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下被迫敞开已尘封了数百年的国门；在蒙受了签署不平等条约的耻辱后，他们终于直观而又痛苦地认识了近代海军这个新型战争机器的威力。
于是，在华夏民族和大和民族世代生息的土地上，不约而同地升腾起一个“战舰拜物教”，两支中世纪海军开始向近代海军迈进。但是，两国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两国海军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一致，并由此而产生了双方之间的差异及优劣势的转换。比较分析这种差异及优劣势的转换过程，将有助于理解1894年两国海军的命运。那一年，中国海军以劣势的装备和落后的战术打了一场耻辱的战争，并由此走向衰弱；而日本海军则由这场胜利走向了挑战世界霸权的漫长征途。
一、海军舰船建设的比较
近代战舰是近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物，而中日两国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当两国做出建设一支近代海军的决定时，国内近代产业机制都还没有建立。为此，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正确地选择了先买后造、买造结合的舰船建设方向。
在购舰方面，日本的起步略早于中国。1853年10月，幕府向荷兰订购了两艘军舰；后在1855年，荷兰又向日本赠送了“森宾”号汽船，此舰后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第一舰。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购舰计划实施较晚，且一开始就严重受挫。清政府直到1862年才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办理向英国购舰事宜。但由于李泰国暗中与英国政府勾结，妄图让英国人阿思本控制这支本已属于中国的舰队，结果造成了所谓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已驶回中国的8艘军舰又被退回。整个事件清政府共用去了70万两白银，但却未得到一艘外国军舰。此事极大地挫伤了清政府的积极性，使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向外购舰。
在自制舰船上，中日两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861年，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军械所，幕府则建立了长崎造船所，这两个厂分别造出了本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1865年，李鸿章办起了江南制造局，日本则开设了横滨制铁所。这些工厂初步奠定了两国舰船建设的物质力量与技术基础。但随后两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由于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海军建设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清政府先后设立了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兵工厂，尤其是1867年建成的福建船政局，后来成为近代中国的造船中心。至1874年，中国的船厂已建造了21艘军舰，其中有2艘的排水量达2800吨。而日本此时却陷入动乱时期，政局不稳，人心不安，经济遭到破坏，海军缺乏有利的建设环境。因此，尽管日本在1870年曾制订了一个建造200艘军舰的庞大计划，但直至1876年，日本国内并没有造出一艘军舰，而只是购买了7艘外国军舰。这除了财政困难外，应还有技术上的难题。因为日本于1871年建立了横须贺造船厂，此后日本海军的主要军舰皆产于此。但即便如此，该厂1876年生产的首制舰“清辉”号的整体技术还不如1869年福建船政局的首制舰“万年清”号。两者航速都在9节左右，但后者排水量达1370吨，而前者仅890吨。
从上可知，在1874年即日军侵台事件发生以前，中国海军的舰船建设领先于日本。中国虽然没有购到外国军舰，但中国的造船水平领先于日本，而且中国的自造舰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日本购买的军舰。此时的优势在中国，因此，日军在侵入台湾以后，很快又被迫退回。这刺激日本把它的第一假想敌从俄国变为中国，并喊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口号，疯狂追赶中国海军。1875年，日本提高起点，向英国订购了一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2艘2000吨级的巡洋舰。这些新型军舰的技战术水平是当时中国的造船水平所不能及的，严重地威胁着清政府的海防。1875年，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奏折中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为了应付威胁，清政府被迫再次向外购舰。此外，自制军舰造价过高，也迫使清政府再次把眼光投向国外。1876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称：“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从这时开始，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购舰。至1888年，中国一共从英德两国购回了2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5艘2000吨级的巡洋舰及2艘1000吨级的巡洋舰，11艘炮艇，22艘鱼雷艇以及数十艘辅助舰。其中两艘铁甲舰的单舰作战能力当时在远东是无敌的。
