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跟日本侵略者打著仗，一邊還賠著不平等條約的「欠帳」

1900年中國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愛國運動。5月駐北京的十一國公使團要求清政府鎮壓，俄、英法、美意日等六國的海軍陸戰隊開進北京。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危如累卵的封建統治，承認義和團的鬥爭，向列強宣戰。6月，救援北京的各國陸戰隊同清政府的正規軍和義和團作戰，佔領大沽，但無力向北京、天津進軍。需要派遣大量的陸軍，此時英國正忙於穩定南非（布爾戰爭），美國正在鎮壓菲律賓人民起義，俄、德因為距離中國遠出兵尚需時日，這時候只有日本出馬了。當時的山縣內閣和日本軍部已估計到各列強會要求救援，盤算答應這個要求“將來掌握東洋霸權的開端”。（1）派出了22000多人的日軍參戰,佔八國聯軍的三分之二，成為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和北京的主力軍。

日本在這場聯合侵華戰爭中不但殘酷地殺戮中國人民,而且在所到之處大肆搶劫,如在攻佔天津後搶銀232600餘兩,在通州搶銀129400餘兩。（2）攻佔北京後更是肆無忌憚,日軍搶在各國之前先是從戶部銀庫搬了2914856兩銀子送到日本使館,繼則從戶部的緞匹庫和顏料庫搶劫無數綾羅錦緞,還洗劫了內務府倉庫所存的倉米和全部銀兩。據統計,日本的搶劫共達367萬餘兩。（3）日本的這些搶劫是一種有組織的行為,他們所搶劫的銀兩、武器、糧食大部分歸於國家,其中留給侵華部隊的銀兩為214286兩,佔總額的7%,交給日本中央金庫1928571兩,佔總額的66%，其餘的則歸陸軍省支配。（4）

10月，眾多強盜召開了分贓大會，第二年9月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加劇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進程。這次分贓大會，日本首次以強盜身份出席，日本的武力受到列席的強盜們的“交口稱讚”。分贓過程中，1901年3月28日,美國公使柔克義向公使團提交了備忘錄:“各國要求中國的賠款總數應當儘量合理,決不能超過中國的支付能力”,日本立即起而響應,表示“相信各國可能須要考慮縮減賠款。”日本侵略者這麼做不是有什麼好心。19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加大了擴軍的力度,財政危機嚴重,特別是在侵華的八國聯軍中日本出兵人數多,軍費開支很大,日本急於取得賠款來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局面,以免長期爭執不決。（5）

1901年4月10日,日本第一個提出了它的索賠要求,其政府要求為47574000日元(日本確定該數的依據是:截止到1901年3月31日,日本政府包括陸海軍軍費在內的實際支出是40916000日元,當時估計4月份以後每月尚須增2000000元,按此標準計算到7月1日,共為46916000元,再加上鐵路修理費658000元,共計47574000元),民間賠償要求為2500000日元(此數系日本政府在當時的初步估計),兩項合計50074000日元,閤中國海關銀35577577兩。接著其他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各自的具體要求,合計共達46000餘萬兩,最後賠款委員會(外國公使團成立的專門處理向中國索取戰爭賠償的機構)正式確定償金總額為6500萬鎊,閤中國海關銀45000萬兩。各國向中國索取款的總數大致確定後,日本看到其它國家所提出的要求高於它的要求,後悔它當初所提出的50074000日元的數目太低,因此,當5月間各國討論中國賠款的利息時,日本反對將利息定為4釐,堅持要求按5%的利息計算,或者在其原來提出的數額上再增加1/4。（6）日本的這一要求除了英國表示同情外,其它列強均表示反對,無奈之下,日本只好放棄這一要求。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俄、英、美、日、德、法、意、奧、西、比、荷11國簽訂了《辛丑條約》,將45000萬兩的賠款數目以條約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

各國在確定了各自的所得數後,又與清政府就賠款是屬於銀本位還是金本位的問題進行了爭執。本來按條約規定中國應付與各國海關銀,但在銀價日益下跌的情況下,帝國主義國家感到按銀付款對他們不利,於是便以條約中規定有海關兩和外幣比價為藉口進行訛詐,無理堅持賠款為金本位賠款。

日本共獲得庚子賠款本息合計為關平銀三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一百兩，佔總額的7.3818%，摺合英鎊為一千零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零八磅。（1.558銀元=1關平兩；1.114規平兩=1關平兩）（8）

