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家庭农场的个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350万，变革前80年代中期的270万减少到如今的220万，耕种的土地却由80年代占全国耕地75%上升到1994年占85%。农场的规模与效益显然都改善了。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提起“剧变”后的东欧农业，人们往往有一种“一哄而散闹单干”的印象，其实远不那么简单。波兰农业有“小农为主”的传统。战后集体化的政策主张并未使这一传统有质的改变，农业的高增长也继续得益于这一传统。
在东欧诸国中，波兰的农业很有特点。它与前南斯拉夫是东欧仅有的两个剧变前并未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
波兰小农是有历史传统的。波兰本土，即除二战中被苏联兼并的“东波兰”和战后得自德国的“西波兰”之外的中部领土，在战前就以“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极度分散为特征”，自耕农经济一直居于优势。大致而言，波兰在 共 产 党 执政前已经是“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国家。农民在土改中受惠有限，也就不易从感恩之情出发接受波党的集体化的主张。这恐怕是几十年来波兰一直没搞集体化的原因之一。
战后初期，波兰在东方“阵营”中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度曾颇为激进，1950年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就已占了耕地的11%，其比重在“阵营”中名列第二，甚至比当时的苏联还高。然而这些国营农场主要建立在西波兰德国人留下的土地上，与波兰小农关系不大。贝鲁特政府虽然在苏联影响下于1951年起搞集体化，但阻力甚大，到1955年农业社发展至最高点时也只占耕地面积的11%，却已引起农村紧张与农业停滞。苏 共 二十大后哥穆尔卡执政，大幅度调整政策，基础脆弱的集体农业大都自然解体，到1957年仅剩下1%。由于个体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鼓励，这一时期农业产量大有提高。从1955年至1960年粮食产量的“五年增长”时期号称战后波兰小农的“黄金时代”。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波兰又试图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但并不表现于把个体农业集体化，而是表现于国营农场的扩大和被称为“农业集团”的合作制度的推行。“农业集团”得到国家资金帮助，有一定的垄断性，其任务是集中向个体农民提供所需的大部分机械服务。到1965年，与350万个体农户相对应的是36万国营农场工人、5万国营农机服务站工人与11.4万“农业集团”工人。
在盖莱克当政时期，以国家福利为主，农民合作为辅的方式于1972年实行农民公费医疗，1978年实行农民退休制，以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观念。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波兰仍实行防止农村资产阶级成长的政策。这期间对农民一直实行低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拖拉机及其他机械极少卖给个体农户，并规定农户土地不能继承，年老与残疾农民须将土地交还国家等等。但是，政府对农民农场规模的限制较松，因此个体农民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高度专业化的集约式农场经营中（尤其是市郊的蔬菜、水果、花卉等方面），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私人企业家，成为一个新兴阶层。不过大部分农户经营规模是相当小的，他们仍主要靠马匹为牵引力。
1968年波兰再次调整政策，允许个体农户购买拖拉机，同时完全取消义务交售制，改用奖售的办法把食糖定量分配额同农民交售给国家的农产品挂钩，以资鼓励。
20世纪80年代后，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波兰政府穷于应付动荡的政局，谈不上长远的农业政策。但农民农场经济仍有发展，并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剧变”，对于本来就一直“单干”的波兰小农来说，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有什么明显变化。波兰不像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因解散农业集体、实行农业私有化而产生震荡，剧变后的政府虽然也搞过“退赔式私有化”，但比重很小。同时，如前所述，战前波兰本来地主也不多，因而农村中并不存在多少“反攻倒算”问题。
波兰农民。Adam Panczuk摄影。
然而在实行“休克疗法”的剧变后头两年，波兰农民的日子仍不好过。这是因为：第一，“休克”时期的波兰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国家的农业补贴预算剧减；第二，在以冻结工资、放开物价为特征的“休克”环境下，波兰居民的农产品消费水平一度出现下降，因而产生了“需求屏障”，农产品销路不畅，而农用生产资料却大幅度涨价，农民叫苦不迭；第三，波兰农产品出口市场萎缩，传统的经互会市场已经不行了，而西欧又盛行农业保护主义。欧共体的农业高补贴与关税壁垒政策使得缺少国家补贴支持的波兰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第四，剧变后初期西方为支持波兰转轨而提供了援助，但其中相当部分并非提供资金，而是提供商品，尤其是食品（实际上是西方的“过剩”农产品），使波兰农产品本来就已萎缩的市场进一步受到挤压。这一切加上3年间自然灾害较重，使波兰农民一时处于严重的困境。工业中的“权贵私有化”被剧变后的“民主”政府制止，而“公平的私有化”又久议不决，遂使波兰企业的产权变革在剧变后头两年反而比以前放慢了，在农业中“单干”农户的处境反而一度比国营农场还困难。1989年到1992年农业累计减产24%。以小农为基础的波兰农民党曾在剧变中投靠团结工会，这时却又重新摆向“左”，与“前共产党人”建立的社会民主党一起结成了左翼联盟。
然而这些困难毕竟已不再是体制性的，因此随着“休克疗法”阵痛期的过去，波兰农民经济恢复了活力。根据波兰的国情，新政府农业政策的重点不是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搞农业产权改革，而是创造宏观条件，通过市场机制逐步消除边际农户（主要是不经济的兼业农），使农场达到合理规模，同时还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剧变前的“农业集团”改造成更具有自治性的民间合作网络。几年来，这一政策虽历经多次政府更迭与“左派”复出，而仍然保持了连续性，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早在1991年的大旱之年，波兰农民便生产了2750万吨谷物与280万吨肉类，分别比变革前正常状况下的1986年增长10%与1%。虽然次年复因气候与市场条件恶化而产量再跌，但到1993年农业终于全面回升，这一年农业产值增长达15%。1994年农业因灾减产7%，但1995年又是丰收，谷物总产量比1994年增加19%，预计全年农业产值可增长6%。
与此同时，波兰家庭农场的个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350万，变革前80年代中期的270万减少到如今的220万，耕种的土地却由80年代占全国耕地75%上升到1994年占85%。农场的规模与效益显然都改善了。
从传统时代到如今，波兰农民都保持着独户散居（独家庄院或独立农场）的聚落类型，与俄罗斯农村的村庄聚居和南斯拉夫人的大村落大异其趣，而与近代西欧农村的聚落类型相似。笔者于1992年访问了著名的奥得河流域“大波兰农业区”，那里的田园风光令人陶醉：蓝天白云之下，绿毯似的大地上点缀着一个个农家院落。别墅式的住宅、场院里的大马力成套农业机械和引人注目的筒仓，显示着现代农业的气派。在卡里什省亚罗钦小镇附近的瓦尔塔河畔，我偶然在一个家庭农场过夜。漂亮的庄院外是一片一人多高的黑麦，麦海中间隔着规划得方方正正的甜菜地。农场主十分健谈，谈话的大半内容是对政府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但言谈间提到：附近一所原青年联盟的营地最近准备拍卖，他对此极感兴趣，打算参加购地竞争以便扩大农场经营面积。他的牢骚在发，而他的事业也在扩展。也许，这也就是波兰农民——农场主们目前状况的一个缩影？
摘自《东欧札记二种》，金雁著。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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