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嶺：在翼城試點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讓您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是什麼？
梁中堂：翼城縣的計劃生育試點長達25年，值得回顧和記憶的事情很多。但是，有一個面孔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裡，總是無法忘懷。1988年，省委決定把我下放到翼城縣掛職擔任縣委副書記，我向當時的縣委書記鄧永武要求只分管計劃生育工作。一次，由縣計生委主任陪同去指導站看望住在該站的農村婦女。按照當時的體制，縣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指導站附設有可以做計劃生育“四術”的醫務人員，平時下鄉輪流給各個鄉鎮的農村婦女做透環、放環、結紮和流產，以及少量的男扎。有時在醫務人員還不能到達的情況下，一些農村婦女也直接被送到縣裡來做。通常的“四術”都非常簡單，一般也不住院。有個別住院的，那一定是大月份引產，需要住下作引產術。引產後也需要一些時間觀察和恢復，然後才能回家。即使翼城縣實行允許農民生育二胎，也會與農民個人的計劃有矛盾，或者因為沒有到晚婚而生育，或者因為間隔的年齡還不夠，計劃外懷孕仍然不少。和別的地方一樣，絕大多數需要引產的婦女都是經過幹部三番五次動員，實在沒有辦法才來的。那次進入病房後，因為有幹部陪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是領導來了。一位不到30歲的農村婦女躺在床上一句話也沒有，只是用一種半是疑問、半是哀怨和憂慮的眼神盯著我。20年了，這個圖像一直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腦海裡。
梅嶺：翼城試點進行前後，當地的民眾的態度有什麼不同？而他們最終接受又是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渡？
梁中堂：翼城縣在進行“晚婚晚育加間隔”的生育試點以前，也是不分城鄉地執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所以，無論幹部或者群眾聽說實行允許農民生育二胎的政策，都是極為擁護的。因為那時的情況是，雖然政策規定只准生一個，實際上大多數農民都生育了兩個以上的孩子。政策與實際差距太大，幾乎所有的農民違犯政策，增加了幹部工作的難度，給農民的正常生活造成許多人為的摩擦和障礙。由於大家侷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接受政府的宣傳，都還是擁護計劃生育工作的。所以，在對比了兩種政策以後，許多幹部都認為晚婚晚育加間隔，允許農民生育兩個孩子，才真正符合中央7號文件所說“把計劃生育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和幹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用“晚婚晚育加間隔”和普遍允許農民生育二胎的試點政策取代“一胎化”，屬於由不合情理調整到比較合乎情理、由脫離實際調整到比較符合實際的政策，幹部和群眾都是一接觸就自發地接受了。因為從計劃生育統計上有一個數量比較大的一孩家庭，害怕實行試點政策後出現生育堆積，我們工作設計上曾經有一個過渡環節（實際並沒有出現這個生育高峰），但群眾的感情上並沒有經歷一個由不接受或者感到突然難以接受，最終又達到接受的那樣一個過渡階段。
梅嶺：翼城可以作為中國農村的代表嗎？如果是，那麼翼城試點拋開政治因素，是完全可以為我國農村人口做出巨大貢獻的？
梁中堂：確定翼城縣做試點，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在全國具有代表性。我從1978年開始人口和計劃生育方面的研究，都是就全國的政策來說的。所以，我基本上不與所在地的具體工作發生聯繫。1983年機構改革時，省委任命我為省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顧問，為了贏得一個個人和諧的工作環境，我還是與該委員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批覆同意在山西試點時，我對於具體放在哪個縣並沒有事先的考慮。確定試點縣的時候，省政府顧問兼省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趙軍因事外出，幾次研究都由黨組副書記、副主任肖玉英主持。在黨組會上，包括肖玉英在內的三位副主任徵求我的意見，我回答說，這個辦法應該是在全國有普遍性的一個政策，所以，原則上在任何一個縣都可以。但是，因為搞試點，我希望符合這樣4個條件。一是典型的農業縣，因為我國南方和北方的農業條件也有很大的差異，至少試點縣在我國北方具有代表性。二是為了便於對情況的正確分析，該縣的人口情況應該清楚。三是縣委領導能力強，可以推動開始的局面，有做實驗的積極性。四是最好縣裡的領導和省級機關有一些聯繫，便於摸到實際情況。此外，還有附帶的一條，就是那時的交通還很不方便，我希望把試點放在鐵路沿線，便於我經常去那裡進行指導。