中国重又夺回了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日本很快也向法国订购了3艘4000吨级的“三景舰”专门用来对付清政府的铁甲舰。这些后购战舰的技战术水平普遍高于清政府购买的外国军舰，尤其是机动性和火力。但清政府并没有看到这种差距及其潜在的危险，反而颇为放心地于1888年做出了暂停购舰的决策，并将大量海军军费挪做他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的前夜。与此同时，中国的造船工业也被日本赶上并有所超越。1886年下水的日本军舰“大和”号与“武藏”号已基本上与中国购买的2艘千吨级巡洋舰等量齐观了。而最有说服力的应是“秋津洲”号与“平远”号的比较。前者代表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造船水平，后者则代表同时期中国的造船水平。前者的排水量为3150吨，航速19节，火炮为4门150毫米速射炮与6门120毫米速射炮；后者的数据分别为2200吨，11节，1门260毫米炮与2门150毫米炮。很明显，后者已落后。可见，中国原有的优势由于对手力量的大幅度增长而变为了劣势。
那么，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军舰究竟有哪些劣势呢？一是舰龄老化，技术落后。这表现为舰船结构松动，航速低，机动性差，火炮数量少且射速慢。例如在黄海海战中，中国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号与“镇远”号的舰龄已达14年，以致于“定远”舰在首次发炮时，竟将己舰的飞桥震塌。在舰船的航速上，北洋舰队军舰的平均航速比日本军舰慢1节。在火力上，中国军舰共有195门火炮，日本军舰有268门，其中120毫米以上的速射炮中日的比例是0：97，而当时速射炮的射速是普通后膛炮的5—6倍，这意味着日本军舰的打击力6—8倍于中国。
二是购买舰船和引进技术没有紧密衔接且逐渐脱离了世界舰船发展趋势。中国停购外国军舰之日，正是外国军舰日新月异之时。世界军舰设计的主流已由追求厚装甲转向提高航速；普遍增设速射炮，注重提高侧舷火力。但中国脱离了这个潮流，而日本正赶上了这个潮流，以致中国的军舰无论是自制的还是购买的都相应的落后于日本的军舰。
第三个劣势是中国购买的舰型装备不够协调，整体作战效能较低。中国海军过分依赖两艘主力舰而忽视了支援舰的建设，以致于在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的侧翼缺乏有效的保护，从而被日军抓住战机猛攻侧翼，终使中国舰队大败而归。
当然，在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在数量上仍保持着优势。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83，900吨，而日本只有61，373吨，但这些优势在战场上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中国始终是以北洋舰队的41，200吨迎战日本的61，373吨。
二、海军人才的对比
海军是最专业化、最具技术性的军种，如果缺乏专业人才，海军就不可能成熟并独立运转。因此，人才是决定海上力量的另一物质基础。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近代海军在起步时，对此都是有清醒认识的，因为两国都很重视培养海军人才。不管最终目的如何，中日两国都希望能培养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并利用它去创造、操纵一支强大的舰队。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就已为陪养海军人才初步奠定了基础。1855年，幕府在长崎创办了海军传习所，此后又在筑地、兵库建立了海军操练所。封建的幕府垮台之后，新兴的明治政府更是把对人才的培养当作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1870年，兵部省在其提出的“大办海军”的建议中指出：“尽快创办学校，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之头等大事。”从这可以看出，在培养人才与建造舰船的关系上，日本把培养人才放在了首位。在具体的措施上，明治政府恢复并扩建了幕府时期开设的三所海军学校；创办了海军兵学校、海军大学等新的学校。此外，为掌握专门技术，另开设了财会学校、炮兵学校、水雷学校、航海学校和工程学校。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海军院校不但起步较晚，而且发展缓慢。在中国，相对于舰船建设来说，人才的培养显得较为次要。“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种偏重很快就使清政府尝到了苦头。1862年，当清政府下决心购买军舰时，国内并无可操纵近代战舰的舵工、炮手、水手等人，这才让阿思本等人有机可乘，妄图谋取舰队的指挥权。此事平息以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开始着手培养近代海军人才。1867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成立。但这比日本晚了12年，而且此后清政府又裹足不前了，一根独苗的状况一直持续了14年。只是80年代以后，由于风气渐开，也由于当时向国外订购了一大批军舰，急需海军专业人才，海军教育遂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1881年，李鸿章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这是中国第二所海军院校。此外，清政府还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以及水鱼雷学堂、海军西医学堂等一批培养海军各类专业人才的学校。但此时已距甲午炮声不远，这批后办的海军院校的首届毕业生，大部分没有赶上那场战争。
从上可知，如果单从学校的数量来说，中国不逊于日本，但若从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及内部机制等表象后的因素分析，中日双方则存在着许多差距。
在教学内容上，虽然双方都以学习西方的理工科知识为主，但在兼习的内容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军事院校向学生灌输的乃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本来就不利于培养军人所需的品质，更何况当时它早已没落变形。因此，中国军校的毕业生在思想上大多是保守的。而日本则极力向学生灌输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国主义，这对他国虽是一种灾难，但对自身来说，无疑将会激励学生的锐意进取之精神和好战之品质，这在战场上就会转化成一股巨大的战斗力。
