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昭把過去一年的經歷形容為「至暗時刻」，能夠從黑暗中走出來，一面源於一路下來，自己對經營的風險控制得比較好，免於跟整個體系一起崩塌；另一面，張昭覺得自己做到了「忘我」，在「忘我」中做了「對」的選擇。
話聽著有點繞，他解釋說，「對」的選擇就是要回到事物的原點，要想一下自己一開始是為了什麼才選擇了這條道路。
抉擇
火還是燒上來了。
張昭，原樂視影業董事長兼CEO望著窗外，「老賈借錢，我今天躲了。」辦公室裡另外兩位高級副總裁，黃紫燕和陳肅，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說話。
2017年4月18日深夜11點，三人聚在外牆貼著白色窄條瓷磚的三層小樓裡。這是樂視體育曾經的辦公地，樓下是六里屯多年拆不掉的棚戶區。2017年春天，為了節省開支，整個影業從樂視大廈搬到了這裡。
幾小時前，賈躍亭在樓下待了很久。他想拿走影業的最後一筆錢，數目是3億，用以抵押樂視在某證券公司的債務缺口。他堅持要見張昭，張昭沒有出現。
馬路斜對面，大批前來討債的供應商聚集在樂視大廈樓下，紅底白字的條幅上寫著「樂視還錢」，與黑色的「LeEco」標誌形成對比。20公里外的中關村，易到用車總部被多位要求提現的車主圍堵，易到創始人、曾經的CEO周航發佈聲明，稱樂視挪用了易到的13億資金，致使易到資金問題嚴重。這讓賈躍亭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唯一能求助的，只有張昭——影業是樂視七大子生態裡唯一一個能持續贏利、不斷供血的公司。
張昭很糾結。
他和黃紫燕、陳肅猜測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如果易到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實際控制人的老賈是不是面臨坐牢的危險？3個億，對於樂視的資金漏洞而言，也許只是杯水車薪，但也有可能成為壓倒賈躍亭的最後一根稻草。
為老賈考慮要借，可3億也是影業賬面上最後一筆現金流，借出去，公司下個月正常運轉都成問題。借或不借，都會讓一方陷入生死攸關的境地。
直到凌晨3點，張昭都沒有吃晚飯，將近60個菸蒂堆在面前的菸灰缸裡。「哎呦，他特別痛苦，特別痛苦，他覺得自己……你知道那種感覺吧，面對一個曾經對你很有幫助、很有支持，甚至有恩的一個人，但因為你要考慮未來更多、更大的責任，不得不拒絕的時候，那種勁兒特難受。」黃紫燕說。她既是張昭的下屬，又是妻子，個性上幾乎是張昭的反面，開朗、活潑，梳著精幹的短髮，非常健談，「平常他一吵我，我會跟他抗衡一下。但那天，我沒敢。」
整個晚上，張昭的手機持續不斷地在響，打進來的電話有賈躍亭的，也有孫宏斌的。有些話，張昭不好意思說，就手指不停地打字回覆。下午，孫宏斌發來一條微信，想阻止賈躍亭繼續從影業拿錢。孫宏斌看好影業，這一點，張昭心裡清楚。2017年1月，融創中國入股時，孫宏斌從樂視生態裡選了三塊「最值錢」的業務：樂視網、樂視致新和樂視影業。
張昭被推入了一條夾縫，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幫還是不幫，必須儘快做決定。
第二天一早，陳肅一到公司，直奔張昭的辦公室：「最後怎麼定了？」張昭整個人靠在椅子上，眼睛看向一邊——「還是得借。」
借款的流程是賈躍亭與孫宏斌的融創協商，簽訂股權協議及還款承諾書，賈躍亭承諾在4月24日將這筆錢如數歸還。理論上，股權可以在證券公司反覆質押，樂視也曾多次這樣操作，可這一次，收到還款後，上述公司並未立即快速放貸，這讓賈躍亭在孫宏斌和張昭面前失信了。
這樣的處境，是張昭沒有料到的。2011年，在亮馬橋的崑崙飯店，他第一次見到賈躍亭，雙方聊了很久，相互欣賞。賈躍亭要做互聯網公司，生態想法在那時已具備雛形，張昭也想借助互聯網的力量，打造「中國迪士尼」，二人一拍即合。
