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4183141

乾隆25岁登基，从他父亲雍正手里继承下了大清江山，这艘巨轮何从何往，这位舵手他心底一点也不迷茫。自己父皇13年来惨淡经营，为国家殚精竭虑耗尽了心血，但13年的严酷统制使人屏息胆战，同时也得罪了天下人，包括自己的兄弟手足。乾隆非常清楚父皇的许多过激举动使他的政敌赢得了广泛同情，其实作为旁观者乾隆也有不同看法。

乾隆既位后一心抱着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施行仁政而改变他父亲的做法，认为有必要以实际行动对过往进行纠偏。他连发谕旨对雍正朝被处理的叔辈皇族和其子侄都从宽处理，该复籍的复籍，该平反的平反，扫除了皇室成员对乾隆父子的怨恨，让他们都对新皇帝刮目相看。

继位之初乾隆对官僚系统也作了同样处理，他倒一直欣赏祖父康熙宽仁的做法，反而对自己父亲的严峻很少效法。在追赔钱款上处罚过重的官员都给予释放，不再株连亲属，免除了许多官员的欠款。对雍正遗留的老臣，比如鄂尔泰和张廷玉恭敬有加，毕竟他还年轻没有执政经验。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原先被判死刑，乾隆也给予释放，这阶段是乾隆和老臣们包括整个官僚集团是蜜月期。

帝国上下一下子从雍正的严酷转而成为乾隆的宽仁，这本来是新君即位赢得人心的需要，也是乾隆这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年轻皇帝其价值观在国家行政管理上的自然体现。另外一点，经过雍正13年的高压统制，吏治有了明显改善，乾隆认为此时适当“放松”些，对于他这个新君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本钱。

大清在乾隆的手里走过了13年，乾隆13年确实对于乾隆来讲是个分水岭，这年一直与他朝夕恩爱的富察皇后去世了，他也从一个对治理国家懵懂年轻的皇帝成长为一个经验老道又善弄权术的最高统制者。

十几年的统御天下，他扪心自问自己尊崇儒家治世的道理，以尧舜为行为目标，可是从理论付诸于实践，残酷的现实告诉他实际并不是一回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登基以来对官僚系统非常信任，尽可能给足一切优厚的条件待遇，希望臣工都能心存感激而克勤勉励尽责。但事实是各地官员腐败受贿案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康熙末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巨额亏空又出现在自以为乾隆的治世天下。

乾隆对这帮官僚越来越感到不可理喻，他感觉自己以诚相待而得到的还是欺瞒和贪婪，而且得寸进尺。老百姓也是这样，给予宽松仁和的政策，只要一有机会能获利就见缝插针，为了蝇头小利扰乱治安，仗着人多群体公然违背法度对抗官府。

乾隆开始反思这是怎么回事，他像一个刚刚在社会上历练过的孩子，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父亲的话和做法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经过一系列挫败和见怪不怪后，突然觉得父亲当初的英明和先见之明。并不是父亲雍正不愿意施行仁政，宽御天下，而是官僚集团和愚古不化的刁民实在是不能宽大仁和。

这位中年皇帝感到似乎开窍了，原来治理国家凭儒家的书卷气，靠自己良好的出发点，到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正是乾隆13年，皇帝治国理念从儒家向法家过度，《韩非子》经常摆上他的御桌，原来他反感这个理论家的话，现在读起来如沐春风。君主控制臣民不能凭道德仁政，要通过严峻的法度和设法加强威慑力量，乾隆奉之圭皋，因为他的实践告诉他，只有韩非子的调子才符合实际情况。

乾隆13年后，对于贪污亏空的处罚比雍正时期还要厉害，判死缓的将自家资产补起，还没补上的，挪用超一千两，贪污超八十两就得杀头。以前对死刑犯皇帝还网开一面，现在一点都不留情面基本全部处死，轮到皇太后大寿，按常规不处决死刑犯人，可乾隆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除外，即使破坏大庆气氛皇帝也要将贪官绳之以法。

最倒霉的是在四川军事行动失利的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如果在乾隆早些年，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正巧赶上了乾隆13年皇帝的“发作”，全部处斩或赐自尽。

乾隆和臣子的关系回到了他父亲的老路上，而且他精力充沛，智商情商高于常人，对事洞察秋毫。中年乾隆驾驭他的臣民就像拉紧一根橡皮筋，时刻让它处在高度绷紧，他随时会在旁边动手来剪断，让人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这是法家提倡的治世之术，也是乾隆希望的状态。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看遍山川