在内部机制上，中国的各海军院校缺乏统一规划，各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彼此既没有分工与合作，也无初、中、高之分。中国海军的学校教育深受当时封建教育体制的制约。19世纪后期，中国实行的是科举教育与学校教育双体并行的教育体制，并把落后的科举教育放在主导地位而使学校教育处于依附地位。人们依然视登科及第为正途，它使军事院校的毕业生的社会地位较之“武举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造成了一个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影响便是生员的稀少。如前所述，19世纪70年代中国仅有一所海军院校，但就是这根独苗。在1873年仅有39个学生，至1883年，则只剩29名学员，且这些学员大部分来自贫困的家庭。如此稀少的生员，使学校的处境举步唯艰。日本海军院校的处境及内部管理则好得多。日本的一整套教育制度都取之于西方，下起幼儿园，上迄大学，皆一脉相承。显然，这比中国那种双轨并行的教育体制先进。日本的海军院校有初、高级之分，它不但培养军官，还培养士官生。而中国军校的毕业生，要么就是纯技术人员，要么就是军官，很少有士官生。日本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海军教育的开展。日本是一个尚武的社会，统治者极力鼓励发展海军，因此日本人就读军校不但不会受到歧视，反而为登仕提供了捷径。例如被誉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以及广濑武夫等早期名将，都曾是海军学校的学员。由于此，日本的军事院校从来都不会为生员问题而担忧。
在内部机制上，双方的师资力量也颇值比较。双方的海军教育在起步时，都曾面临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为此双方都选择引进外籍教师作为解决的办法。但在行动上，双方又出现了差别。日本对此的态度要比中国坚决得多。这表现在日本聘请的外籍教师，不但数量多，而且任期长。据统计，日本海军院校仅在1876年就聘请了100余名外教，而且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他们才开始在各院校消失。反观中国，只有福建船政学堂在建校初期曾聘请了39名外籍教师，但他们任期只有5年，在期满以后，大部分就被解聘。而在中国另一所较为完备的海军院校——天津水师学堂内，最初仅有4名外教。关于外教的作用，日本史学家外山三郎如是评价：“在引进各先进国家的海军学术和制度方面，对创建时期的日本海军作出的贡献比留学生更大的，是受聘的外籍教师和技术人员。”在中国，这种评价是没有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人对洋人存有偏见，另一方面，大部分洋人到中国来纯粹是滥竽充数，并没有真才实学；此外，洋人傲慢的习惯常使谦逊的中国人产生抵制情绪，因此，外教在中国的作用有限。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教师，并无执教海军的经验，能力也很有限。这就使得中国海军院校的毕业生的素质由于师资力量的薄弱而从整体上低于日本海军学校的毕业生。
再来比较双方海军的留学教育。日本派遣留学生，时间早且留学时间长。早在1862年，日本就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此外，日本海军的留学生，人数较多，去的国家也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总共派出了120多名海军学员留学他国，美、英、德、法等海上强国的海军院校及舰艇上，皆可见日本留学生的身影。这些留学生为日本海军带回了很多新知识，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留学德国的山本权兵卫日后被誉为日本海军之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坪井航三，在黄海海战中首创单纵队战术；而从英国回来的东乡平八郎日后则指挥联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获得巨大胜利。
相比较而言，中国海军的留学教育所获成就要逊于日本。中国直至1877年才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而此时坪井航三、山本权兵卫已经回国。截止1890年，中国一共派出了三批海军留学人员，总计70余人。这三批中的前两批由于经费较足，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第三批33名学员则由于经费不足，大部分不得不提前回国，尤令人奇怪的是，在本来就急需人才的海军里，这33人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得到适当安置，以致于少数人不得不去做苦力活，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
培养海军人才的途径除了军事院校外，基层部队的日常训练是另一条途径。遗憾的是，中国海军的训练状况也很糟糕，它到处散发着封建的腐朽、懒惰气息。北洋海军平时操练，“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此中国水师操练之不及他国者，弊在奉行故事耳”；“平时操练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更有甚者，打靶前“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实属无益”。由此可知，中国海军的训练，常常流于形式，没有明确的针对性，离实战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可避免的将会给战场上的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理素质及技战术水平带来后果严重的影响。
现在尚不了解日本海军的详细训练状况，但下面的这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黄海海战中，中国未沉的7艘军舰共计中弹754发，平均每艘108发；若沉没的也以此计，则中国军舰一共中弹1294发。而日本军舰共计中弹134发，平均每艘11发。这就是说，在历时近5个小时的战斗中，中国海军的195门火炮中，至少有61门一炮未中。显然，这不单是火炮射速问题能解释的。