日本“退還”庚子賠款

美國“退還庚款餘額“給與日本極大啟示，日本也欲效仿。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債務國變成債權國，日本在1913年對外債權與對外債務兩項項相抵，是總數達十二億二千四百萬日元的負債國家，而自1915年到1918年間，超收約達二十八億日元，一躍成為擁有十三億七千萬日元的債權國家。有能力效仿美國進行所謂的“退還”庚子賠款了。日本議員竹內正志說：“日本尚餘庚子賠款不過七千萬餘萬日元，只及兩艘戰艦。多此兩艘，在國防上又能增強幾許強味？若與之生利，每年可得三百五十萬圓，用於中國教育、文化之事業，十年、二十年之後，中國之面目當為之一新。以之輔助留學生學費每年每人不過伍佰元，千人僅五十萬圓，其效必大。以其所餘數百萬，在中國南北建設大學，對兩國親善之功，難以估量。”

和美國的“退還庚子賠款”的用意別無二至，但美國家底厚，目光更長遠；日本家底薄，表現的更為雞賊。到1922年11月期滿時，中國“所欠”日本庚子賠款大概是72，121，578圓扣除1917年預付之利息，際應付之餘額為72，108，766圓。1923年日本國會通過“將庚款餘額及解決山東懸案所得之庫券及賠償金一併移充對華文化事業之用。”。經日本政府於1923年3月30日以法令公佈，其所動用之款，包括下列各項：

1庚款餘額本息72，108，776日元。

2青島財產六釐庫券5，300，000元。

3膠濟鐵路六釐庫券14，500，000元。

山東礦山公司補償金（無息）2，326，135元

必須提出的是，這些款項是“移充對華文化事業之用”而不是退還，從這一點來說日本還不如美國“大氣”。

1924年2月6日,中日雙方正式簽訂了《關於以庚子賠款辦理對華文化事業之協定》(以下簡稱《中日文化協定》),共9款,決定由中日雙方各出10人組成評議委員會。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380萬元投資對華文化事業,其中以233.4萬餘元作為圖書館、人文科學研究所、自然科學研究所的設置基金,剩餘的147.2萬餘元,除支付日本文化事務局薪俸及車費10萬餘元外,以135.58萬元為事業費、用於兩國交流演講及互派學生旅行費、留日中國學生補助費等。

1924年2月9日，中國駐日公使王寶榮與日本對華文化事務局長出淵騰次訂立《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協定規定：“日本政府在庚款下撥出經費若干，充對文化事業之用”。

（一）“對華文化事業之內容”：

日本方面舉行對華文化事業時，應將中國方面有識階級之代表的意見十分之尊重。

庚子賠款項下資金，主要用於中國人所辦之文化事業，至於對日本在山東所已設之學校、病院及其它現時日本各團體在華經營之文化事業，其補助專就關係山東專項下之資金支出之。

在北京地方設立自然科學院及人文科學研究所。

4在上海地方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

5辦理兩項事業應支經費隨後另定之。

6將來庚子賠款項下資金有盈餘時，應再舉辦下開各事業：

a適當地點設立博物館。

b在濟南地方設立醫科大學，以病院附屬之。

7對於第三項至第六項所開各事業，設評議員會，以中日兩國人組織之。其員數各評議員，以中日兩國人組織之。其員數各評議員會約二十名，中日雙方各十名，由雙方協商，另選中國人一名為會長。

8北京圖書館及研究所之用地，由中國政府免費撥給。

9救恤費之名義，應從速改為慈善費或其他名稱

（二）設留日庚款補助費生名額：

其在日本國內方面之文化事業，即為設置庚款補助費生名額，共三百二十名，除十名由中國教育部在國立大學教授中直接選派外，其餘名額均在留日各大學及專門學校中選補，由中國駐日留學生監督處商得日本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同意辦理。

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又頒佈了《解釋補助費分配辦法條文疑義》。這裡就不一一詳細的說明了。