我记得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其代表作《叫魂》中曾对乾隆帝有过这样一番评价，大概意思就是说：

乾隆皇帝的施政兼有爷爷康熙的“宽”和父亲雍正的“严”，但二者却不是有机结合在一起，而是像钟摆一样，忽宽忽严。

由于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48年，乾隆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亲人，如孝贤皇后富察氏、皇七子永琮、皇长子永璜等人，故很多人觉得，乾隆一定是悲伤过度导致性情大变，当然也有人觉得乾隆是在总结了其施政十三年间的得失才改弦更张。

但我个人总觉得，亲人的过世肯定会让乾隆伤心好一阵，甚至成为其一生的隐痛，但却不足以改变他的施政方针。而乾隆帝在雍正朝期间就与闻政事，继位时已经二十多岁，施政特点已经形成，施政能力也已成熟，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弦更张。

事实上，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正是他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根本算不得什么重大转向。因为终其一生，乾隆都是这样做的。

在乾隆十三年之前，乾隆为了弥补雍正朝激烈政争带来的伤痕，确实行了很多仁政，包括给前朝王爷们恢复名誉，对臣子们也大多示之以宽。但随着乾隆十三年富察皇后去世，乾隆随之开始借机整治官场。

在此期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因在皇后丧仪中未展示出悲伤，皇长子永璜被训斥，还有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以及侍郎鄂容安均被罚俸三年。

第二，因将皇后册封文书中的“皇妣”错译为“先太后”，乾隆问罪于翰林院，将主管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并判斩监候，后被赦免。之后乾隆又迁怒于刑部官员，包括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等数人，均革职留任。

第三，因工部办理皇后册宝不敬， 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

第四，因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不周，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光禄少卿德尔弼、窦启瑛降级调用。

第五，因礼部在册封皇后谥号的问题上出现了舛错，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两级留任，其余堂官也受到了处分。

第六，随后，因皇后丧仪问题，乾隆又借机修理外省官员。按礼制，皇后去世，外省官员应上折奏请来京奔丧，但一般而言皇帝会婉转拒绝这一奏请，因此属于表面文章，久而久之有些外省官员也就忽略了这一礼制。不过，乾隆皇帝此次却借机发难，将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53名官员分别处以降二级留任的处罚，并削去军功记录。

第七，皇后丧事后，按满洲旧俗百日内不得剃发，于是乾隆又借机查处了一批百日内擅自剃发的官员，其中不乏高官，比如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等。只是后来因剃发之人太多，只好作罢。

由此，乾隆开始整治鄂尔泰和张廷玉的两党之争，借故修理直隶总督高斌，还借平金川之乱不利，整治军机大臣、大将讷亲，一时间人人自危。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乾隆帝一口气做了那么多事，主要是想整治什么呢？

首先是失礼。因为礼不端正，则尊卑不分，最终影响的是皇家的威仪和皇帝的威权，不利于君主专制。

其次是懒政。表面上看，乾隆只是抓了关于富察皇后丧礼的几个文书、册宝、谥号、祭礼的小问题，但实际上它确实反映了当时整个官僚系统敷衍塞责和懒政怠政之风。

最后是忘本，即忘记了作为一个满洲人和满洲人的奴才所应尽的本分，乾隆不仅仅是借富察皇后去世之机揪出几个剃发的，言外之意是在敲打百官尤其是满官员，满洲旧礼不能忘，而满洲的剽悍作风和尚武精神更不能忘。

但问题是，乾隆的严苛之政实际上未能一直延续下去，而是随着一番番血雨腥风和噤若寒蝉而逐渐平静了下来。直到20年后的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他又毫无征兆地掀起了一番官场风暴，这就是在问答开头所提到的“叫魂案”。

1768年的叫魂案在美国人孔飞力笔下，恰如20年前的1748年。叫魂案的具体内容因与本回答无关，故暂不详述，简单来说就是这一年在全国先后出现了若干个靠剪人发辫来实施妖术的僧人、道士及秘密组织，但最终却发现大多数都是谣言、误会和以讹传讹。叫魂案的牵涉非常广，乾隆利用朱批，采用恫吓、挖苦、催促等各种口吻，几乎牵动着全国十几个总督、巡抚级高官，还有傅恒以及刘统勋等几位军机大臣，逐一戳破他们敷衍塞责、事不关己、推三阻四的官场老油条心态，让他们个个为了追剿叫魂案元凶而疲于奔命，上紧发条。在最终真相大白后，乾隆借机清算了一些高官，如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东巡抚富尼汉、前江苏巡抚明德、山西巡抚苏尔德等，不少州县一级官员也受到牵连。

