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提到東漢末年死亡的人，都覺得是打仗死的，其實不然。
在東漢末年曾出現過連綿不斷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
也有人說東漢的滅亡是人禍，宦官奸臣禍亂朝綱，導致東漢的滅亡。
英國著名學者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講到“中國的漢朝與唐朝”時有這麼幾句話:“也許因為窮奢極欲損傷了元氣，漢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紀末，一場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國的制度崩潰了，這是一場使羅馬帝國陷入一百年混亂的瘟疫，漢朝像一棵狂風中的朽木一樣傾倒了。”
此語似乎說明，東漢的滅亡更是天災。 從公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就曾有幾十次大瘟疫。而在東漢末期的數十年間，大瘟疫更是連綿不斷，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後果十分悲慘。在曾經繁華的中原地區，一度出現了這樣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
東漢末年的這次大瘟疫，當時人通稱其為“傷寒”。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在瘟疫來臨的初期，面對可怕的瘟疫，人們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死亡。
在瘟疫的打擊下，一般的老百姓由於條件落後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養尊處的上層人士也難逃厄運。在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謂“建安七子”，是指東漢末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詩人，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當曹丕還未稱帝時，與“ 建安七子”中的好幾位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們是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眼看著好友一個個死去，曹丕後來沉痛地回憶道：“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此外，當時許多著名的上層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賢”、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這次被人們稱為“傷寒”的大瘟疫達到了高峰，給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實際上，在東漢王朝滅亡以後，到三國和晉朝，它又持續了很長時間。稍後的另一位歷史學家裴松之就曾說，這場瘟疫“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而據《晉書》的記載，甚至在咸寧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還時有發生，“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在經歷了長期的大規模瘟疫後，中國的人口大量死亡。儘管在古代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記載，一些人口統計數據也很不準確，但我們仍可從一些史書留下的數字體會到瘟疫的威力。根據古代較為權威的官方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而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瘟疫，僅僅八十年後的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竟然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雖然當時的戰爭和災荒也是造成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帶來的這種損失仍是觸目驚心的。
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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