張昭從零開始做樂視影業，賈躍亭給予他最大的自由度，並承諾影業未來會獨立上市——這是張昭最看重的部分。當初他從一手創辦的光線影業離開，最大的誘因是證監會要求光線影業併入光線傳媒共同上市，「當初我說得很清楚，這是一家獨立的公司，你並進去的話，我就沒有辦法按照產業發展來進行佈局了。」
張昭感念這份「知遇之恩」，樂視影業是他第二次創業，也給他帶來了事業第二春。兩個人私交也不錯，關係最好的幾年，曾經一起在美國過年，還各自帶著家人一起到三亞旅行。
正因為如此，時至今日，張昭都回避談論和評價賈躍亭。《人物》第一次採訪張昭時，曾試圖讓他從朋友的角度聊聊賈躍亭，他明確拒絕：「我覺得要把朋友不朋友放一邊，還是那句話，樂視一定是一本教科書，你需要花時間去跟隨，看它沉澱，不要因為一時一事給出很多結論。」他也從不否認生態的構想：「生態的夢想是沒錯的，但難度極高，處理好了也是九死一生。」
嗅覺
張昭早就隱約嗅到了危機，以一個商人的敏感。
2016年，整個電影市場第二季度增速放緩，第三季度仍持續低迷，樂視大生態內部也發生著外人甚至大部分樂視員工不可察覺的變化。張昭一向對風險敏感，之前離開光線的選擇被他形容為「避免成為盤中餐」：「如果是個雞蛋，你從內部破殼而出，就是一隻小雞，新的生命；可如果別人把你敲碎，你就是一個蛋黃。電影行業過去有點像一個雞蛋，看上去很美，但互聯網一來了，這個太危險了，未來把它從外面打碎，你就變成盤中餐了。」
10月，他把原本入職互聯網影視研究院的負責人叫到辦公室，旁邊是陳肅和分管人力資源的副總裁。此人擁有近10年的央視工作經驗，曾供職於財經口，行業和人脈資源不錯。張昭開門見山：「我覺得接下來公司會發生一些變化，很可能會遇到一些危機，我特別希望在這個危機中能夠保護好公司核心的品牌資產。」他希望對方轉崗，負責品牌公關工作。這位負責人回憶起，當時的張昭很憂慮，但是，「他可能沒有想到會那麼嚴重」。
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包括張昭、孫宏斌，甚至賈躍亭自己在內，能預料到之後一年樂視遭遇的艱難。
僅僅一個月之後，賈躍亭的內部信公開承認樂視生態發展節奏過快，導致資金鍊斷裂，後續融資能力有限。這封信將樂視和賈躍亭推到輿論前，成為話題旋渦的中心，大幅裁員、供應商討債、股權結構變動⋯⋯只要和樂視沾邊的事，都輕鬆成為焦點。
火順著生態的藤蔓蔓延，七個子生態裡，影業的業務是最獨立的，被波及的速度也最慢，但影業也在想辦法自保。年底，樂視影業的11部影片實現了「片片過億」，這在影視市場低迷的2016年實屬不易。張昭也特意接受了一個名為《十問張昭》的訪談，剪成了總計接近一小時的片子，這麼長時間的採訪，張昭很久沒有做過了。
但影業很難獨善其身。從成為樂視生態的一部分起，為生態負責，是張昭對賈躍亭的承諾。2014年，賈躍亭因故滯留香港，為了提振股價，樂視影業放棄獨立上市，注入樂視網。這違背了賈躍亭最初的承諾。此後，謀求獨立上市的計劃，張昭不再提及，他的解釋是：「坦率地講，我們都在成長當中。」
那場危機渡過之後，2015年，樂視一路風生水起，影業也被帶著加速向前。「能感覺到，那個時候樂視的光環非常大，大家都在『生態化反』上很有熱情，你好像也分不清，這是樂視的能力，還是樂視影業的能力，又或是你個人的能力，都分不清了。」現在回過頭看，陳肅認為，「這三年裡，本來影業是可以有自己獨立道路的，但那時候，我們說要和樂視生態一起。」
2016年5月，樂視網宣佈以98億估值收購樂視影業全部股權，影業揹負了三年的業績對賭：承諾2016年、2017年、2018年的淨利潤分別不低於5.2億元、7.3億元和10.4億元。