三、海军军制之比较
“军制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管理、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它的基本职能在于从法规、制度上保障国家进行军事建设，组织和管理军事力量，发展军事潜力，增强军事实力，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备。”很显然，军制既是军队自身的制度，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它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军军制就是由国家和海军制定的海军制度，它包括海军领导体制、海军的组织体制和编制、海军后勤保障体制、海军的武器装备建设以及征募、训练等制度。它是否健全，体现着一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的高低。显然，在这点上，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政府的效率要优于没落的满清封建政府。日本很早就注意到了军制建设，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中国的反应则迟钝得多，军制建设明显落后。
1.海军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和编制。近代海军建设和作战强调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要求统筹规划，优化组合，以使有限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日本于1872年废除兵部省，设立了独立的陆军省和海军省，从而使海军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893年，日本海军军令部成立，它与海军省共同构成了日本海军军政、军令机构双元制的领导体制。在海军组织方面，日本于1875年将其周围海域划分为东西两个海区，1876年又成立了东海、西海两个镇守府。1886年，镇守府增加到3个，下辖5个海区；同年，日本政府又颁布《海军条例》和《镇守府官制》，规定镇守府除作为海军基地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外，还具有内线部队的性质。至此，日本海军组织体制基本确立。在舰队编制方面，日本于1889年组成常备舰队；至1894年7月10日，又增设了一支警务舰队，19日，两支舰队合并，组成了联合舰队。它集中了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下辖本队和游击队两种出击舰队。日本海军建立的统一的领导体制和联合舰队编制，不仅保证和加强了海军作战的指挥能力，而且还全面安排了和舰艇的军备实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全国所有海军力量的作战能力，形成了对北洋舰队的优势。
反观中国，海军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一直是混乱、滞后的。中国海军一开始走的是分区建设的道路，中央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专门掌管海军事物的大臣，海军建设基本上是地方的事务。中法战争之前，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并非由中央统一管理，而是分属于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统辖。各省督抚都把各自控制的海军当作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资本，常各行其是，不听中央调度。例如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水师曾向另三支水师求救，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也不见一艘增援的军舰的到来。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吸取教训，于1885年设立了海军衙门，企图统筹海防事务，集海防大权于中央，但实际上它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原有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它上有以那拉氏为首的朝廷主宰一切，下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分权，海军衙门夹在中间，并无多少实权。此外，它常设的五位海军大臣，皆身兼数职而非专职，且都不是海军出身，这就使机构的效率受到限制。事实上，海军衙门建立以后，原有的痼疾并没有改变，各舰队的武器装备仍不一致，训练和纪律也没有统一标准，海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并没有提高，各舰队独立的事实依然存在。正如李鸿章在甲午战前所说：“华船分隶数省，畋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
2、海军的征募制度。它的基本职能是保障现役部队的补充和更新，后备力量的训练和储备，以满足平时军队建设、战时兵员动员的需要。
日本于1872年发布“全国征兵诏书”，实行普遍兵役制。而海军由于其职务的特殊性，实行的是以征兵制为基础、志愿兵为重点的兵役制度，这是因为海军——不管是水兵、轮机兵还是枪炮兵，都需要具有比一般陆军士兵更高的技术。显然，只有服役时间长的志愿兵才能更熟练地掌握技术。此外，日本还有预备役和后备役制度，可使战时减员迅速得到补充。清政府实行的则是临时征兵制度，无后备役，水兵一般是根据形势需要由海军官员到沿海各地招募。这种制度的缺陷是明显的：第一，招募属临时性质，受训时间短，技术不熟练；第二，招募兵员由某一官员负责且无定规，不免要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作弊行为；第三，战场上的减员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补充。
