的是第一個觀點，即三論宗的形成促使了中國佛教宗派的形成。“因為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形成最早的一個宗派。當然也有人認為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形成最早的一個宗派。如果從一般佛教歷史的發展而言，智者大師早於吉藏大師。 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仍有爭議。如果從各自的思想正式形成的時間看，三論雖形成於吉藏大師，而天台則實質上形成於智者大師的弟子章安大師。從此意義看，實際上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形成最早的一個宗派。而且也正是由於三論宗的形成，促使了後來各家立宗興派以發揚自己學術思想，從而形成了中國佛教宗派的興起。將中國佛教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天台宗思想體系究竟形成於智者大師，還是形成於其弟子章安灌頂？筆者關注天台宗三十餘年，還未聽說過中國佛教史學界還有這個爭議。佛教講究“中道”，客觀理性，實事求是，不執空有，即是中道。我們謹以以佛教史實來說話，究竟誰是中國佛教第一個宗派？
首先，天台宗創立要早於三論宗
天台宗創立的標誌是實際創始人智者大師《法華文句》、《摩訶止觀》、《法華玄義》“天台三大部”的出現，標誌著天台宗佛學思想體系的最終形成。智者大師自陳太建七年（575）從金陵（南京）入天台山開宗立派，《法華文句》、《摩訶止觀》、《法華玄義》“天台三大部”的思想體系均在天台山孕育而成。其中《法華文句》十卷，系智者大師在陳禎明元年(587）於金陵光宅寺講說，由弟子章安灌頂筆記。《法華玄義》十卷，系智者大師於隋開皇十三年 (593)在荊州玉泉寺講說，灌頂筆錄。當時智者大師講說《妙法蓮華經》要旨，總數可達三十卷，然講說未盡，灌頂筆錄僅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摩訶止觀》十卷，系智者大師於隋開皇十年(594)四月廿六在荊州玉泉寺講說，一夏九旬間朝暮二時講說，灌頂筆錄成書。隋開皇十年(594)，智者大師“天台三大部”的完成宣講結集，這是中國佛教第一個宗派天台宗完成創宗立派的主要標誌。
同樣三論宗的創立，亦以實際創始人吉藏大師的《三論玄義》、《中觀論疏》、《百論疏》、《十二門論疏》等新三論著作的出現，標誌著三論宗佛學思想體系的最終形成。據《中國三論宗通史·附錄·大事記》記載“開皇十一年（599）應晉王楊廣之請，吉藏到揚州慧日道場、長安日嚴寺，慧日道場撰成《三論玄義》”；“隋大業四年（608）六月，吉藏撰就《十二門論疏》；十月撰就《百論疏》；同年撰就《中觀論疏》（又見《佛光大辭典》）”；吉藏“三論疏”的完成，“是他創立三論宗的標誌”。（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序》），中華書局，1997年8月版）也就是說直到隋大業四年（608），吉藏才完成了三論宗思想理論體系的構建。據此，天台宗創立於隋開皇十年(594)，而三論宗應創立隋大業四年（608）。是天台宗創立早，還是三論宗早？
其次，吉藏向智者大師弟子灌頂學習天台宗教義
理淨法師聲稱“天台（宗）則實質上形成於智者大師的弟子章安大師。從此意看實際上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形成最早的一個宗派”。凡讀過不同年代的《中國佛教史》或歷代佛教史學典籍的中外學者，都知道天台宗因智者大師居天台山而得名，智者大師又稱天台大師，簡稱天台。就連日本佛教、韓國佛教、歐美佛教、東南亞佛教也無一例外地知道智者大師是佛教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次田大作在《我的天台觀》書中，這個“天台”非特指地名天台，而是天台智者大師的簡稱（當然也包括天台宗）。賴永海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通史（第六卷）·第一節 天台宗的法脈傳承與分佈》中更明確指出了天台宗和智者大師的地位：“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出現的宗派，同時也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其創始人是陳、隋之際的智顗……天台宗和三論宗對於龍樹思想之接受和態度是不同的，三論宗基本上沿襲了龍樹的‘真俗二諦’的‘中道論’並加以發揮，而天台宗則從龍樹的‘真俗二諦’中道論中引申出了空、假、中‘三諦圓融’的學說，並且還在龍樹‘三智（道種智、一切智和一切種智）一心次第得’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三智一心一時得’的‘一心三觀’思想，這表明天台宗是在對龍樹進行‘揚棄’地繼承，而不是像三論宗那樣對龍樹進行‘拿來’地繼承——這是天台宗比三論宗在思想上更為豐富多彩，並最終能夠超越後者而在中國佛教史上更具生命力的一個根本原因。”這是《中國佛教通史》權威的結論。
