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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宇：美國外交中的本土主義：歷史傳統與新發展
〔提 要〕美國的本土主義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社會根基，在歷史上曾對例外主義、孤立主義、重商主義、愛國主義和尚武精神等美國外交傳統產生影響。近年來，美國的本土主義思想再次上升，其背後有內部思想、經濟和外部結構原因，並將在一定時期內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在本土主義影響下，美國外交可能出現防禦性單邊主義、經濟功利主義、單向度的孤立主義等新特徵。
〔關 鍵 詞〕本土主義、美國外交、反全球化、排外主義
〔作者簡介〕周鑫宇，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以反移民、反自由貿易等為特徵的反全球化運動是當代西方政治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其中，又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獲選最具典型意義。特朗普的主要政治綱領，包括“讓美國再次強大”、“美國優先”、“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等，都帶有明顯的“本土主義”（Nativism）色彩。本土主義是美國曆史和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成熟概念。美國學者約翰·海姆認為，美國本土主義起源於三個方面——歐洲大陸新教與天主教鬥爭的反天主教運動、令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自豪的種族主義、對外國人和外國極端勢力恐懼的排外主義。今天看來，這一分類未必能夠完全涵蓋美國本土主義的發展，但它從文化、民族、國家三個層面概括本土主義所支持和排斥的對象，能夠對內涵複雜多變的本土主義運動進行概括分析。利用這一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更好地分析本土主義對美國外交的影響。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本土主義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美國的部分外交傳統，就帶有本土主義的印記；今天的外交政策，又受到了新形勢下本土主義的巨大影響。分析本土主義的變與不變，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把握美國外交變化的趨勢與侷限。
一、本土主義與美國外交傳統
本土主義在美國源遠流長，從殖民地時代起就成為美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美國國家和民族精神構建中發揮了特殊作用。本土主義的政治主張也自然影響到美國各個時期的外交政策，甚而融入到其獨特的外交傳統之中，對美國外交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文化本土主義對美國例外主義外交傳統的影響。文化本土主義是保護自身本土文化、排斥外來文化的思想運動，宗教領域是其最早、最突出的表現領域。在對內政策中，宗教和價值觀狂熱表現為對天主教、伊斯蘭教、多元文化和邊緣文化的排斥；在對外政策中，美國的清教傳統帶來了道德和價值觀上的例外主義，同樣深刻塑造了美國早期外交風格。美國的例外主義既包括不受其他文化的入侵和汙染，也包括將美國文化傳播到其他地方去。在“山巔之城”宗教式信念的鼓舞下，美國篤信“天定命運”，在 19 世紀開展大陸擴張，以野蠻的軍事手段為支撐，發展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巨型國家，其思想動力之一就是把美國製度和價值普及到整個北美大陸，認為“美國的成功擴張與人類的利益密切相關”。進入 20 世紀後，美國國內的宗教狂熱逐漸退潮，但對外政策中的例外主義通過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形式繼續表現出來。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包含著以價值理想改造世界秩序的野心。美國和蘇聯在冷戰中的對抗，也始終是一場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抗。蘇聯解體後，美國外交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不但沒有弱化，其領導世界的理想更加高漲，在全世界宣揚民主、自由等美國價值理念，為改造所謂的專制政權不惜採取暴力顛覆甚至戰爭手段。“9·11”事件後，美國國內對伊斯蘭教的高度敵意讓美式民主擴張又增添了宗教十字軍情結，反恐戰爭大有擴展為“文明衝突”之勢。宗教式的本土主義在美國內外政策中重現，也代表了美國本土主義的加速極端化。縱觀歷史，圍繞著宗教、文化和價值觀，美國外交始終呈現出例外主義姿態，並帶有改造外部世界的衝動，正如有中國學者分析，美國外交始終帶著一種特殊的“氣”。這種特色如果從美國文化中追根溯源，相當程度上要回到本土主義思想。在美國人看來，國內主流文化和邊緣文化的關係，就是美國價值和非美國價值的關係。美國人眼中的世界文明衝突，不過是國內社會文化衝突的投影而已。
