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華，上下五千年，《二十四史》上記載著一個個明君名相，仁人志士，一宗宗文治武功，卓績偉業，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歷史，你會發現一部封建史的每一頁都被兩個字力透紙背。
皇位！
誰都知道，皇位（包括王位）是個好東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旦把屁股坐在皇位上，全國的山川土地，宮殿樓臺，金銀財寶，醇酒美女就都是你的了，所以，皇位爭奪戰是歷史舞臺上久演不衰的重頭戲，中國如此，外邦亦然。
皇位的誘惑力之大無論怎麼描述都不過分，絕對是致命的！
為了皇位，兒子殺爹者有之，如隋煬帝殺隋文帝；老爹殺子者有之，如漢景帝殺廢太子劉榮以確保劉徹(即漢武帝）能夠和平接班；兄弟相殘則是最常見的皇宮內苑“全武行”，如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殺死親哥哥太子李建成和親弟弟齊王李元吉，清雍正帝為保證自己的皇位無憂而殺死八弟和九弟。至於什麼叔父殺侄子，堂兄弟互殺，因為血緣遠了一點，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如果是異姓之間爭奪皇位，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勢必衝出宮牆，造成更大範圍的苦難，甚至會遍及全國，楚漢戰爭，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是順手拈來的例子。西晉時的“八王之亂”，明初的“靖難之役”雖然發生在同姓之間，其後果之嚴重慘烈比之異姓間的皇位爭奪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各朝各代的農民起義，固然有“為了生存而鬥爭”的光輝色彩，但說到底也是皇位爭奪戰的一種，像《水滸傳》中的宋江那樣“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義軍領袖在真正的歷史上幾乎是不存在的。
更有甚者，有學者懷疑遠古時代堯舜禹之間的禪讓也是皇位之爭（當時是部落聯盟首領之位）的人性化演繹。
皇位之爭大多發生在一國之內，而兩國之間的狼煙烽火多半是土地爭奪戰。
春秋戰國時代，先有五霸，後有七雄，為爭奪土地而發起戰爭根本就是諸侯王這些大佬們的家常便飯。百姓們有時朝尚屬秦，暮已歸楚，國籍變換就像劉謙變戲法一樣快得了無痕跡。作為戰爭主力的青壯年更是惶惶不可終日，時刻都有被抓壯丁拉上戰場的噩運在等待著他們。一旦上了陣地前沿，就過上了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日子，因為軍功是要靠斬獲的首級來計算的，首級越多，軍功越高，唐人詩句“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戰爭之殘酷的寫照。
更加不幸的是，像春秋戰國這樣的“無義戰”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絕非罕見，而是屢見不鮮。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南北朝的互相攻伐，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的瘋狂廝殺，以及遼宋夏金元之間的攻城略地，無不荼毒生靈，禍害百姓深矣，“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場景在歷史的舞臺上一次又一次地含淚上演。
如果皇位爭奪戰是統治階級的自殘行為，那麼，土地爭奪戰就是統治階級對老百姓的無情殺戮。
如果說皇位之爭像瘟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作一次，那麼，封建官場上的權力之爭則是一直纏在歷史身上的慢性病。
首先要說明的是，有志於治國濟世的君子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有時也不得不參與權力之爭，歐陽修同志的《朋黨論》可以為證：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這就使封建官場上的權力爭奪戰更復雜，更深刻，更富戲劇性。
雖然君子爭權是為民造福，小人爭權是為己謀利，但小人的成功率好像並不比君子低，所以才有了那麼多誤國害民的權奸，隨手就可以從歷史的箱子裡提出幾個，像什麼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檜，明朝的嚴嵩，清朝的和紳，不一而足，有時候，我們甚至懷疑老天爺使了小人們的錢。
權力之爭歷朝歷代都有，可謂綿綿不絕，最厲害的幾次都發生在末年季世，如東漢末的“黨錮之禍”，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北宋末年的“元祐黨碑案”，明朝滅亡前後的東林黨閹黨之爭。黨爭之中，雖然君子小人都有可能走下坡路，輕者貶官流放，重者身首異處，但自古以來公道自在人心，二者身後聲名迥然不同——君子流芳百世，惠及子孫，小人遺臭萬年，難入祖墳，這才有了秦檜後人“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的由衷感嘆。歷史最大的公正性正在於此。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約撰稿人：憶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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