作為樂視幾十個高管裡企業管理經驗最豐富的一個，張昭對怎麼把控風險更有方法，這出自於長久的企業經歷的訓練，也和他的危機意識相關。「在烈火烹油時刻，也不會掙一個花仨」，黃紫燕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樂視影業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體系波動中始終維持穩定。但整個樂視體系在不斷變動，集團整體戰略非常不穩定，加之賈躍亭不斷從樂視影業抽錢，張昭想要維持平靜也很難。「這也是實話，雖然我在企業經營上是非常可控的，但我們是生態的一部分，我控制不了它的風險，實際上，它的風險最終爆發以後，對我這份職業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後來，張昭回憶說。他從業20年，遇到的困難很多，但從來沒有這麼棘手和艱難：「這個涉及到太多人，銀行、股市、員工、合作者、股東、行業，這麼多人⋯⋯不確定性非常高，它不是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而是全部纏在一起。確實是好複雜，非常非常複雜。」
此後一年，融創入股，賈躍亭辭去董事長職位，赴美造車，國內業務留下一地雞毛。曾經的樂視明星高管劉建宏、雷振劍、梁軍相繼離職，只有張昭還在。
有媒體將張昭解讀為「樂視最後的守夜人」，但他自己並不喜歡這樣的說法，這個標籤讓受惠於賈躍亭和孫宏斌的他處境變得微妙。也不是沒有人勸過他離開，但他思來想去，覺得還是不能走。他記得，「當時我們做這個公司立下過宏願，為了這個宏願，不管多困難，也要堅持。你作為一個公司的領袖，到底要為這個宏願負多少責任，就是這些事。」張昭說，「我不認為我內心有這種時刻，覺得我可以找一個藉口說，因為這不是我的問題，就可以放下這片該負的責任。」
從另一個維度來看，繼續堅守樂視影業，對於張昭來說也可能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影業是他最後的陣地，也是底牌。他從不認為自己是「職業經理人」，他要做的是電影產業，只有留在這裡，才意味著最大的控制權和自由度，擁有實現產業夢想的最大可能性——和賈躍亭一樣，孫宏斌對於張昭的能力同樣報以信任。
這是他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帶著影業，蹚出泥潭。
至暗
現金為王，為了應對危機，張昭對影業經營層面上的把控越來越細。
為了確保資金鍊運轉健康，幾年前，張昭會每個月專門和財務總監開會過賬。去年起，頻率提升到每星期一次，細到財務報表上幾萬塊的現金流都要追蹤：什麼時候進賬，什麼時候出賬，這個星期賬上多少錢，能不能從這兒挪到那兒，承諾片方的5000萬是一次打完，還是先給500萬再分批次給全。
資金緊張時，黃紫燕被張昭「逼著」去院線收賬。到了對方公司，她坐著不肯走，放狠話：「不給錢我就死給你看。」兩千多萬，來來回回磨好多次，硬是把錢都要了回來。「以前我不幹這事兒，還是要點臉嘛。」黃紫燕笑，「但那時候，他需要我衝鋒在前，這種事兒給老張，老張不會幹的。」
黃紫燕的媽媽，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三天兩頭給女兒轉發樂視的負面新聞。2017年6月初，樂視被爆斷繳員工社保。影業的多個項目也因為資金問題延期，主控的片子明顯變少，實際業務量是前一年的一半。為了穩定團隊，樂視影業保全了員工每個月的公積金和社保，但也不得不收緊經營，差旅標準降低——這些對張昭而言都是有形的壓力。
整個公司沉浸在低氣壓裡。為了向市場證明品牌價值，也為了提振士氣，張昭決定在上海電影節期間召開一場發佈會，他來主持並主講，品牌公關團隊緊密準備了三週，PPT內容一頁頁地過。
出發前，張昭和孫宏斌說了這件事。孫宏斌聽完，主動提出去上海給影業站臺。6月19日，包括郭敬明、李仁港在內的多位合作導演都來了，投資人也專門從各地飛到上海。孫宏斌坐在第一排，幾乎全程在場，上臺講話時，也是慣常的「孫氏風格」，開口直白：「只要影業方向對，錢不是問題。」那一刻，臺上的張昭情緒突然觸動，聲音哽咽了—這是他絕無僅有的公開場合下的情緒暴露。