《日本對華教育文化事業協定》簽訂後，遭到我國的有識之士的反對。蘇州市鄉公報《庚款用途危言》評論的最為精闢：“俄國曾言無條件退還，但用途今天尚加干涉，他國則不言可知。各國的美意，適為中國他日之憂，中國和外國和組之機構，無過僅具名而已；如用以教育，即各國共管教育權；如用以實業，及公管實業權。教育、實業乃國家命脈，何能與人公管？！賠款終了，恐委員會仍存……”培養政府中親日一族，以達到其經濟侵略的目的！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早在日本初議將中國庚款用於“對華文化事業”之時即起而反對。1923年6月26日,留日學生總會發表宣言,認為日本對在日中國留學生的補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禍心,不能接受。7月,留日學生又發表宣言,指出:“日本對華文化事業不容中國人參加意見,只為日本帝國利益打算,全不計及中國人本身之利益,這分明是日本在中國大陸上實施殖民政策之前驅或附屬事業而已。”

1928年後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建議廢除前項協定，呈准國民黨政府，由外交部與日本方面一面交涉文化協定的廢至，希望依據歐美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前例，將此款退還給中國。此案歷久未決，而參加評議會的中方委員由教育部宣佈一致退出該會。1929年7月，教育部宣佈廢止《文化協定》並通知全國，嗣後如有人赴日參觀，不得接受日本文化事業部之“庚款”補助。

宋李氏瀟湘臥遊圖（局部）紙本水墨縱三〇·二釐米橫三九九·四釐米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日本動用庚款從事的“文化事業”

日本動用庚款從事的“文化事業”，自我標榜曰：1.為了促使中國的教育、科學、藝術、衛生、救濟事業以及其他發展中國文化的事業;2.為了增加僑居日本的中國人的福利事業;3.為了日本對中國各種學術研究的事業。

然而，1924年到1934年10年時間裡日本利用庚款主要是在北京成立了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所,在東京成立了東方文化學院三個機構。其次是資助了大量的日本在華各類團體,如東亞同文會、同仁會、日華學會、在華居留民團等,此外便是資助中國的留日學生。在這些被資助的“文化事業”中,北京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僅僅是從事了一點《四庫全書》的補遺和續編。這還算做了一點點有益於中國文化事業的事。

設在東京的東方文化學院組建後大肆收購中國的珍貴圖書,僅在1929年8月在天津收購了陶湘的藏書17000冊,在杭州收購了東海藏書樓的47000冊圖書。日本資助的各類在華團體及下設機構,多數是以從事對華侵略為目的。如日本在上海經辦的東亞同文書院截止到1938年4月,收集了有關中國國情的大量資料,其中許多是日本在華企業所需要的,它在對中國國情的調查中培養了近3000名中國通,都被陸續派往各類日本在華企業服務。（9）

從1923年底到1937年14年間,中國共付給日本庚子賠款達45731181日元,加上青島公有財產及製鹽業補助國庫券1925年9月前的總額,這樣,中國實付與日本的數額為46267066日元,庚款收入佔99%,而在這些費用的支出中,由中國人所用部分僅為留日學生之補助和中國學者學生之訪問費用,兩項共計6100000元,不到整個用費的19%。（10）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列隊走在吉林街頭

信譽卓著

1931年的中國是多事之秋，既有天災——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等流域暴雨成災，17省受災，受災人口8000萬到1億；又有人禍——由於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東三省淪陷，中國失去了唯一外貿出超地區。儘管如此對日庚子賠款仍繼續，不可不謂之曰：“信譽卓著”也！

1932年宋子文發佈《關於維持債信的宣言》：“吾國去歲以來，遭空前未有之水災，舉國方救災恤難之不暇，而遼寧之變乘之而起，稅收成弩末，債市一蹶不振，政府處萬分艱難之中……政府對於債信之維持，責無旁貸，自當尊重而履行之。”（11）1934年賠付庚子賠款：38，872，156元，其中日本部分為：6302352元（法幣）；1935年賠付日本庚款英金393897鎊，按14元5角摺合法幣5711507元；1936年賠償日本庚子賠款6696250元（法幣）。1937年7月1日全面抗戰即將爆發前國民黨政府預算也已把賠付日本的庚子賠款列入計劃，《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歲出經常門 第十四款 債務費 第二項 外債 第三項 庚子賠款 第三目 日本 6696250元（法幣）。

上圖為1934年《大公報》評論9.18之後對日賠付庚子賠款的問題，其最後說：“日本以武力侵我東北四省，侵為土地奴我人民，日本與我國已為敵國，未付之庚款理應停止照付…………至我國恢復東四省後，再議善後辦法。非我故意不履行條約，實日本無理於先，我當之可報於無理於後也。況日本將移此款助長叛逆之勢也！”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意識到繼續賠付日本庚子賠款無外乎為敵人制造殺害自己的彈藥，但是還沒有說出“愛咋地、咋地，反正是不平等條約，老子不執行！”這一切源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代表大地主和城市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政府表現的更為軟弱，也更可恥！