因智者大師與高足章安灌頂在天台宗史上的作用不同，也決定了他們的歷史地位也不同。智者大師的作用是創宗立派：智者大師教觀總持，解行並進，破斥南北，會融三教，創立了獨特的天台宗哲學思想體系。在禪觀修習上，比定慧為“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即《童蒙止觀》))，正式確立了“定慧雙修、止觀並重”的修習原則；在判教上，取“南三(三時教、四時教、五時教)北七(五時教、半滿二教、四宗、五宗、六宗、二種大乘教、一音教)”之長，創立了“五時(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般)八教(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前四者為化儀四教，後四者為化法四教)”的判教體系，把《法華經》列為佛的最高最後說法；在融會儒道二教上，將儒之“五經(《詩》、《書》、《易》、《禮》、《春秋》)”、“五常(仁、義、禮、智、信)”，道之“五行(金、木、水、火、土)”，比為佛教之“五戒”(《摩訶止觀》卷六)，並把“神仙”西周王子晉、“武聖”關羽作為佛之護法伽藍(《佛祖統記》卷六及《天台山方外志·神明考》)；在教義上，依據《法華經》確定觀的對象為諸法實相，並吸取僧肇《不真空論》中“立處即真”的思想，把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觀”發展為“三諦圓融”之說，並以“一念三千，’加以發揮，成為天台宗哲學思想的核心。天台三大部的完成，是天台宗思想體系形成的主要標誌。
陳隋王朝鼎力相助，奠定天台宗的物質基礎；創建天台山國清寺，標誌著天台宗的正式形成。智者處“二武滅佛”之後，更明“佛法再興”、“仰酬外護”之理(《國清百錄·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因而，他常為國祈福，“為至尊對御，願寶曆遐長，天祚永久”(《國清百錄·敬禮法第二》)。臨終之際，還遺書楊廣，表示身後“如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國清百錄·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隋滅陳後，又緊附新朝，為晉王楊廣授菩薩戒，楊廣尊其為智者，智者尊其為總持。《國清百錄》中輯有智者與陳隋王朝信函往復達50餘件，足以證明與王權關係之深，故唐顏真卿《天台智者大師畫贊》稱其“陳隋二代，三朝國師”。由於陳隋王朝的支持，奠定了天台宗的物質基礎。陳太建九年(577)，宣帝敕“割始豐縣(即天台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國清百錄·宣帝施物第六》)。一縣賦稅，成為智者創業之本。
隋開皇十七年(597)，智者臨終之際，遺書晉王，乞求寺田：“(天台)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翦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為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亦楊廣為智者所建)貫十僧住天台寺。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國清百錄·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楊廣一應智者所求。在建國清寺前，系智者大師親自選堪寺院地形，在五峰縈繞、雙澗回瀾（象徵“五時八教”）的絕佳地形中選取了這方風水寶地。並親畫寺院圖形，託灌頂帶與晉王楊廣。並留下“寺若成、國即清”讖語。翌年二月，命司馬王弘入山督造寺院，並施廢寺水田、肥田良地於天台僧眾(《國清百錄·王答遺旨文第六十六》)。仁壽元年(601)九月，寺宇建成(《國清百錄·天台眾謝造寺成啟第七十三》)；此即為中國佛教天台宗的根本道場，日本、韓國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山國清寺。
而灌頂的作用是承前啟後，創建國清寺與結集智者大師的著作。灌頂(561—632)，字法雲，俗姓吳，原籍常州宜興(江蘇宜興)，祖世因避亂徙居臨海章安(今屬浙江台州市椒江區)，故又稱“章安尊者”。自幼失怙，7歲從章安攝靜寺慧拯出家。年二十受具戒。陳至德元年(583)投天台修禪寺師事智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續高僧傳·灌頂傳》)。自此隨侍左右，記師所說，“三宮廬阜；九向衡峰”，未嘗分離。開皇十五年(595)秋，隨師歸天台。智者寂後，灌頂將其遺書及《淨名經文疏》帶至揚州，獻於楊廣。旋奉楊廣命，隨司馬王弘入山設千僧會，建國清寺。仁壽元年(601)，寺宇初成，暫名天台寺，大業元年改為國清寺，是年適值楊廣入嗣，灌頂以僧使身份出山參賀。翌年，應詔帶《法華玄義》及《淨名經文疏》至長安，繕寫校勘，於宮廷中廣為傳弘。隋末兵興，歸隱山寺，潛心著述。唐貞觀六年(632)，寂於國清寺僧房，終年72歲。著有《國清百錄》、《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天台八教大意》、《涅般玄義》、《涅般文句》等。撰寫祖師傳記，上溯智者、慧思、慧廣、龍樹四世，天台法統至此漸明(《摩訶止觀緣起》)。