民族本土主義對美國孤立主義外交傳統的影響。民族本土主義是保護自認的主體民族、排斥非主體民族的思想運動。美國主體民族主要指盎格魯—撒克遜英國後裔，在歷史上曾因語言、歷史等民族認同排斥歐洲其他國家移民後裔。此外，美國的民族本土主義也以歐洲白人為主體，排斥黑人、拉美裔、亞裔等，因而有時具有種族主義色彩。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民族本土主義的最直接表現是反移民政策，其更深層次的影響則體現在美國對國際關係特有的疏遠態度中。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講中，強調外國勢力對美國國內團結的威脅，明確提出應減少與歐洲的政治關聯，避免對別的國家過於敵視或親近，更不能站在外國立場上，讓美國失去獨立地位。這一演講被認為是美國孤立主義的首個外交宣言，對後世影響深遠。從華盛頓的告別演講到門羅主義，再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立政策，孤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早期美國外交。孤立主義的起源和政策表現都與美國民族本土主義存在關聯，本身就帶有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特點。美國的孤立主義與英國長期在歐洲奉行的“光榮孤立”政策一脈相承。二戰結束後，美國取得霸權地位，開始積極介入和主導國際秩序，但孤立主義仍不時影響著美國外交發展。每當美國外交受挫、國內對其國際角色出現爭議時，孤立主義就會浮出水面，推動美國從海外戰場撤軍、減少承擔國際責任、收緊簽證和移民政策等。
國家本土主義對美國軍事和貿易政策傳統的影響。國家本土主義不以文化、民族等社會群體劃界，而把認同寄託於整個國家，對外國因素加以排斥。在不同歷史情境下，所謂外國因素包括外國人和外國移民、外國商品和投資、外國思想文化、外國政治影響等。國家本土主義可以彌合文化和民族本土主義帶來的內部張力，凝聚成更高層次的國家認同，對多民族、多文化的美國非常重要。由於本土主義文化的影響，美國人愛國主義強烈，排外主義也尤其極端。在美國曆史上，戰爭往往是凝聚國家認同最有效的催化劑，也是催生排外主義的溫床。美國的愛國主義在獨立戰爭中萌發，並立即成為美國凝聚多元移民群體的精神武器。在後來的美國內戰、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不同民族、宗族和文化背景的美國人都為戰爭而奉獻，弱化了社會內部移民排斥和種族歧視。同時，在不同歷史時期，美國出現過反英、反德、反日、反蘇的排外主義運動，其中就包括“麥卡錫主義”。由於戰爭往往與愛國主義聯繫起來，在美國政治文化中，如果為國家打過仗，不管其種族如何，都可歸為“我們”的一員。與其他民選文官統治的國家相比，美國總統、副總統和國務卿等最高級文官具有軍事背景的比例也非常高。在美國政治文化中，對於武力榮譽的崇拜融入到了外交傳統中，美國學者稱之為“傑克遜主義”，即“崇尚榮譽、獨立、勇氣和軍事自豪”。
除此之外，國家本土主義在美國早期外交中還表現出從貿易角度對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種重商主義傳統也被稱為“漢密爾頓主義”：“外國向美國商品開放市場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但對漢密爾頓主義製造商和銀行家來說，允許外國與美國進行商品自由貿易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就不太清楚了”。美國立國之初就將對外貿易置於外交政策優先地位，貿易保護主義也被當作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從工業革命到大蕭條的很長時間內，美國關稅水平都居於高位。二戰後，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思想佔據主導地位，而美國本土主義勢力仍然時常主張貿易保護。
總而言之，美國外交中的尚武和重商傳統，都為擴大美國利益服務，代表了美國外交傳統中的現實主義成分，深刻影響了美國外交風格。在歷次戰爭前的社會動員中、國會關於貿易政策的討論中，人們總能找到本土主義思想的蹤影。愛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尚武精神等都是美國外交中的政治現象，而本土主義則為這些現象賦予了思想支撐。如果說文化本土主義賦予了美國外交理想主義的特徵，那麼國家本土主義則給美國外交提供了現實主義的理由。這種看似相反的結果背後，都歸結到美國以“我”排“他”的本土主義思維。
本土主義對美國外交中的例外主義、孤立主義、重商尚武等多項傳統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但同時也應看到，本土主義思想對美國外交的影響並非一家獨大，其他價值觀也在發揮著平衡作用。本土主義思想本身在美國曆史上也幾經興衰。二戰後，美國文化和民族意義上的本土主義進入相對衰落時期，商業現實主義也無法適應新國際形勢發展需要，美國國內出現了各類民權運動，社會平等和包容思想得到普及，文化多元主義取得優勢地位。在對外政策中表現為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退潮，美國積極投入國際事務，構建新的國際制度，成為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主導者，同時反對殖民體系、支持民族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發展。直到今天，美國社會依然包含開放、包容、多元因素，美國也仍是當前國際秩序的主要領導國家。然而，2008 年金融危機後，文化多元主義在美國國內遭到越發強烈的衝擊，自由貿易政策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里根時代後逐步復興的本土主義思想，正在衝破原有的“政治正確”，加速邁向一個新的高潮。