「實際上那個發佈會，是我們想要掙脫出危機的一種方法，是一種求生方式。更多的是⋯⋯你也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認這個事兒。」孫宏斌的話，意味著雙重認可，既是對張昭的產業構想給出肯定，也是對公司最棘手的資金問題給出保證。當晚，兩人在融創位於上海的濱江壹號院別墅宴請了投資人。那頓晚飯，讓張昭感受到一絲難得的輕鬆。
6·19之後，輿論對於樂視影業的質疑開始緩和，員工們也暫時鬆了口氣。陳肅將這次發佈會形容為「一次心臟起搏」。可實際上，困難還在後面排著隊。樂視危機對品牌損傷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嚴重。
他們聽說，一個之前與樂視影業合作了四五年的夥伴，接觸了其他影業公司，商談合作事宜。初秋，張昭結束在香港的一次出差後，繞到深圳去那家公司拜訪。飯桌上，他說話誠懇：我們的情況會逐漸好轉，希望合作能夠繼續。在那個環境裡，他必須主動爭取機會。
一兩個月後，黃紫燕和陳肅帶著一個項目經理，從北京特地飛往深圳，做最後一次努力。全部計劃陳述完，對方說：「哎呦，紫燕，你們提案特別好，我覺得你人也特別好，跟你合作特別高興，但是你能不能讓樂視網把欠我的錢先還了，我再跟你談這個合作。」
「確確實實因為這些問題，你沒有辦法去解釋，在人家心目中，你們都是一個姓嘛。」黃紫燕既沮喪又無奈，「這種壓力特別特別多。還有一些簽了約，馬上要進行實際市場操作的項目，來找我說，我覺得你們要倒閉了，你們要死了。我想，這不還喘著氣兒呢嗎？但對方就是那副狀態，那種不信任感，你會特別難受。」
這些事，黃紫燕並不會跟張昭說太多，她看得出對方內心已經很焦灼。那段時間，張昭入睡的時間越來越晚，失眠的次數越來越多，床頭的書一本也看不進去，黃紫燕在旁邊，看著這個50多歲的男人，「在小書房裡一圈一圈一圈，轉啊轉」。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夜晚，凌晨3點，黃紫燕手機上彈出張昭的一條消息：「出來陪我待會兒。」她在樓道的臺階上找到了張昭。他悶聲不響地抽菸，腳邊堆了20多個菸頭。「什麼情況啊？」她問，張昭不說話。黃紫燕只好給自己也點了一根菸，坐到了旁邊，默默陪著。凌晨6點，天亮了，煙盒空了，兩個人拾起地上的菸頭回家。
張昭說這是他去年一個標誌性的場景。一向喜歡談戰略和未來的張昭，不願意把那個時刻和具體某件事情聯繫起來。他說，像四五點鐘在樓道里抽菸這種情況，更多的是在琢磨自己。看著菸頭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的，「一個尋找自己內心力量的時刻」。
他的人生並不順遂，也多有選擇時刻，但確實「沒這麼難過」。他那天想的最多的還是，到底人生是選擇對的事情還是合理的事情。在整個採訪中，他一直在提「right」和「reasonable」。
在黃紫燕看來，她察覺到丈夫「心裡頭應該是擱了挺大一件事兒」。張昭一向淡定，相識11年，即便遇到危機，他也總是說：「這才多大點事兒啊。」把太太叫到身邊陪伴，是前所未有的：「他從不在我面前示弱。」
那時已臨近2017年11月，樂視影業的幾個項目：張藝謀的《影》、李仁港的《刺局》、郭敬明的《爵跡2》，都在製作過程中，徐克的《奇門遁甲》也面臨宣傳，個個都等著用錢。賈躍亭從影業拿走的錢數額共計17億，巨大的資金缺口，公司陷入危局，員工們心裡也沒底。大家都看得出張昭的焦慮。走在公司裡，他不會像以往那樣和人打招呼、說笑了，人也迅速變瘦，衰老了許多。
黃紫燕試圖用玩笑化解丈夫的苦悶，「不幹了行嗎？你先歇著，我養活你們爺兒仨。」
光亮
光亮出現在11月。
孫宏斌和張昭聊到了增資，並計劃召開一次內部融資會。影視圈裡的明星股東是張昭親自一個個打電話溝通的。電話一接通，對面第一句話：「哎呦，終於接到你的電話了。」他知道，這一年，這些人心裡也不好過。