对此，清朝一官员在甲午战后总结道：“此次各船虽有添置练勇数名，皆仿绿营习气，临时招募，在岸只操练洋枪，不满两月，派补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所以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
3、海军后勤保障体制。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集中力量建成了旅顺、威海两个海军基地。前者主要是舰船停泊与维修之处，后者则主要是舰队聚泊、操练和补给之所。它们的建成，部分地解决了北洋舰队的后勤保障问题。但是，港内设施并不完善，还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此外，中国海军的武器大多购自国外，而国内厂家的武器生产也无统一标准，由此造成了中国海军舰型复杂，枪炮口径很不一致，这也增加了后勤保障的困难。尤令人担心的是基地内储存的弹药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严重不足。
中国海军后期保障制度的混乱与不足，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战后有人指出：“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有因弹子罄将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此外，因平时维修不善而战时深受其害的情况也十分惊人。“‘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致远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
日本海军的后勤保障要比中国完善。如前所述，日本在战前建立了3个镇守府作为海军基地，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内设造船部、军械部、会计部、建筑部、卫生部等机构，对保障作战部队无后顾之忧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日本海军的后勤保障也存在一时无法避免的舰型不一、武器口径多样的难题，但日本仍有优势。据统计，日本在1890年有铁路2733公里，而中国铁路总长在1894年前尚不到400公里。相对发达的铁路运输对日本战略物资的集中及部队是调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军制问题，还有许多可比之处，如军衔制、军规等，但限于篇幅及其价值的有限，在此就从略了。
从上述两国海军军制的比较中能够发现，日本的军制要比中国完善得多。这是由于日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是全面学习西方，因此它对于西方一切先进的、有用的军制都加以学习、模仿，并根据本国国情和海军建设的特点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而清政府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却是“中体西用”，不管失败了多少次，清政府始终顽固地坚持“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即只承认技术之落后而不肯承认制度之腐朽。因此，洋务派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新军种植入的却是旧的封建军事体制，这是难以适应近代海军建设和作战指挥需要的，因而在黄海之战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四、海军战略战术的比较
海军的战略战术对军队的建设及作战有着重大的影响，缺少它或者它不健全，海军就不能正常运转。和平时期，战略战术时刻指导着海军装备的规模，人才培养的方向、建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战争中，先进、合理的战略战术可以使己方占据主动，或变被动为主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已证明了这点。正是基于此，19世纪美国海军理论大家马汉明确提出：“海上战略可以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
战略战术是重要的，然其力量却隐藏与无形中。它与武器装备也并非简单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武器装备及其性能能对它产生重大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另一种抽象的物质：国家利益与国家意志。战略战术不是花钱就可买来的，“它的更新与完善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因此，国家是否有坚定的目标，国民性格是否坚韧，政府是否有进取心，领导者谋略是否恰当，都将会在战略战术的制定中暴露无遗。在这个比较中，我们将会找到我们落后的根源——保守。
1、海军战术的比较。海军战术是海军特有的组织、指挥战斗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战术。战术是否合理，乃是否能克敌制胜之关键。因此，研究、发展海军战术，成为海军近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对引进西方近代海军战术做了一定的努力。分别于1译刊的《船阵图说》、《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就是当时介绍西方近代海军战术的三部译著。这些译著提高了中国海军的战术水平。但由于西方当时的海军战术理论正处在探索和变革中，本身还不完善，而译著中的许多内容大多是从早期的特拉法加角海战、汉普里登海战和利萨海战等战役中总结出来的，与成熟的近代蒸汽舰队战术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再加上中国在引进时，既缺乏鉴别能力，又无法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创新，结果使中国海军既受其惠又受其害。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所采取的阵型是1866年利萨海战中胜利一方所采用的“V”字形编队。这一阵型有利于编队的防卫，但缺乏机动性且不利于发挥火力，它适合于由风帆舰向蒸汽舰过渡及舰速不高的年代，当战舰的航速得到普遍提高后，这一阵型已基本上被西方海军抛弃。
