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圓明園遺址公園”可以訂閱哦！
絲綢之路的名稱最早由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他將“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雖然絲綢之路的使用時間遠遠大於這一年限，但是如他所言，絲綢是勾連這條道路的重要貨物，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各個遺址點多有絲綢的發現。而最早運用圖像表現絲綢傳播故事的則是發現於新疆和田地區的“蠶種東來”木板畫。
故事與圖像
“蠶種東來”的故事最早見於玄奘的記載。唐貞觀十八年（644），取經歸國的玄奘在於闐（玄奘記為瞿薩旦那）停留了七八個月之久，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于闐諸多的風土人情、佛教聖蹟。其中關於“蠶種東來”有如下記載：“昔者，在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
這個蠶種傳播的傳說實際上又是以聯姻為橋樑的民族交流、融合的故事。和田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的兩幅木板畫以“屈鐵盤絲”式的線條生動地表現了這個故事。
第一幅作品（圖1）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為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所獲。木板畫長46釐米，寬12釐米，為橫式構圖。畫面左側一位頭戴扇形發冠、身著左衽交領短袖衫的女子伸手指著當中一位女子的頭冠。當中的女子與左側一位衣著相同，梳高發髻，頭戴裝飾有寶珠的卷草形頭冠，捲髮披肩，面容秀美。木板的右側同樣為一位多臂交腳坐的神靈，最右側為頭戴扇形冠、正在織布的女子。
第二幅作品（圖2）現藏於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為1897年沙俄駐喀什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帶走。畫面為豎式構圖，分為三層展開情節。畫面最上方為多臂、交腳坐於圓毯上的絲織保護神，第二層為兩位面容清秀的女子，一身頭戴高冠，黑髮披於肩頭，身著圓領衫，雙手置於一高足盆中，其旁跪坐一位侍女，梳單環髻，插有步搖。侍女一手持剪刀狀物，一手持披巾。這一情節當為王女出嫁前準備私藏蠶種。第三層為頭戴扇形發冠並加以頭巾的正面端坐女子，旁邊一身著圓領衫的女子以手指其頭冠，意蠶種在此。
兩幅作品雖然構圖方式不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品在情節上顯然更加豐富，但是畫面中都重點表現了侍女以手指王女發冠的標誌性情節。此外畫面中的女子形象大多頭戴扇形頭冠，這種頭冠在和田託普魯克墩3號遺址等處均有發現，當為于闐人的常見裝飾。
作為絲綢之路西域南道上的重鎮，于闐是往來僧侶、商旅、士兵的休憩補給之地，也是多種文化交融之所，而這一特點也在這兩幅作品中有所體現。
交流與融合
在兩幅木板畫上，出現了三個地區的特色服飾。第一為扇形頭冠、左衽交領衫，此為于闐女子的裝扮。第二為畫面中多臂的紡織神。兩幅木板畫上，該神靈的形象較為固定，都為戴冠、面帶鬍鬚，身著窄袖內衣、外罩圓領短袖衫，多臂持物，下身穿長褲、著皮靴。在和田地區，表現這一神靈的木板畫還有大英博物館藏D.VII.6號、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ГA-1120號木板畫等作品，畫面雖有繁簡，但其圖像學特徵較為明顯。紡織神的形象顯然來自粟特地區，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古城的壁畫中有數身人物的服飾與之相近。此處遺址被學者們判斷為昭武九姓中米國的治缽息德城，為粟特人聚居之處。千里之外，北朝末期入華的粟特人也依然保持了這樣的服飾與坐姿，如山西太原南郊的隋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在石棺床上，墓主人虞弘的服飾、形象即與紡織神相似。而從缽息德城到于闐，再到太原，三個地點也能簡單串聯起粟特人的活動、遷徙路線。