11月26日，內融會在樂視影業的大辦公室召開，一張長桌子，坐了40多個人，每個股東都到了。張昭走進去，整個屋子都「熱氣騰騰」的，像是最後一場考試，關乎生死，他心裡緊張，也沒有底氣。
會議分成三輪進行，第一輪，張昭把上海電影節上陳述的「IP垂直生態理論」又拿出來講了一遍，公司未來計劃和前景也亮了出來。第二輪，股東提問，更多的還是樂視的問題。「當然我也覺得很奇怪，一說到影業都沒問題，是樂視有問題，可為什麼就變成影業的問題？」張昭苦笑，「這麼多年了，大家還不瞭解我？非常瞭解我，但是在大樂視的漩渦裡面，大家看不清。」
僵局最終被孫宏斌打破，他站起來表態支持。股東們的話鋒這才開始轉變。張昭稍稍緩了口氣，說：「你們還是要相信兩點，第一，相信我們樂視影業，明確我們的價值，團隊都在，孫宏斌也在，那你們還在不在？如果你們在，所有邊際條件的變化，我們都有應對的策略。第二，我希望大家明確的是，我們有足夠的隔離，隔離這個承諾是基本上的承諾⋯⋯現在如果大股東支持我們，那就終止、剝離好了。」講完這些，張昭不說話了，股東們開始相互討論。
這一次，張昭展示了自己斷臂的決心。他決定降低樂視影業的估值，「那時候估值多少都不重要了，我說，你們定吧，定成什麼樣我都接受⋯⋯真的是歸零了，這一定是歸零的，解不開這個事兒，資金問題解決不了，合作關係解決不了，市場信譽恢復不了，逐漸逐漸大家都是零了，你別老想著你還是100億，降下來之後，還有生機。」
最終的結果是，90%的股東同意增資，樂視影業估值從98億降為30億，公司名稱改為「新樂視文娛」，與大樂視做區隔。從會議室走出來那一刻，張昭有點恍惚，好像黑暗裡終於看到了一點光亮，「就像電影《至暗時刻》，丘吉爾在地鐵裡跟英國的民眾聊天，然後再回到下議院時的那個心情，挺像的。」他說。
增資方案確定後，影業公關部邀請了少數幾家媒體參加張昭的一個私人飯局，到場的記者記得，席間，張昭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以前經常需要樂視影業救主，現在不需要，也救不了了。」
3月，北京開始回暖。張昭公開了一封內部信，宣佈「新樂視文娛」正式更名為「樂創文娛」，獲得了融創中國及其他股東10億增資後，公司的第一大股東變成了融創中國。原屬於樂視控股的股權將以轉讓、拍賣等方式逐步處理——這標誌著張昭帶著整個公司，正式與樂視剝離。
張昭把過去一年的經歷形容為「至暗時刻」，能夠從黑暗中走出來，一面源於一路下來，自己對經營的風險控制得比較好，免於跟整個體系一起崩塌；另一面，張昭覺得自己做到了「忘我」，在「忘我」中做了「對」的選擇。話聽著有點繞，他解釋說，「對」的選擇就是要回到事物的原點，要想一下自己一開始是為了什麼才選擇了這條道路。
張昭所指的原點，是他要構建的電影產業。「要把我放到電影產業裡去看，而不是從企業的角度看。」對他的幾次採訪裡，他都反覆提及這一點。有這樣一個細節，第31屆金雞獎頒獎期間，張昭和影業的品牌總經理一起到呼和浩特出差，飛機落地已接近半夜，張昭覺得有點餓，拉著她在酒店門口的小攤上叫了兩碗餄餎面。
已經是深夜11點45分，12點小攤就要打烊了。張昭就著10塊錢一碗的餄餎面跟她說，「你看現在吃這一碗麵，其實就挺幸福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你得想清楚你的理想是什麼，你追求的東西是什麼？」說著說著，他又眉飛色舞地講起電影行業的未來。
「就在那麼一個黑乎乎的麵館，老闆在一旁昏昏欲睡，他在那兒講中國內容產業的未來，我覺得這一年發生的事情沒有影響他的內心。」
未來
至暗時刻過後，張昭變得柔軟了。有和他相熟的媒體人感受到這種變化：「以前（他是）特別端著的一個人，也特把自己當回事兒，大老闆嘛，電影圈裡都搶著要他。和他聊天，你總覺得他認為你什麼都不懂，那種感覺很不舒服。現在，他能照顧到別人的情緒了。」
這種改變對他來說並不容易。