由此可见，乾隆的施政方针其实就是：将严苛与宽松交替进行，每隔一段时间就借机整顿一次官场。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就算是最高明的帝王，都无法阻止官僚系统的集体性无感，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制造一次恐惧，而且每制造一次恐惧，恐惧本身会过去，但记忆却多少能够沉淀在人的潜意识中，帮助君主加强专制，控制官僚系统。

那么有人会问，再过20年呢，到了乾隆五十三年，也就1788年的时候，好像他再没掀起什么惊涛骇浪了，这只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老了，累了，想开了，得过且过了。

达摩说

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和一个人的死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是谁呢？那便是乾隆皇帝当时最宠爱的女人——富察皇后。富察皇后之死，是乾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逐渐从一个谦和宽宏的皇帝，转变成了一个苛刻自大的君主。

乾隆十三年官场风暴的导火索——富察皇后之死

灵魂的感触

乾隆十三年，是一个让爱新觉罗弘历痛心疾首的年份，这一年，他最爱的妻子富察氏皇后，也就是孝贤纯皇后不幸染重疾而亡，享年37岁，这位还在弘历是宝亲王时候的嫡福晋是他最最珍爱，最最敬重的女人，他们可谓青梅竹马，相互扶持，自结婚后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感情笃挚，十分恩爱。乾隆最初以礼待之的执政风格其实颇受了这位知书达理的皇后影响。

但这一切，却在乾隆十三年全都改变了，乾隆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极为恶劣，他在这种情绪中对料理皇后丧事的官员们极为不满，觉得他们不够悲伤或者表演成分太浓，这使得乾隆对他们进行了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乾隆也在这一天仿佛开启了恶魔模式，后来乾隆朝政策方针开始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而且一向以仁爱著称的乾隆，对于不喜欢的皇子也大加斥责，比如在皇后大丧期间，乾隆看到皇长子和皇三子表现的并不是很悲痛，甚至还有喜色，于是乾隆在一次爆发了，对这两位皇子严厉斥责，并且声称尔等断不可承续大统！继而他们的师傅都被处分。

还是由于皇后的死，乾隆再次小题大做，对于在帝后之丧一百天内剃发的官员，大加斥责称他们“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弃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于是狠狠的将他们革职查办。

老猪的碎碎念

从乾隆十三年开始，大清的官场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对大臣甚至皇亲贵族的态度开始转变，这种转变是方向性的本质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开启了“士大夫集团”的奴化。由此，中国的“士大夫”集团的脊梁被打断，压弯。

很多人认为，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的起因是和乾隆感情深厚的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非常悲痛，陷入了极度痛苦不能自拔，以至于性情大变，迁怒于朝廷重臣乃至皇亲国戚。乾隆一改“宽厚仁慈”的“仁君”形象，大开杀戒。而这种高压态势在此之后越演越烈，甚至开启了“文字狱”的恶劣先河。

其实，所谓皇后之死的悲痛而变得性情大变，只是表面现象，在骨子里乾隆的心胸，要比他爹和他爷爷都要狠的多。

乾隆是在他的爷爷康熙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他对“圣祖仁皇帝”爷爷是崇拜有加，最崇拜的并不是“宽厚仁德”而是“驭人之术”。

同时，乾隆对他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在内心并不是十分赞同。主要的原因是雍正推行的新政和乾隆心里的“祖制”是有冲突的，同时，雍正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对士绅，文人，旗人的毫不留情的打压让乾隆觉得“有失皇权尊严”。因为雍正本人是不太在意“皇权”本身，而对于江山社稷却很在意。

在乾隆看来，巩固皇权才是根本，所以整个乾隆朝，乾陵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巩固皇权”，包括树立自己“千古一帝”的形象，不遗余力的实现“十大武功”，成为“十全老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把“驭人之术”玩的得心应手。

乾隆的“驭人之术”就是两手：乾刚独断和圣心难测。

在乾隆继位之初，由于他爹为推行新政执行的对朝臣和皇族兄弟毫不留情的打击政策，在整个朝廷官员当中笼罩着非常巨大的压力，也隐藏着巨大的不满甚至是不合作情绪。

乾隆继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缓和和朝廷官员以及王公贵族的紧张关系，他采用的是和雍正截然相反的政策。