中國海關由英國控制,全面抗戰爆發後，英國出於自身利益計堅持對日綏靖政策,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以所謂“保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為名,竭力主張中國照舊支付對日庚子賠款,他認為:“倘中國政府此刻即將該項債、款停止撥付,日本軍事當局或因之對海關發生干涉舉動,津奉一帶海關尤屬危險,假如因此事致該兩處海關被其攫奪,政府損失勢將遠過於應付日方債賠款之數……如該項債賠款必須予以停付,為免除對於海關行政完整發生不良影響計,竊以為應付之款項暫存於一中立國之銀行,俟將來恢復和平時再為處理,緣如此辦理,在中國政府方面既無資敵之虞,而在日本方面亦不致借為口實,對於海關行政加以干涉。” (12)

在梅樂和建議下孔祥熙同意了繼續支付日寇庚款。1937年8月26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應付日庚款及善後借款，為維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計，仍應暫予照付，以全債信而免糾紛。除面陳次座外，謹電鑑核。”1937年8月27日孔祥熙致梅樂和電：“宥電悉。月款可照議照付。”《1937年9月7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11969號呈》案奉鈞署關滬字第五九號東秘代電，內開：“關於日本債、賠各款……民國二年之善後借款，應按月撥付本息基金，交由日本正金銀行經收辦理。其本年九月份應撥之款，計英金三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鎊十一先令三便士，包括俄發部分四分之一計計英金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三鎊六先令三便士在內（以蘇聯放棄之庚款作為債券獲得利息之部分，賠償日本貸款），繫於八月十八日到期，業經照常於八月十七日撥付。至日本庚子賠款部分計英金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鎊十五先令，繫於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鈞署八月三日電暫緩撥付，未即照付。嗣於八月三十一日奉準撥付，即於當日將款如數撥出，已由日方收訖。嗣後對於日本債、賠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應遵照此次電令，仍照向例按月照撥，以全債信……當一二八淞滬會戰之時，善後借款按月撥付應撥日本之部分，亦按期照付……。”(13)也就是說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仍賠付日本庚款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鎊十五先令。

一邊跟日本侵略者打著仗，一邊還賠著不平等條約的“欠賬”。引起國內人民的堅決反對,迫於壓力國民政府財政部命令海關稅務司自1937年9月起,每月應付日本部分庚子賠款不再撥付正金銀行,改由總稅務司在匯豐銀行開立海關總稅務司日本庚子賠款專帳,於月終到期時循例如數由關稅項下提存。《1937年10月9日財政部致梅樂和關字第41158號訓令》據關務署案呈：“所有應撥日本部分庚子賠款……存於備付日本部分庚子賠款專帳自應照向例辦理，以昭劃一，仰並遵辦。”(14)

1938年5月2日,英國與日本訂立了《關於中國海關償債問題的暫時協定》,其中規定:所有淪陷各海關稅收及現存於各該地匯豐銀行之稅款,全數交各該地日本正金銀行存儲。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致函蔣介石,聲稱日方承認撥付關稅擔保外債之相當部分,這對中國有益,並勸中國“勿採取足使不能實行協定之任何行動”。英日海關協定的出籠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新華日報》在5月5日發表短評,表示“英日協定根本違法,不能生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也向英方提出照會,聲明中國不受協定約束,並保留對海關一切權利與自由。由於中國人民的反對,再加上日本本身又拒不執行英日協定,拒絕從佔領區各關稅款中撥付外債和賠款,因此,英國最後並沒有認真執行協定,未把積存之匯豐銀行的庚子賠款撥交正金銀行。因此自1937年9月以來的對日庚款也就一直存在匯豐銀行日本庚款專帳內,一直存儲了16個月。

截至到1943年賬戶餘額為英鎊525196英鎊2便士沒有支付給日本侵略者，日後被國民黨政府聘請的英國籍海關人員侵吞。《1944年1月19日郝樂致李度第116號密呈》：“接道1943年10月5日密令後，經向匯豐銀行接洽。現在已將該項日本庚款525196英鎊2便士如數提出，存入新開立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特別養老金賬戶內，並另用正式呈文報告。”（15）