張昭是幾大影業公司裡唯一一個受過專業系統性電影教育的掌門人，在香港導演李仁港看來，張昭也是如今電影市場圈子裡為數不多「真正懂電影的老闆」。兩人都熱衷於玩的一個遊戲是：一人說情節，一人猜名字，比誰看的電影多。有一次兩人聊起一部非常小眾的電影《大亨遊戲》，李仁港身邊幾乎沒有人看過，張昭說他看過，還說那位導演原本是百老匯的，後來自己出來拍電影。這個幕後故事李仁港並不知道，「那天我蠻驚訝的，一個真正喜歡電影的人才會記得。」
這種真正的喜歡在張昭年少時就顯露痕跡。儘管出生於幹部家庭，父親是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研究專家，但考大學時，他不顧父母反對，報考了軍藝導演系，被父親知道後硬是給拽回覆旦讀計算機。那期間，他加入話劇社、去電視臺主持節目、組織學生活動，原本「一路都是精英路線」，可在30歲之前，他意外經受了人生的巨大考驗——80年代末，父母雙雙因病去世。
張昭決心離開，去美國讀哲學。在紐約大學讀了半年後，張昭還是把專業轉成了電影製作。就讀期間，他拍攝的短片《木與詞》獲得了學生奧斯卡獎，並因此拿到一張美國綠卡。
回國後，他第一份職業也是電影導演，後來才轉型為產業人，「過去我們是立志要造車的，回來一看發現根本沒有路，那你造一跑車幹嘛呢？」他要做修路人，把渠道、發行、宣傳等內容做好，修一條電影產業的路。
遇到賈躍亭之前，張昭已經是光線影業總裁，建立起完備的地網推廣模式，助力這家公司躋身行業前列。身處商業之中，他的身份是個商人，可在行事風格上又不同於廣泛意義上的商人—他不善社交，從不喝酒，並始終覺得自己是個電影人。因為在電影藝術性上有審美，也頗得導演和藝術家們的信任。
或許正是因為對自己專業能力的自信，剛創業時，在公司戰略層面上，張昭是激進的，他十分強勢，一門心思只往前衝，大家必須聽他的。執行層員工常常跟不上他的思路，中高層的主要任務是「負責把老張的話翻譯出來」，把那些偏產業、偏宏觀、飄著的想法變成具體可執行的方案。
另一方面他在細節上的把控也是驚人的。每一個重點項目的劇本，張昭都會一頁頁過臺詞，他不太用電腦，直接在紙上做詳細標註。某個劇本曾經前後改了22稿，每一個版本他都親自過目，在精力上，又被細節過度拖累。
他覺得樂視這件事情給了他很多反思。
開會時，他不再是最先發言、說得最多的人，而是叫年輕人先說，自己再做最後總結。明顯的，他咆哮的時刻少了。他也會從樂視的問題上反思影業的問題，甚至覺得過去一年發生的風波也是好事，至少整個團隊被礪煉得更成熟了。就像孫宏斌和他開的那個玩笑：樂視的事情，相當於上了10個哈佛。
但不可迴避的是，過去一年對整個影業來說，是業務上浪費掉的一年，錯失了很多機會，且「短期來看，我們可能是唯一一個影視內容這塊還沒有明確的總計劃的公司。」張昭說。擺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剛經歷過彈雨的戰場，遺留問題必須儘快清理掉：十七八億的欠款要繼續追討，還要通過資本把公司的股權結構變過來，以支撐到樂創文娛在商業模式上的升級。
能支持他繼續走下去的，其實還是坐在黑暗的樓梯間抽菸時他想到的那些：
去美國前，父母已經去世，他頗有去國離家之感。臨行前，同學們送給他四隻大號旅行箱，他把家裡幾乎所有的物件兒：電飯煲、罈罈罐罐，能拿的都塞進了箱子。去香港轉機，過羅湖海關時，皮箱的扣子鬆動，裡面的七零八碎「嘩啦啦」掉了一地，張昭逐一撿起，心裡湧出一股悲涼：那是一場沒有歸途的離開。
到了美國的一個下午，他從學校領了一大堆新教材回住處，租來的臥室很小，一張床，旁邊是簡易衣櫥，門只能推開一半，再側身進來，門一關，坐在地毯上，膝蓋正好頂住了門。他把手上的書打開，是《電影導演1》，第一頁是空白，那張空白頁，張昭盯著看了很久很久，「彷彿過去所有經歷過的苦難一下子都抹掉了」。
「我覺得，自己進入了一片淨土。」張昭說，「從此，再沒有你需要苦惱的時候了，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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