雍正推行新政“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但是让朝廷上下都觉得太“急”了。

于是乾隆对于新政采取了“缓”的政策。通过对田文镜的态度的转变，让满朝文武感受到“新政”可以缓一缓了，包括在雍正朝积极推行新政官员们，也开始收敛锋芒，新政慢慢的也就成了挂在嘴边的“应景的说辞”而已。

雍正对于朝廷官员要求很严，甚至是严苛，追讨国库的库银，不惜罢官抄家，推行“火耗归公”几乎断了官员们当官的“欲望”，“摊丁入亩”触犯了士绅们的根本利益，“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让天下学子脸面扫地。所有反对新政的官员包括王公贵族，雍正的打击是绝不手软，该罢免的罢免，该圈禁的圈禁。

乾隆登基之后，一改雍正“严”的作风，而采用了“宽”的办法，把雍正圈禁起来的各位皇叔都放出来，该免罪的免罪，该进爵的进爵。对原本在雍正朝战战兢兢办差的包括张廷玉，鄂尔泰等在内的朝臣们也是和和气气，尊敬有加。

但如果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皇帝，那就大错特错了。

到了乾隆十三年，正当满朝文武觉得当朝的皇帝“从善如流”，“宽仁贤德”的时候，乾隆出手了。

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觉得是时候告诉“士大夫集团”该怎样做“奴才”的时候了。

相对于雍正的“刻薄寡恩”，乾隆是“面善心硬”。他杀人绝不犹豫，常常会因“诛心”而杀之。

客观上说，乾隆执政初期的十来年间，朝廷的紧张气氛得到了缓和，乾隆也博得了“仁厚”的赞誉，但是，他很清楚这个赞誉后面是什么。

尽管他的老爹拼了老命不惜得罪全天下的人给他攒下了极为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仁厚”带不来自觉，也无法阻止贪腐的蔓延，士大夫集团并未表现出对乾隆“仁厚”之心的报答之意。该贪的继续贪，该捞的继续捞，就是免了赋税的地方，也未表现出感恩戴德。

于是，乾隆收起了“伪善”，开始对整个士大夫集团进行强化“奴性”的改造。

首先，乾隆开启了“乾刚独断”模式，这个模式，有他爹的影子：缓缴国库欠款，不缓了。原先答应免掉的欠款，不免了。

其次，乾隆也开始了“圣心难测”的模式，把他和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导入到完全由乾隆自己来掌控松紧程度的轨道，“揣摩圣意”，和“迎合圣心”就成了满朝文武的主要工作。

就连大名鼎鼎的“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是在不断的“揣摩圣意”当中战战兢兢的生存，送上“一桶（统）江山万年青（清）”，也算是纪晓岚用心良苦，也代表大清已经没有了“清流”。

兴起“文字狱”是乾隆“天威难测”模式的最高境界，也是影响极其恶劣的对士大夫集团的奴化行为。

照本宣科，阿谀奉承，乃至通过修订《四库全书》来“毁书禁言”。乾隆之后，再难有“铮臣”。文人们也没了“风骨”。

这就是“诛心”的极品模式。

差事办的好不好另说，只要“圣意”没有揣摩到位，“圣心不悦”，那就是天大的麻烦。

所以，和珅就脱颖而出——一个既有办事能力，又有出众的揣摩圣意的能力还是旗人血统的“杰出人才”，成了朝臣的楷模。

树立了一个奴才标杆，那么士大夫集团的奋斗方向也就明确了：用奴才的心理办好大臣的事。

这个时候，其实大清的气数也就注定不会太长，江山社稷也不会安定，甚至，他的后代继任者几乎没有机会来改变由此带来的“颓势”——一个奴性化的士大夫集团，不会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骨气和脊梁，大清江山的好坏，与士大夫集团几乎变得毫无关系，士大夫集团能关心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而已。

乾隆的儿子嘉庆大概感受最深。当整个士大夫集团集体无感的时候，皇帝本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乾隆开启的对士大夫集团的奴化毒害，其影响是很深刻的。

道光咸丰年间的龚自珍有一首杂诗：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惜，唯上，唯权的风气，至今还有市场。

步武堂

儒法之争自中华文明以来就有之。

其实，这都不是绝对的，视情况而定。

儒也好，法也罢，都是为目的服务的工具。

乾隆之前的儒也正确，后面的法也合适。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方法论正确解决面临的政局问题，至于时机和节奏的把握，则是修炼的道行了。

爱风的洪水

这种事情需要原因吗，人的本性而已，从小接受的教育修养，我要做一个好皇帝，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习惯，不要把历史看的那么复杂，皇帝也是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龄性格不一样没什么好奇怪的

關鍵字: 清朝 这艘 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