不僅如此，1938年9月8日國民黨財政部財政整理會秘書長曾熔甫為了方便向“洋大人”借款提議說：“若我於正在商量借款之中遽行停付外債，恐行不良影響。竊以為宜於盟約第十七條發生障礙時，訓令出席代表於討論聯合借款席上，露出借款不成我國將停付一切外債，俾可促成聯合借款。又，我國外債債主英國為多，停付外債與英方關係較大，羅斯爵士素極關懷中國債務，若能事先示以借款不成停付外債之意，於事不無利益。……”（16）用不賠償不平等條約威脅“洋大人”——你不借錢，我就不還錢，骨子裡含鈣量太低！這其中預計償還日本1938年度的庚款三十九萬四千鎊，也赫然列入其中。（17）

“威脅”還是奏效了，1939年3月，依靠英國貸款，成立1,000英鎊匯兌平準基金，為了穩定法幣幣值，國民黨政府在黑市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8便士又四分之一的法幣對英鎊的黑市價。國民參政會指出：“中英匯兌平準基金一千萬磅，不到四個月，即因上海方面新設工廠數百家進口原料大增之故，即行告罄，而後方文化建設事業，反得不到公允之分配。”1940年9月10日《新華日報》評價：“這些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被日寇套買去了。”明知道無論拋出多少外匯都會被日寇套走生產殺害中國人民的武器的根本原因，還是用國民黨的電文作答最好。1934年3月出任中央銀行業務局總經理，抗戰爆發後奉命駐港參加財政部平準基金委員會，負責維持法幣匯價的著名銀行界洋買辦席德懋於1937年8月2日致孔祥熙密電：“自7月13日至31日，因中日戰爭危機拋售外匯3,885,000英鎊;3,884,000美元。”“上海時報、商業金融時報對我國政府措施將匯價盯住在較低水平，無限制供應各方面需求，從而支持您1935年1月3日宣佈的政策，是表示贊成的。”（18）對於依靠自身戰勝日寇信心不足，乞望於洋大人。

國民黨政府所做的一切，洋大人“看在眼裡，愛在心裡”。美英等國要求中國維持一個比較低的匯率，根本原因有兩個：擴大其產品出口，廉價進口中國初級工農業產品；縱容日本套取中國外匯，有助於美國對日出口。1937年，美國對日輸出額為28,967.5萬美元，1938年為23,957.5萬美元;美國對日的石油出口，從1931年的2,281萬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3,530萬美元，佔日本進口石油的一半。1937年，美國對日廢鋼鐵的出口是1931年的40倍，價值達3,741萬美元，佔日本廢鋼鐵進口的90%。英國對日出口約佔美國對日出口的20%。

國民黨政府開創了世界戰爭史的奇蹟，一面打仗一面賠付侵略者強加於己的不平等條約賠款；一面向“洋大人”借款然後任由敵人套走，購買原料生產殺害自己國家人民的武器。

1942年尹任先撰《戰後外債部分質量檢討》統計仍欠日本庚款二百九一萬一千七百六十英鎊。（19）用總額一千零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零八磅減去仍欠部分就是已經賠付日本庚款部分為：八百零三萬三千零四十八磅。全面抗戰後由於大面積國土淪喪，以關稅、一部分鹽稅為擔保的庚子賠款無從談起，,為了所謂“維護國債信譽”,在國統區從1939年1月至1941年11月,將應由關稅支付的債、賠款改用攤存的辦法存於中央銀行,共計撥存重慶中央銀行，總稅務司日本部分之庚子賠款攤存為法幣3373360元,由於國統區惡性通貨膨脹,在1949年1月7日以1.13元金圓券做了一次性承銷，等同廢紙。（20）

行文至此可以結束了，筆者在寫就這篇文章時查閱了一些當年國民黨政府的檔案資料，抗戰勝利對日庚子賠款自動取消，對美英等國庚款由於是戰勝國也已取消，但是“善後大借款”、“美棉借款”、甚至北洋政府向“洋大人”的借款，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前夕還討論如何償還。這一切都源於國民黨政權的買辦性，而“洋大人”看中的正是國民黨政權的奴才嘴臉，希冀讓中國永遠成為美英等國的殖民地，廉價的輸出原材料，高價進口工業品，永遠仰人鼻息的活著。但是中國永遠有一群寧肯站著死，不肯跪下生的人，他們前赴後繼、浴血戰鬥。終於在人民領袖毛澤東帶領下，成立了一個新的中國，讓他們自己和子孫後代可以昂首挺胸的活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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