二、當前美國本土主義上升的土壤
美國本土主義的上升，與共和黨上臺執政密切相關。特朗普被認為是當前美國本土主義的代表人物，其政治主張繼承了共和黨新保守主義、茶黨運動的一些因素，又明顯超越了共和黨傳統的政策邊界。在 2016 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以全面的本土主義主張吸引了共和黨選民群體，橫掃黨內其他競選人，並最終贏得總統大選。特朗普當選並非是選舉過程中某些偶然因素造就的，它代表了美國本土主義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迅速上升的趨勢，這主要和以下幾個因素相關：
第一，美國大量中下層白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失落感。當前美國再次走到了意識形態轉軌的十字路口。20 世紀 30 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後，民主黨取得長期政治優勢，推動大政府主義和多元主義發展，給美國國內意識形態帶來一次大轉軌。里根時代開始，美國國內保守主義反彈，意識形態再次轉軌，“經濟自由主義 + 宗教保守主義”成為美國過去 30 年的社會主流價值觀。2008 年金融危機後，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在美國遭到空前質疑，標榜自由主義思想的經濟精英在很多民眾心中失去了道德信譽。奧巴馬的政策代表了羅斯福新政思想的復活。同時，宗教保守主義遭到人口結構變化的挑戰。美國人口調查局報告顯示，從 2015 年起，“千禧一代”（1981-1997 年出生）已經超越“嬰兒潮一代”（1946-1964 年出生），成為美國最大的人口群體。“千禧一代”是目前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也是宗教信仰最薄弱的一代。44% 的新一代年輕選民自認為是自由主義，僅有 28% 自認為是保守主義。在新的人口結構影響下，美國社會開始“左轉”。未來，“千禧一代”群體的政治影響還會繼續上升。無論是民主黨推動的羅斯福新政思想的復活，還是保守宗教意識形態的“左轉”，都讓白人中下層的信仰支撐受到挑戰，在心理上失落，在思想上迷茫。在這一時刻，特朗普以鮮明的個性特徵毫不掩飾地宣揚民族、文化和國家各層次的本土主義主張，彌補了白人中下層的心理落差。在誰主導美國的問題上，特朗普的某些言論與 1855 年美國本土主義運動高潮時期的“美國人只能由美國人來統治”如出一轍，甚至更加強硬。對於處在迷茫和困頓中的白人中下層來說，這種強勢姿態無疑會產生一定的精神鼓舞力量。特朗普對文化本土主義的繼承和對民族本土主義的宣揚，既讓他飽受質疑，又為他贏得了部分白人階層的堅定支持。
第二，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對白人中下層的困擾。特朗普的本土主義不只是文化和民族性的，也是國家性的，尤其表現在“僱美國人、買美國貨”的經濟層面。特朗普政策中重商主義的復活，與美國白人中下層的經濟訴求有關。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美國白人工薪階層整體上沒有大的經濟憂慮，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白人工薪階層也是世界工薪階層中收入最高、最穩定的。里根時代以來，美國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白人中產階級收入止步不前。2008年金融危機更是撕下了新自由主義的美好面紗，普通美國人在經濟上無憂無慮的日子結束了。奧巴馬執政 8 年間，美國宏觀經濟緩慢復甦，但民眾的經濟憂慮仍然很強，蓋勒普民調公司的“美國經濟信心指數”始終在低位徘徊。在美國 2016 年大選中，共和黨建制派和茶黨候選人祭出里根式自由主義經濟路線，未能說服在過去30 年失去經濟地位的白人工薪階層。而特朗普突破共和黨傳統經濟思路，以“美國優先”為口號，打出貿易保護主義、政府擴大經濟干預、促進美國國內投資和就業、減稅等組合經濟牌，融合了民主與共和兩黨的部分政策主張。而所謂“美國優先”，顯然迎合的就是白人中下層的本土主義訴求。
此外，特朗普還明確把移民問題作為經濟問題提出來。金融危機以後，美國本土工薪階層飽受失業和工資水平降低影響，而奧巴馬政府創造的就業機會又多被移民所享用。2007 年至 2014 年，美國僱主對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僱傭量增長了 200 萬，對本土美國人僱傭量下降了 146 萬。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後，美國增長的所有就業崗位幾乎都被移民所佔去。此外，移民大量湧入使美國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移民數量每增加 10%，美國平均工資水平就會下降 3%。因此，當特朗普高喊“移民偷走了我們的工作”時，其簡單的邏輯直接回應了白人中下層的經濟需要。特朗普將兩黨經濟主張與反移民政策打包進“美國優先”的本土主義藥方中，很容易得到白人工薪階層或明或暗的支持。買美國貨、僱美國人，對於處在經濟困境中的中下層白人來說，沒有比這更直接的安慰了。而這些國家本土主義的經濟主張又加大了移民問題的矛盾，與民族本土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興起匯合起來。