又智者平時弘法“不畜章疏”，其“天台三大部”與“天台五小部”等均由灌頂集錄成書，而得以流傳於世。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七認為：“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辨宣說，以被當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遍記之才（昔河南有一遍照。蒲州有不聽泰），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即阿難）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如此評價還是較為中肯的。
三吉藏住會稽秦望山嘉祥寺。久慕智者之名，於開皇十七年(597)八月廿一日，與僧眾百餘人致書請講《法華經》。其書信首先對天台山勝景福地表示了非常向往，“赤城丹水，仙宅隩區。佛隴香罏，聖果福地。復經擅美，孫《賦》稱奇”。其次對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弘法佈道表示極為尊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猶“如周旦歿，後孔丘命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光顯大乘，開發秘教。千年之與五百，實覆在於今日”。並讚揚“南嶽睿聖，天台明哲”，有如“釋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因“謹共禪眾一百餘僧。奉請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眾聖之喉襟。諸經之關鍵”（《國清百錄·卷三·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第一百三》）。遺憾的是智者大師因病未能赴講。
《佛祖統紀》卷七還記載將三論宗創始人吉藏曾向智者大師弟子灌頂學習天台宗。灌頂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說《法華經》，瓶瀉無滯，玄義迭陳，時人讚歎不置，有“跨朗、籠基、超雲、邁印”之譽。（朗、基、雲三師，並見唐《續高僧傳》，印師未詳）。會稽郡有嘉祥吉藏，先已著疏解《法華》，聽章安講此經後，即廢講散眾，投足章安座下請益，深悔從前疏解之妄（《佛祖統紀》卷七《灌頂傳》）。因智者大師獨創以“五重玄義”詳釋《法華經》經題，概說此經要旨，為天台宗關於整個佛教的概論。吉藏亦以“五重玄義”來闡釋《仁王經》，其《仁王經疏》上卷說：“天台智者，於眾經中闡明五義，今於部例，亦五門分別。第一，釋經名；第二，出經體；第三，明宗經；第四，辨經用；第五，論教相”。（日僧最澄《大唐新羅諸宗義匠依憑天台集》，見《傳教大師全集》第五冊)。後攝取《法華玄義》之旨，創立了三論宗。
《佛祖統紀》卷十《章安世家·吉藏傳》載“禪師吉藏。金陵人。七歲依興皇朗法師出家。諮決大義。後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著章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眾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暨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華玄義》。髮捲一覽，即便感悟。乃焚棄舊疏，深悔前作。來投章安，諮受觀法。”因而《佛祖統紀》卷十《章安世家》將吉藏列為灌頂門下第三位弟子。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序》也指出吉藏曾向灌頂學習天台宗教義：“隋朝取得江南百越後，吉藏去金陵，東遊吳越，住會稽秦望山嘉祥寺十五年，在此講經說法，聽眾常至千餘人，因而後人稱為“嘉祥大師”。因吉藏曾請智者大師赴會稽請講《法華》未果，吉藏只好從智者大師高足灌頂學習天台宗教義。”由此可知，誰是佛教中國化第一個宗派，天台宗思想體系究竟形成於誰，實際創始人是誰？豈非一目瞭然！
2018年7月21日凌晨3時50分成文於古海門楓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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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一是三論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慈恩宗、唯識宗，三是天台宗又名法華宗，四是賢首宗又名華嚴宗，五是禪宗，六是淨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性、相、臺、賢、禪、淨、律、密八大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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