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
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
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
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
第三种叫棒子手。
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
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
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
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东北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匪徒们的心态。
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
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曾有一次，一个小孩见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便问：“你在吃包谷吗?”那人竟勃然大怒，说：“不，我吃的是木头!”这男子便是名土匪，因为包围的“包”字也在忌讳之列。
东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
黑龙江着匪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其实，据当过胡匪首领的人交代，匪首带领胡匪就像带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有的头目可能不服大掌柜，随时可能篡权;便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后果的。
所以一般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一般匪徒莫测其高深，只有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可能有异志，谁的言行反常，该采取什么对策等。
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匪徒的簇拥之下，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东北匪首一般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习俗和意向。
东北胡匪常有些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抢的。
例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均在规定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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