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住房大多都是分配的。爸妈都是灵石一中的教师，灵中大院子内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平房，就是我的出生地。依稀记得出门过道靠墙是油毡纸棚下一年四季不熄火的大铁炉，冬天时挪回平房取暖，平时用湿煤压着，做饭时捅开，火势渐燃渐旺。
随着时间流逝，小平房逐渐破旧不堪，已经满足不了居住所需，我们一家搬到了第二处住所——灵中下院的窑洞，条件稍微好了些。窑洞外有一个可以做饭的炉灶，但房子整体潮湿低矮，也不是太宽敞。屋里的摆设也很简陋，一张床、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一个半新的沙发和一个立柜，就这些简单而实用的东西便组建成了我们的三口之家。那个时候传达室的大爷很负责任，谁家有个信件或者老家打来电话他都是亲自跑来。由于爷爷奶奶和外婆都在乡下，一般不来县城，爸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我，特别辛苦。那时教师工资低，我家用不起保姆的。稍大一些时，我被寄托到一位老师的婆婆家里，每到月底，给人家的报酬也只是一些面菜之类的。每日，爸爸都会骑着自行车载着年幼的我往返于学校和照看我的地方。我上幼儿园之前与上幼儿园之后的年幼时光都印刻在了这间房子内。这期间家里添置了一台单缸洗衣机，让妈妈洗衣服可以轻松了一些，但爸爸每天的担水是不能缺的。在这个窑洞里，我的妹妹出生了。
经过“国家高积累、低消费，民众先生产、后生活”的物质匮乏时期，“安居”逐渐成了中国人的迫切需求。也正是在妹妹出生的这一年，1988年1月，中央宣布将房改正式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由此拉开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序幕。
进入90年代，国家大力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全家便搬到了第三处住房——一个带小院子的小二层楼，小院子和进出的大门是两家住户共用的。我人生的多半记忆也都留在了那里，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刚步入工作岗位的美好时段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小学离家不是很远，每天相跟上几个小伙伴，从家出发，途经一个小巷子，再路过一个有坡道的小空地，旁边有个公用的自来水管，每天会有一些人在那接水，担水。下了坡再经过一条窄巷子出去，右手便是我非常熟悉的灵石一中，左手往前再走一段便是我上学的灵石一小。
上初中前，家里的自行车已经换成了摩托车，爸爸逢年过节载着我们一家四口就从城里回到村里。四口人在一辆摩托上显然很拥挤，但是那时候感觉好极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家人的温馨。上了初中后家人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所在的二中离家比较远，我们每天都是男生女生前后骑着车子上学，远远看去队伍很是庞大，当时汽车还很少，所以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中学时家里安装上了电话，我和妹妹看着这个感觉应该很遥远，眼前却触手可及的东西，很是新奇，不停地拿起来放下去，拨通了打往老家的第一个电话。同年，家里的单缸洗衣机光荣下岗了，换成了崭新的双缸洗衣机，最受益的便是妈妈，她本来就近乎洁癖，这下更增加了她洗衣的频率。
升入高中后，学校就在我家门口。上下学走不了两步就到了，自行车都懒得碰了。由于爸爸十分喜欢文学创作，家里也添置了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爸爸在48岁那年还学会了开车，考到驾照后家里那辆承载了我们很多家庭欢乐的摩托车也退出了舞台，被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取代。爸爸非常爱护它，经常清洗的锃亮，小心翼翼驾驶，用它载着我们，风雨无阻，驶向更多、更远的地方。
我们居住的这片地方，在我上大学后已经属于脏乱差极严重的一个老旧城区了。与前面已经被拆迁改造的新城区明显的格格不入。我们都盼望着拆迁的喜讯能赶快到来。
21世纪后，房屋、楼价问题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新的住房时代开始了。随着高层住房的普及，我家终于在经历了改造拆迁后搬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区，这也是我们家的第四处住房——一栋独立的高层。爸爸妈妈心中的喜悦藏都藏不住，每天都眉开眼笑。他们欣喜于终于不用和别人共用一个大门，共享一个院子；不用搬煤生火家里都可以热乎乎的；拥有了自己的卫生间，上厕所再不用去公厕排队等候，洗澡也不用去公共澡堂一堆人像煮饺子般挤来挤去。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崭新的，电器几乎都成了全自动。首先就是全自动洗衣机，算是彻底解放了妈妈的双手，晾衣架都能遥控控制，扫地有了智能扫地机，夏天可以舒服地吹着空调。爸爸的桑塔纳在搬进新楼之后因为机器老化而换成了时尚新潮的“蓝鸟”车。
改革开放40年间住房经历了从单位福利分配到个人消费的巨大转变。房子从拥挤简陋到舒适美观，一天天的变化，无不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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