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之爭:談古代軍事(中)

長城是個好辦法

既然是防禦為主旋律,那麼其核心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選擇一條什麼位置和走向的防線,這顯然是個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但原則是共通的:這條防線必然儘量沿著適宜農耕的氣候區來走,例外當然會有,比如一個地區雖然超出了農耕文明區但卻卡主了重要的交通要道或者是個易守難攻的要塞支撐點,那麼如果可能就必須拿下並守住,從而大大減輕後方的軍事壓力。而如果一個地區雖然適宜耕種但卻突出於適合防禦的地形之外,那麼如果外部軍事壓力太大,也就只能不得不放棄。

當然,這裡還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交界線附近的牧場,農耕文明帝國也需要騎兵部隊,而為這些騎兵配備足夠的戰馬就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情。農耕帝國內部的平原地區生存密度往往很大,阡陌縱橫,雞犬相聞,不可能搞出廣大的牧場來放養馬匹,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沿著邊境線佔據一些可農可牧的地區安置軍馬場。如果沒有足夠的軍馬場,那麼戰馬的主要來源就只能是通過和遊牧民族的邊境互市來進口,很顯然這種模式相當不靠譜,遊牧民族知道戰馬是自己最主要的優勢所在,他們所拿來交易的馬匹不論在質還是量上,都不可能滿足農耕帝國的軍事需求。中國古代帝國裡施行馬政最典型的是在唐代,唐初太宗至高宗麟德年間,唐朝的馬場“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八監,佈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此時的唐朝綿延千里的邊境牧場有70多萬匹馬,這些馬支撐起了威風八面的大唐騎兵部隊,保障了唐初農耕帝國對周邊民族的軍事優勢。

不過因為這些牧場沿農耕與遊牧的分界線分佈,極不穩定,最容易形成馬太效應,也就是農耕帝國強盛時就有更多的馬場和戰馬,這些資源更加強化其軍事優勢,這時就是良性循環。可是一旦因為某些原因,比如內亂而失去這些馬場,那麼就會導致軍事的衰敗,進而失去更多的馬場和要地,造成更大的軍事劣勢,形成惡性循環。而且不幸的是,邊境牧場在地理上是和北方的草原帶連為一體的,基本都是無險可守,因此受到遊牧民族軍事襲擊的可能性很高,也很難抵禦,一旦邊境軍事局面惡化,很容易損失大批馬匹並導致馬政衰敗。

接著我們說回到防線問題,在選定了位置之後,接下來就是以什麼方式來守衛,假如地形非常好,都是連綿的險峻山脈,只有零星的山口可供通行,或者是一條寬闊洶湧的大河作為天然防線,只有少數渡口適合橫渡,那自然是沒的說,只用修幾個要塞卡住這些點就行了,這樣的防禦是最節省成本也最為穩固的。任何一個軍事指揮官都會夢寐以求這種態勢,但現實中往往並沒有這麼理想,那就需要防禦者投入人力物力去將防線補齊和加強,最典型的例子是羅馬帝國,其在條頓堡森林之戰後,北部邊界放棄了將易北河作為防線,而是向西後退到了萊茵河,而其東北部的防線則是沿多瑙河,兩條大河之間有一個大約幾百千米寬的缺口,因此羅馬人修建了一道長牆作為防線的主軸,可見,修“長城”是古典世界再自然不過的軍事選擇。

當然,羅馬人修造的長牆不止這一處,現今保存最完整的哈德良長城位於英格蘭北部靠近蘇格蘭的地方,因為是皇帝哈德良主持修建而得名,長城包括城牆、瞭望塔、裡堡和城堡等,完整地代表了羅馬帝國時代的戍邊系統。而且這道117千米長的長城是用石塊建造,總共使用了75萬立方米的石料,工程量驚人,但卻只是動用了邊疆的3個軍團為主的力量來修建,是羅馬人工程能力的又一個集中體現。


文明與野蠻之爭:談古代軍事(中)