根據肖育英同志的建議，最初選擇長治市的高平縣。趙軍同志回來後，提議為翼城縣。黨組商議的結果要我下去考察，最終由我來做決定。我調查的路線是先到翼城縣，主要兩條決定了該縣的試點地位。一是在下鄉調查時，發現各個鄉鎮和村裡都建立了人口、育齡婦女保健的底薄，認為這有利於人口信息的分析和反饋。二是縣委書記聽我介紹情況時，立即回答說：“希望你把點就放在我這裡，即使試驗不成功，但對我們的工作只有好處而沒有任何壞處。”他當然指的是政策寬鬆了，有利於基層幹部的工作和農村的和諧。我感覺這是一位明白人。過了許多年我才發現，翼城縣各個鄉鎮和村裡的人口信息並不是那麼容易蒐集和反饋的，我所看見的信息底薄都是計劃生育和衛生部門應付上級檢查、參觀用的。從那時到現在將近25年的時間裡接任縣委書記的已經是第10位了，很難說每一位都是明白人。但是，從每次全國的人口普查和上級計劃生育機關所做的調查分析，翼城縣25年來的歷次數據都比全國、全省和所在地區的平均情況要好，說明這樣的政策確實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如果很早在全國實行這樣的政策，全國會有像翼城縣那樣高比例的農民可以不經受嚴厲的生育政策的制裁，廣大農民所受的折騰和磨難會相對少了許多。
梅嶺：翼城在您的心中，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定位？對它，您有著怎樣的特殊情懷？
梁中堂：在確定試點以前，我幾乎很少聽到過翼城縣。它在山西的什麼位置，我也一點沒有概念。試點工作鋪開以後，和那裡的幹部群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已將其視為第二個故鄉。您曾向我說，多年來一定在那裡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樣的話題這些年來聽得多了。實際不是這樣。我與翼城縣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試點最初的一些時間裡，我花費的精力比較多一些，譬如要解決政策銜接的一系列技術問題，要隨時研究發生的問題和分析人口信息的含意。由於我是做學術研究的，對基層的情況並不熟悉。所以，第二個階段就是向縣裡的幹部和農民學習了。由於結識了不少的朋友，再後來就是隔上一年半載地去以看望朋友為主了。總體上來說，我在翼城縣是比較超脫的。我給歷屆的縣委書記、縣長都說過，翼城縣的“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對於全國來說是個試點，但對於你們來說就是自己的一項的工作。你們且不管人家是否會總結與推廣，做好計劃生育工作是縣委縣政府必須抓好的一項重要任務。所以，翼城縣有好的效果，歷來都是該縣幹部群眾辛勤工作的結果。早在10多年以前，計劃生育的高層就說翼城縣計劃生育好，是由於有專家的指導。另外一層的話意是，我們不可能給全國幾千個縣都委派專家，所以那裡的經驗也就沒有推廣的價值。翼城縣人口過程是該縣30萬人民群眾共同實踐的結果，是客觀規律的結果，而不是專家功勞。這一點，我自始至終是清醒的。從確定試點的時候，我對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肖玉英就說，“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辦法是解決全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難題的，我不可能到每個縣去指導。所以，如果試點縣離開我就不能取得好的效果，那麼，這個辦法就毫無意義。25年來，這是我處理和翼城縣試點關係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實，我當初向中央要求作試點的時候並不沒有想到會持續這樣長久。那時的視線並不是很開闊，認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的明確批示不得貫徹，可能是主管部門有諸如擔心改變和調整政策後否定了計劃生育工作、挫傷基層幹部的積極性、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等等。那麼，我們就做幾個實驗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這些情況都是通過新的政策交給群眾，就立即可以見分曉的。所以，試點開始後不久，我就請新華社的同志去考察並向中央作了反映。誰知，這一試竟然過去25年了，依然遙遙無期。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
我要求試點不過是在僵局狀態下運動的一枚閒散的棋子，也想在暗夜裡燃起一堆篝火。當然，試點運行之後也曾幻想這隻閒散的棋子能夠成為支撐我們國家美好制度的一個支點，也希望由這堆篝火開始給廣大農民帶來光明。不管怎麼說，最初要求試點只是在僵持狀態下走投無路而為之的一步棋。更沒有想到，這枚閒散的棋子在我國這個大棋盤上一呆竟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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