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名機，東漢時期南陽人，曾做過長沙太守，因此也稱“張長沙”。張仲景早年中孝廉，舉孝廉是東漢時期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因而張仲景應該是一位標準的公務員，行醫反而是他的副業。
古人的處世哲學有一個以小見大的規律，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進而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國如烹小鮮。所以古人也把預防治療身體的疾病與治理國家進行類比，於是古代的讀書人都有這麼一種情懷——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就比如張仲景，原本做地方父母官，但自小又非常喜歡行醫救人，也曾拜同郡名義張伯祖為師，積累了不少的臨床經驗。
張仲景所生活的東漢末年，是一個非常動盪的時代，我們都知道東漢末年軍閥混戰，最後演變成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朝廷因黨錮之禍使得朝政被宦官把持，並與士大夫階層產生了許多尖銳的矛盾。朝綱敗壞、農桑廢弛、邊境暴亂，再加上天災瘟疫盛行，許多人要麼是餓死，要麼是病死，張仲景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生出一種使命感與懸壺濟世的熱忱。
建安初年後的十年，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其中傷寒類疾病佔七成，張仲景在任長沙太守期間處理公務閒暇時就在太守府堂上坐診，為百姓看病，救了許多黎民蒼生的性命。因此有這麼一個典故，稱行醫為“坐堂”，許多醫館藥鋪也以“堂”命名，如《大宅門》中百草廳白家老號的原型即今天享譽中外的“同仁堂”。
張仲景還有一部醫書流傳千古，名《傷寒雜病論》，分傷寒與雜病兩部分，其中雜病篇也稱《金匱要略》。此書是張仲景一生行醫經驗之精華，是一部集大成的醫學著作，記載了許多方劑，系統地分析了傷寒感熱的原因症狀，發展階段及處理方法，並創造性地確立了傷寒類疾病“六經”（即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與“八綱”（即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的辯證論治原則理論，可謂繼往開來，惠及後世。
《傷寒雜病論》序中有這樣一段話：“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表現了仲景作為醫學大家的仁心仁術，後人尊稱他為“醫宗之聖”。在河南南陽市還留有“醫生祠”來紀念他。
那麼，何為聖？張仲景又當不當得“醫聖”的稱號呢？
古人所推崇的聖人，標準還是很高的，並非什麼人都能當得，僅僅有拔尖的專業，卓越的貢獻還不夠，還要有一顆仁者之心。他們認為“聖（聖）人”以口耳傳道受業，更重要的是有“土德”，即厚德載物，心繫蒼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拋去張仲景的業務水平，他總是在為最底層的百姓謀生存，廣積善因，不求回報，僅這一點就難能可貴。
張仲景曾給同行沈槐看病，據說這位沈槐也是一位醫生，卻沒有子嗣，更不曾收徒，整天惆悵後繼無人，憂患成疾。張仲景給他開的藥方很奇特，用五穀雜糧做成一斤重的藥丸，塗上硃砂讓病人一頓食用，但這東西怎麼吃得下？這可惹得沈大夫笑話，逢人便嘲笑張仲景，從來沒聽過用五穀雜糧做大藥丸的！他一心認為這事兒可笑，反而將自己心中的憂慮拋諸腦後。於是這位沈大夫的病就慢慢好了。過了一段時間張仲景來拜訪他便說：“恭喜先生氣色漸佳，末學斗膽出此荒誕之方，只為紓解您的鬱氣。”沈槐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慚愧。張仲景又說：“我等行醫，為給蒼生祛病延年，我們這些末學後進都願意請教先生的醫術，您又何愁後繼無人？”沈槐聽了很感動，從此把自己全部醫術傳授給了張仲景。
傳說，張仲景卸任長沙太守時，正趕上隆冬臘月，寒風刺骨，雪花紛飛。他見到許多無家可歸的人，面黃肌瘦，衣不蔽體，耳朵都被凍掉了，心裡不是滋味兒。於是張仲景尋了一些溫補的藥食同源之材包在麵皮裡，製成驅寒的藥膳方，並讓弟子空地搭棚，架起大鍋煮，然後施捨給沿路的挨餓受凍的百姓。因為藥膳形狀像耳朵，又能防止耳朵凍傷，人們稱之為“焦耳湯”，後來慢慢演化成我們今天過年都要吃的餃子。如今，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餃子，種類和口味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據說就是為了紀念醫聖張仲景的這種濟世情懷。
時值春耕，本來是播種的季節，但因為當時戰亂災情，很多人流離失所而無法務農。華南的流民聽說張仲景開設粥鋪，紛紛來投奔。當時官吏建議發放乾糧，而張仲景認為，這些人因為長期沒吃東西，直接吃粗硬的乾糧會噎死，於是將平補氣力的黃芪與平補津血的大棗和稻米熬粥，供流民食用。張仲景用這種藥粥救了無數人的命，人們脾胃漸和，有了氣力，又可以重新去種地了。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是否都有真實的歷史記載，亦或是民間傳聞，我不得而知，只是覺得有時候百姓口碑不亞於汗青竹簡。
而幾乎在同一時期的華北大地，也有一位姓張的歷史名人四處治病救人，但他的目的就並不單純了，被他救治的人都成了他的信徒，對他奉若神明，甘願為其赴死。終有一朝，他對自己太平道的信徒振臂一呼：“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便將無數愚民推入刀山火海，只為實現他自己的政治野心，而這一呼，史稱“黃巾起義”，也將前後四百年的大漢王朝推向深淵。他就是張角。
相比較，對於珍視每一個病人的生命與健康的張仲景，我願深深鞠躬，尊稱他一聲：“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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