反观日本，海军战术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则大得多。日本常年有留学生在外学习考察，他们对形势的变化颇为敏感。此外日本还有许多长年在外国军舰上见习的留学生，他们对西方海军战术的认识与把握要理性得多。如在黄海海战这为日本制定单纵队战术的坪井航三，曾在美国亚洲舰队旗舰“科罗纳多”号上见习有3年之久。这种单纵队战术，机动性强，火炮射击死角少，适合于日本舰队航速高、火炮多的特点，而这些又恰是北洋舰队弱点之所在。日本舰队由于采取了合理的战术，使其一开始便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
2、海军战略。马汉认为：“海军的全部战略目标是海洋的控制权，控制海洋是第一位的。”[29]这个以制海权为中心的国家海军战略日后得到了各国海军的认可。当然，在中日两国海军起步时，这一理论还没有明确提出，但双方对海权的认识的区别则是巨大的。1855年，日本的吉田松阴就说过：“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些政策在他的学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成为明治政府的要员后，便上升为日本的国策。这种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虽没有明确提出“海权”的观念，但其实质却包涵了强烈的要求制海权的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海军战略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进攻——征服。而正是这种取向，使其对西方海军以争夺制海权为中心的战略更易于把握吸收，这又促进了日本海军战略的发展。1890年，当马汉的《海上力量对国家历史的影响》一书问世时，日本立即引进并奉若神明，使其幕府以来不断发展的海权意识更强烈，也更具理性色彩，对海军的使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中国海军战略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防御，它把自己的建设目标限定在防御本国海口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始终没有摆脱“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的束缚，争夺制海权的思想也始终未被突出。早期的林则徐、魏源二人主张“弃大洋，守内河”，至李鸿章则主张海军“庶无事则扬威海上；有警上四，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这种专事防御的战略实质是不懂得保卫海洋国土的消极守土的被动战略，是放弃了制海权，被认为是海军的全部战略目标的保守战略，到八十年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战略：威慑战略。“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它在屡次处理朝鲜问题上获得了成功。但威慑战略仍基于守，道义色彩有余，战守实策不足。更何况威慑必须建立在实力之上，一旦实力转化，威慑便成一纸老虎，只会让对手看笑话。中国海军并不想“耀皇威”、“扬国威”，而只想“保皇威”、“守国威”。其目的是力图在不改变落后的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和发展一个崭新的战争机器，以求重新闭关自守。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已不在于应当肯定日本充满海权意识的暴戾的强盗战略，还是应当否定中国将海权转变为海防的温和的士大夫战略，而是在于：当世界性的大变局来到的时候，国家的决策者们当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找到顺应历史变化的发展道路，从而跟上世界历史大潮。中国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者，时也，势也，因而在19世纪后期那个充满暴力竞争的年代里，暴戾与温和，进攻与防御，并不是是与非的一定模式。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海权掩护下的资本原始积累是“现代社会的代表”，而“道义原则”所维护的封建生产关系，却是“陈腐世界的代表”。先进一定要战胜落后，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除了防御与进攻之差别外，中日两国的海军战略还存在分散与整体等差别。从战略布局来说，中国海军战略带有明显的分散性，而日本海军战略则是一个能统筹全局的战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有四支近乎独立的舰队，它们各自为政，从武器装备的建设到作战任务都颇具“地方特色”，然全局观念实不足。因此国家的战略也往往为一时一地之得失左右。而日本国小权力集中，明治政府一开始就为日本海军规定了一个任务：“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从此，日本海军就向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迈进，直至1945年彻底失败。
海军战略规定着海军建设和海军使用的基本原则，而正是这种规定性使中日海军的发展在表面上此起彼伏的竞争中南辕北辙地进行着，并日益拉开了距离。
五、同途殊归的结局及原因
中日两国海军本来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本来都有同等的发展机遇，而且两国的许多措施在形式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1894年两国海军的命运却截然相反。一国海军与国同生共进，而另一海军却被黄海的怒涛吞噬，与国同衰。个中原因，颇令后人深思。