這道堅固的防線其實十分生動地說明了筆者前述的文明帝國的尷尬——這道長城北面的蘇格蘭地區其實並不大,只有不到8萬平方千米,直到今天其總人口也不過500多萬,當年在這塊土地上棲息的皮克特人肯定十分稀少,但羅馬帝國仍然選擇動用龐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一道高牆將其屏蔽在外,而不是動員國力軍力出擊以滅之,因為兩者比起來顯然還是前者更省心省力。原因就是筆者所說,出擊這些苦寒蠻荒之地,實在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效費比極低。

曾經有不少論調認為中國古代修建長城是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保守乃至懦弱,那純屬拍腦袋聯想下的胡扯。建造和維持一個穩固的防線是一個文明軍事帝國必然的舉措,只不過不同國家根據各自的條件,選擇的具體做法有所不同罷了。中國古代的長城也只是防禦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防禦體系包括自然的山體河流、駐紮軍隊的邊鎮關隘、前出的哨所、烽火臺等,是一個有耳目、有縱深、有支撐點的帶狀而非線狀的防禦態勢。

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一道牆絕不會是牢不可破的,一支大軍集中兵力於一點突破這道長城不是難事,那麼修造這樣的長牆的意義何在?答案是意義很大,正是因為邊境線太過漫長,那麼依靠兵力平均分配以將敵人拒之門外是不現實的,而遊牧民族因為擁有戰略機動力的優勢和選擇行動時間及襲擊地點的主動,農耕民族要想依靠偵知敵情後籌備物資、集結兵力後再出擊的模式,是註定無法滿足軍事需求的。因為集結的兵力少就無法正面戰勝大批前來的遊牧民族騎兵部隊,而集結過多則根本趕不上時間。但有一堵高牆就不同了,有了城牆、箭樓、堡壘的體系,少量兵力就可以抵抗很多襲擾,而遊牧民族想集結更多的兵力就需要廣泛的串聯調動和集結,這樣一來,態勢優劣的天平就向農耕文明傾斜了。進一步來看,假設遊牧民族突破了一點,可以穿過這裡南下,他們也失去了隨意選擇從其它地點撤退和再進入的可能,其後援和補給也同樣被限制在了這一條通道上,戰略機動的選擇大大減少。甚至於他們即使想拆掉長城,都是極其困難乃至無法完成的任務,假設城牆高5米寬3米,那麼僅僅是拆掉20米長的城牆來拓寬通道,都牽涉到六七百噸的土方工作量,這對於只是隨身攜帶基本打獵器具和弓矢刀槍的牧民來說,是想想都頭痛的任務。一支漢人步兵分隊趕到一處關隘就可以立即組織起有效防禦,而牧民佔據這樣的一段城牆或一座堡壘卻意義不大,因此長城對於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價值意義是不對等的,它只要存在,就天然利好於農耕文明。有句話叫做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對農耕文明而言是再貼切不過了,農耕文明在平時調動稠密的人力物力去修築起城牆,才可以避免危機來臨時防無可防的窘境。

當然,只是修牆是不能保證邊境安全的,真正的防禦主力還是軍隊,可前文筆者也分析過,對於把農民從其家鄉的土地上徵發走,安置到苦寒的北部邊境地區,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件成本高昂的任務,至於要把這個農民訓練成一名善於在馬上生活和作戰的合格騎兵,需要的成本就更大,時間也更長。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在本民族內部想辦法,還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利用內附的蠻族。

世界上其實並不存在“ 蠻族”,那只是農耕文明帝國對生產和文明水平相對較低的民族的蔑稱,而這些民族又是互不統屬的部族組成,這些部族裡的人首要任務也是滿足自己和家庭對安全和舒適的需求,因此他們中的個人或部族乃至整個民族投靠依附文明帝國的行為就是很容易理解的。像羅馬帝國後期的軍隊就以日耳曼人組成的僱傭軍為主,而阿拉伯帝國在後期也變成以突厥人為主的僱傭軍來保護。可是這種做法真的牢靠麼?很多人研究歷史後所得出的結論,顯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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