第三為俄羅斯藏品中跪在王女身旁的侍女。這種單環髻、右衽窄袖齊胸襦裙為初唐時期女子的流行服飾，關中地區的大量初唐墓室壁畫、陶俑仕女即是這種裝扮。如唐龍朔三年（663）的新城公主墓，墓室中圖繪了大批衣著鮮豔的年輕侍女，皆穿此種長裙。從這一細節上看，儘管正史中沒有關於漢地公主和親于闐的記載，但是在於闐本地人的心目中，這位東國王女當是漢家公主。貞觀二十二年（648），唐王朝在龜茲建安西都護府，于闐為“安西四鎮”之一，此後直至貞元七年（791）于闐為吐蕃所佔，在150年間，于闐與唐王朝的中心地區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故而在於闐的木板畫上能出現標準的初唐侍女形象，而俄藏品的年代當在7世紀前後。
結合人物形象與服飾特徵，可以發現，這兩幅木板畫反映出一個頗具意味的現象：在粟特身形的紡織神庇佑下，通過漢家公主，蠶種從東方順利傳到了于闐。顯然這已經不再是個簡單的故事，而是來自東西方不同民族的生活習俗、信仰在西域南道上的于闐相遇、融合。
由於民族交流、融合帶來了文化藝術上的豐富多樣，這正是中古時期于闐藝術的特點。
宗教與世俗
文化的融合不僅體現在藝術方面，在中古時期于闐的宗教信仰中也有所呈現。于闐為絲綢之路西域南道上著名的大乘佛國，早在甘露五年（260）從雍州出發的朱士行在此處求得《放光般若經》之前，于闐的佛教已經頗為興盛。高僧法顯、玄奘等多記錄此處佛寺林立、佛法興旺。佛教之外，于闐本地的神靈信仰也頗為流行，後晉使者高居晦載此處“俗喜鬼神而好佛”。東來的蠶種便是供奉在“麻射僧伽藍”之中，顯然這是將本土的聖物崇拜與佛教相聯繫。
同樣的現象也體現在丹丹烏里克等遺址中，在佛寺的下層壁面中，常常繪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靈。這些神靈的形象引發了學界對於中古時期于闐宗教現象的諸多討論，但是無論如何，于闐這片以大乘佛教為主要信仰的土地在面對外來宗教時表現出很強的包容性，為多種宗教、多種信仰的並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就“蠶種東來”木板畫而言，畫面上的王女、侍女都帶有圓形頭光，顯然都是將她們作為神靈在表現，而這些為于闐人崇拜的神靈則與祆教神祇形象相似的紡織神置於同一畫面上，更是體現了宗教、信仰上的融合。
不僅如此，在玄奘的記錄中，于闐還有以世俗人物裝扮裝飾佛像的事蹟：勃伽夷城供奉的來自迦溼彌羅國的佛像即佩戴著國王的寶冠，而“蠶種東來”木板畫上的圖像印證了這一點。王女與侍女獨特的裝扮方式：在扇形頭冠上披覆頭巾，可以在斯坦因所獲的Ch.xxii.0023號絹畫上發現。這幅出自敦煌藏經洞、被命名為《瑞像圖》的絹畫繪製了來自印度、西域、涼州各地的瑞像。其中的一身佛像身著白色通肩袈裟，背光中有千佛化現，胸佩紋飾繁縟的項鍊，頭戴披覆頭巾的扇形寶冠。雖然這身瑞像的榜題已經破損，但是從著白衣、千佛背光等細節依然可以判斷出這是一尊來自於闐的瑞像，而白衣瑞像的寶冠則與“蠶種東來”木板畫中女子的頭冠一致。顯然在於闐有以世俗冠冕裝飾佛像的習俗，以珠寶、頭冠莊嚴佛像的同時，也使得佛教造像在傳入此地時，帶有了區域性的色彩。而佛教造像藝術也影響到了于闐本地的神靈形象，在英藏品中，畫面正中的王女佩戴的鑲嵌有珠寶的卷草紋冠，是初唐時漢地菩薩的流行頭冠。這種頭冠也東傳到了日本，如日本東大寺盧舍那佛蓮花座上所刻的華藏世界，就有菩薩佩戴。這一細節也體現了漢地佛教藝術對東瀛、西域的影響。
在對“蠶種東來”木板畫的圖像進行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看似簡單的圖像背後蘊含了來自東西方的文化藝術彙集于闐之後呈現出的複雜與多樣、宗教神祇的混同與並行、世俗與宗教的融合與匯通。而這也是勾連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所促進的各區域、各民族間交流的產物。正如“蠶種東來”木板畫表現的那樣，護佑蠶桑的西方的神祇與東方的王女，都成為了于闐本土民眾信仰的對象，而於闐本地的風俗與審美，不但具有本土性，也與佛教藝術產生了交叉影響，使得於闐藝術成為絲綢之路西域南道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文章轉自：考古匯
微信號：yuanmingyuanpark
閱讀更多 圓明園遺址公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