马汉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显然，与中国相比，日本确实具有这种优势。日本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国，资源微乎其微。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料，大都来自海外；并且直至生产力被开发出来之前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因此，对于海洋的控制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还是绝对必须的了。这驱使日本大力发展海军，以满足扩张之需要。而中国地大物博，生产的自给自足性颇为突出；另外，中国的陆疆不断受到俄罗斯帝国的威胁。这一切分散了中国人对海洋的关注，控制海洋的欲望也远不如日本人强烈，这必然会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与使用。
国民素质及性格的差异是造成两国海军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除了常因受他民族的侵扰而被迫奋起反击外，很少去侵扰他族。日积月累，在形成了爱好和平这一特征的同时也磨灭了民族的进取心，压抑了民族的斗志，因而在战略上也毫无战斗精神可言。此外，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自明朝以来它的进取心就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保守。这种保守的文化必然要给它的民族打上保守的烙印，这又必然会影响领导者的素质。李鸿章等人虽然也有一定的开放精神，但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因此他提出创建海军，但“守疆土、保和局”的愿望又使其把目标限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近代中国领导层素质是低下不仅仅是保守，还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缺乏信心与决心，政府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明确。中国的决策者们对世界局势的认识是不清楚的，这导致一方面对欧洲强国颇为害怕，另一方面又对“小国”日本极其鄙视，于是中国人既缺乏信心，却又狂妄自大。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近代的领导层并不完全了解国家利益的真正含义，他们没有把政府利益、地方利益服从与国家利益。他们把海军看作是自己权力的象征与维护这个权力的工具。这造成了海军战略布局上的分散与海军使用上的分散。而后果尤为严重的是，当北洋海军成军后，他们认为京畿即政府已足够拱卫了，就停止了海军的建设。总之，由于人的素质的限制，使中国海军无法制定出一个能统筹全局的有长远眼光的战略，从而极大的限制了海军的发展。而日本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大和民族是一个有狂妄野心的民族，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做着征服的迷梦。近代以来中国的衰弱更使其野心膨胀。这种野心使其制定的战略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连贯性，保证了日本海军有条不紊地却又飞速地发展、壮大。
此外，日本统治者能洞察世界局势，他们眼光长远，目标坚定。日本人曾说：“如果认为新型战舰是必要的，那我们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建造，如果我们军队的组织不恰当，那我们就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对它改造；如果有需要，我们整个的军事体制也必须加以改革。”正是这种决心，使日本拥有了一支与其国力很不一致的强大的海军。中日两国领导者的素质从下述例子也可见一斑：与中国的大量海军军费被用于为太后建设颐和园与举办生日庆典不同，日本天皇于1887、1893—1898年每年都从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以上）作为海军军费，而议员也主动献出薪俸的四分之一用做造舰经费。
中日社会制度的差异是两国海军同途殊归的根本原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客观上并不迫切需要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军事业。清廷建立近代海军，是对列强侵略的一种被动反应，缺乏社会的内在动力，因此海军建设往往随着民族危机的变化而忽冷忽热，时紧时松，稍有成就，就停滞不前。日本海军在建立之初也曾面临同样的处境，但明治维新使其很快摆脱了这种处境。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为了适应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积极发展海军，使海军建设由被动走向主动。此外，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管理能力要远胜落后的封建制度。例如日本1893年陆海军工厂的机器总动力仅2205马力，而中国只江南制造局一厂1891年便有动力4521马力；中国的财政支出在1893年也比日本多1500万日元。从数字上比较，中国的财力、物力要强于日本，但中国的海军建设却落后于日本，制度的优劣在此起了关键的作用。
纵观1894年前中日两国海军近代化的进程，不难发现，中国海军一直被封建制度及保守的国民性格这条沉重的锚链拖着，最终坠入了与国同衰共辱的命运深渊。而日本则很快就砸碎了这条锚链，从而获得了飞速发展。
如今，10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民族的耻辱不该忘记；100多年前我们在一场竞争中失败了，但我们从未屈服。10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赋予了我们发展的机遇，假以时日，我们这个东方民族是现代海军也当以砸碎那条沉重锚链后焕发出来的巨大潜力，驶向与国同生共进的航程。
閱讀更多 美文悅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