第三，國際格局變化的壓力。美國本土主義的興起不僅反映了國內文化和經濟的衝突，也反映了美國國力相對衰落過程中的整體國民心態。近年來，新興國家快速崛起，西方國家政治影響力相對衰落，世界格局深度調整。在此背景下，美國開始反思自身制度問題，希望發起再工業化、新一代技術革命，採取社會福利政策調整、教育改革等舉措，力圖推動國內重大改革和創新，以保持國際領導地位。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客誇大來自新興大國的競爭，強調俄羅斯和宗教極端主義等外部威脅，以期更有力地凝聚國內共識。在本土主義者眼中，正是“外來威脅”使美國每況愈下，破壞了原來美好的生活，使美國人飽受恐怖主義和刑事犯罪之苦。當特朗普指責“墨西哥政府將罪犯送到了美國”，並宣稱要“像艾森豪威爾一樣，將 500 萬非法移民遣返回國”時，這些話語取得了很多白人工薪階層暗中的支持。中國在貿易中採取不公正手段和俄羅斯政治陰謀的故事也被媒體廣泛傳播。對美國中下層白人來說，外部世界越來越成為一種負面的背景，不少美國人認為是外部世界讓美國變得不再安全、不再強大。他們需要愛國主義情感的鼓舞，也希望美國強大起來。這必須依靠美國國內變革，而這又可能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擾。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本土主義傾向迅速上升。
三、美國外交或將出現新特徵
美國外交在歷史上深受本土主義影響，近年來國內本土主義因素的上升，必然會給美國外交帶來新變化，這些變化已經在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有所體現。對此，我們不應僅僅視之為特朗普的個人風格，也不宜武斷地將之看作一時的政策波動。美國的思想、社會和經濟狀況正處於新的十字路口，美國要在困境中求變革，本土主義將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未來一段時期，本土主義將和美國國內趨向於開放、包容和國際接觸的力量持續碰撞、激盪，影響美國外交發展方向。在本土主義影響下，美國外交可能出現如下新特徵：
第一是防禦性單邊主義。二戰後，美國外交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黨派特徵。民主黨政府常常通過多邊主義實現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共和黨政府常常以單邊主義擴張美國的力量。總體來說，民主、共和兩黨在執政期間多多少少都較積極地參與世界事務、利用國際制度，並支持提供一定的公共產品，以維持美國的領導地位。但在本土主義影響下，美國外交正出現新的態勢。特朗普政府表現出從國際組織退出、減少國際責任和承諾的趨勢。有學者提出，在現代國際關係中，美國主要以其“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世界安全保障者和領導者”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主張可能會改變這一狀況。“特朗普認為 , 當世界第一併不意味著要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重要的是輸贏，要爭取在談判桌上做最聰明、最強硬的成功者。”“他的當選預示著出現一個只顧自己的美國，至於世界——讓他們自己管好自己吧……這樣的主張可能會使延續了幾十年的世界秩序顛倒，也給美國的世界地位畫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還有學者將特朗普上任後的國際格局稱作“特朗普秩序”，認為在氣候變暖、世界安全等諸多全球議題上，特朗普的不作為將給世界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國外學者和媒體的這些評論在言語上也許誇張，但都指出了特朗普政府外交的單邊主義趨勢。除了遠離民主黨倡導的多邊主義之外，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政府也從小布什時代的進攻性單邊主義，向以防禦性為主的單邊主義轉變。防禦性單邊主義以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內經濟和安全利益為優先目標，不積極謀求塑造外部秩序。在經濟政策上，為了最大化地實現本國利益，美國可能愈發傾向於擺脫多邊機制束縛，利用自身相對力量優勢開展靈活的雙邊談判。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要求修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動向都體現了這一點。此外，美國也會單方面改變國內經濟政策、調整內外收益分配，甚至利用威脅與輿論影響談判局面。特朗普的大幅減稅政策，揚言提高關稅、對國內投資進行補貼等政策和主張，利用社交媒體搞“推特外交”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在安全問題上，必要的情況下美國也不排除單邊使用武力。但美國單方面動武的門檻要比過去更高，如 20 世紀 90 年代出兵索馬里、打響科索沃戰爭，或因未被證實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傳聞打擊伊拉克的進攻姿態，已不再符合“美國優先”原則。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新階段的單邊主義不但是防禦性的，也是有限度的，美國不可能完全放棄多邊領導權。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美國在從一個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導國家，向一個“正常國家”回擺。二戰後，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者，普世主義和霸權主義壓倒了民族主義；而衰退時期的美國，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一般民族國家的角色。
第二是經濟功利主義。“美國優先”的本土主義會加強經濟因素在美國外交中的作用。傳統上，美國外交既有追逐經濟利益的部分，也有較強的價值觀色彩，兩者共同為擴大美國利益服務。特朗普政權將經濟收益作為外交政策重點，其他方面政策則為經濟服務。這一方面與特朗普的商人思維有關，但更多反映了美國想要擺脫困境、實現國內優先的本土主義主張。相比之下意識形態因素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明顯削弱。特朗普政權在外交中雖會提及意識形態問題，但不再把擴展民主作為優先目標，也不再簡單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美國的對華、對俄甚至對朝政策，都呈現出更加現實主義的風格。美國的中東政策，也進一步遠離“大中東民主計劃”綱領，轉而專注於安全、秩序和權力分配。這一重要變化背後的原因同樣不能僅僅歸於特朗普個人，還要看到美國外交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關係發生的變化。正如基辛格指出，美國堅信自己的原則具有普世性，但這一信念偶爾才會成為外交政策。越是國內問題比較嚴重的時期，對外推廣價值觀的熱情就越會降低。如 19 世紀早期大陸擴張中高漲的意識形態激情，就在美國內戰之前出現退潮，因為當時正是美國國內種族衝突加劇、民族本土主義運動崛起的時期。而當前美國民族本土主義和國家本土主義再次興起，內部矛盾激烈，對外意識形態擴張的失去了動力。當然，美國外交中仍然包含意識形態主張，但越來越可能將之作為利益交換和權力博弈的籌碼。
第三是單向度的孤立主義。美國外交再次回到孤立主義的說法似乎過於誇張。以門羅主義為代表，美國曆史上的孤立主義是對歐洲國際政治雙向的疏離：歐洲不要插手新大陸事務，美國也不去捲入歐洲政治。今天的世界早已時轉勢移，美國已經成為國際秩序主導者，當前美國本土主義推動的外交主張，更接近一種單向的孤立主義：美國國內事務不受外部壓力影響，但其有權自由干預國際秩序；美國減少外國商品進口，同時擴大其商品出口；美國限制移民湧入，但其軍隊、企業和人員在全世界仍須暢行無阻。進入美國的門關緊了，其通向世界的門卻要更大地敞開。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防禦性的單邊主義、經濟上的功利主義、單向度的孤立主義，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源於美國優先這樣一種本土主義主張。這一政策在推行時會受到國際國內力量的制衡：這種單邊自利的傾向無疑將在國際社會遭到相應反制，削弱美國的軟實力和領導力；在美國國內也會遭到精英階層一定程度的反對。但本土主義力量的上升是美國曆史當前階段的趨勢，代表了美國中下層白人在困境中的選擇，也是促使美國改革調整的一種力量。我們應當正視美國的本土主義興起，更加客觀地看待其外交變化。美國恐怕不會回到孤立主義狀態，其國際主導地位也不會在短時間內驟然衰落，但美國外交會在多種力量的角力中加速變化，就像它在過去 200 多年裡的不斷變化一樣。
四、結語
美國國內本土主義力量加速上升，也是美國可能走進又一個大變革時代的象徵。而放眼全球，美國的現象並非孤立，世界的大變局正在加速醞釀。西方多個國家的外交都出現了要求脫離多邊機制、減少國際責任、追求經濟自利、淡化意識形態邊界的發展趨勢，這些趨勢超越於某場大選或公投的成敗，具有普遍性和持續性。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大國可能在多邊國際機制中發揮更重要作用。西方主流精英階層疲於應對國內本土主義壓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新興大國的支持。冷戰中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衝突思維進一步失去市場，中國提倡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原則可能得到更普遍的認同。同時，經濟自利行為的盛行，也有可能增加國家間摩擦。但這種基於具體利益得失的摩擦，在很多方面是可談判、可交換的，遠比歷史上基於意識形態對抗、領土和霸權爭奪帶來的衝突要緩和得多。在這些重要趨勢之外，我們還需在理論上進一步重視國際關係社會基礎的研究，國內社會的利益、思想和結構將會更多地被納入到國家外交戰略考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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