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是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人物，他以39歲的短暫生命抗擊清廷、轉戰東南，開發廈門、驅逐荷夷、收復臺灣，可謂英氣勃發、風雲叱吒，那力挽狂瀾、開闢荊榛的豐功偉績著實令人迴腸蕩氣。
然而，當筆者將所能找到的關於鄭成功的資料認真研讀一番後，不由得感慨萬千、唏噓不已，覺得他的一生，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縱橫捭闔、遊刃有餘，而是充滿了太多的激昂與悲憤、坎坷與艱辛、痛苦與失落。
獨撐東南困局
首先是鄭成功的身世，可能會讓讀者略感意外——鄭成功祖籍福建南安石井，卻出生於日本肥前平戶島，母親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不過田川氏也非純粹的日本人，其父田川七左衛門，原名翁翌皇，福建泉州人，長期在日本經商，靠鍛鑄刀劍起家。翁翌皇娶了一名地道的日本女子為妻，後成為肥前平戶島主，也就改用日本姓了。儘管如此，鄭成功有著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統，則是不爭的事實。鄭成功在日本平戶川內浦市街度過了童年，直到七歲那年，才由父親鄭芝龍接回國內。
鄭芝龍是威震東南沿海的海盜首領，勢力非同一般，擁有帆船一千多艘，兵員七萬餘人。與那些專靠打劫為生的海盜不同，鄭芝龍除了搶劫，還從事商貿活動。此時的明朝政府，正困於西北部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及東北部急劇擴張的清朝八旗勁旅，對東南沿海的武裝集團實在無暇顧及，只好採取招撫之策。鄭芝龍也想借正統之名行事，雙方一拍即合，很快達成招安協議。鄭芝龍搖身一變，由昔日海盜成了朝廷命官，隊伍未經改編，地盤沒有縮小，性質一仍其舊，卻可以名正言順地打著朝廷旗號對抗各種勢力，翦滅其他海盜商人。在鄭芝龍的稱霸與控制下，東南沿海一帶，“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鄭芝龍由招撫前的“富甲全閩”躍升為“富可敵國”。
鄭芝龍雖陶醉於自己的海盜霸業，但內心深處仍有一種原罪般的恥辱與不安。崇禎三年(1630年)，他將兒子從日本接回福建，專門聘請了一名塾師教習讀書寫字，希望後代通過科舉考試求取功名、光宗耀祖。鄭成功果然不負父望，15歲升入南安縣學，19歲參加鄉試，21歲考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南都南京國學（國子監），拜大學問家、南都禮部尚書錢謙益為師。
鄭成功的人生道路與未來前途，似乎正依照父親的設計與安排，一步步走向目的地。然而，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鉅變早已拉開序幕。崇禎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金陵（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權，面對清軍大舉南下、逼近南京之勢，弘光朝的官吏不僅無所作為，反而陷入派系之爭不能自拔，根本無暇抗擊清軍。此時的鄭成功及太子監的同窗也紛紛離開南京返回故鄉。
崇禎十七年（1645年）五月，清軍突破長江防線佔領南京，弘光政權僅僅存活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了。朱元璋的九世孫、唐王朱聿鍵受鄭芝龍等人擁戴，在福州稱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權。隆武帝沒有自己的軍隊，他所倚仗的，主要是以鄭芝龍、鄭鴻逵兄弟為主的軍事力量。為拉攏重兵在握的鄭氏集團，隆武帝不得不一再封侯賜爵：先封鄭芝龍為平虜侯，不久晉升為平國公加太師；封鄭鴻逵為定虜侯，後升為定國公，拜大元帥。正因為置身擁有實力的鄭氏家族，鄭成功也受到隆武帝的格外青睞。
除了報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母親田川氏的慘死，也堅定了鄭成功抗清復明的決心。那年，鄭芝龍將兒子鄭成功從日本接回時，自然也想將愛妻田川氏一同迎回。可日本幕府有女人不準出境的規定。直到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鄭芝龍才疏通關係，將鄭成功母親田川氏接回福建。她在石井只生活了一年多，清軍就攻入南安，燒殺掠搶，無惡不作，田川氏慘遭清兵蹂躪，“被淫縊死”。鄭成功聞訊趕回故鄉，悲慟至極，採用“倭法”（即將屍體的內臟用清水洗乾淨，重新放入腹中，再行歸葬）還其潔淨，用一種在國人看來十分極端的方式表達對母親的摯愛，對清軍的憤恨。
但清軍如此之快地佔領福建侵入南安，實則與鄭芝龍密切相關。鄭芝龍以海盜行徑奠定基業，深知正義責任、誠信忠貞之類的榮譽與訓條對他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軍隊、擴充實力。於是，一旦遭遇風險，鄭芝龍那注重實利、首鼠兩端的本性便暴露無遺。隆武二年（1646年），清軍進攻福建，隆武帝領軍御駕親征，命鄭芝龍扼守入閩重地仙霞關。當清兵主力逼近仙霞關時，鄭芝龍未經一戰便全線撤兵，使得清軍從容過關，輕而易舉地攻入福建，直接導致朱聿鍵兵敗身死，隆武政權迅速覆亡。
鄭芝龍為繼續保全實力，在清廷徵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的利誘下，決意效仿明朝招安前例。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鄭芝龍僅帶500名士兵前往福州受降。為表忠心，他還“密獻輿地於大清”。鄭芝龍一降，閩東南屏障盡失，清軍長驅直下，如入無人之境。鄭芝龍一念之差，不僅累及鄉親、愛妻，也將自己推向險惡莫測的邊緣。清軍擔心縱虎歸山，並沒有將他放回，而是挾持北上，在北京軟禁起來。可憐一代豪傑，從此失去人身自由，最後落得個身首異處的可悲下場。
是隨父降清，還是為母復仇？鄭成功不得不面臨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擇。其實，鄭成功對父親擁兵自重、保存實力一直反感，對降清一事更是極力反對。無法勸轉父親，又擔心自己受到挾制，鄭成功只好偷偷渡海逃到金門。鄭芝龍受降前夕，專門派人前往金門勸說兒子與他一道同行。鄭成功當即手書一封：“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背叛、變節。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著喪服而已。”在“忠”與“孝”之間，鄭成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忠”。
國恨家仇點燃了鄭成功的滿腔熱血，除了高舉義旗、矢志抗清外，他已別無選擇。於是，鄭成功前往南安孔廟，脫下身上的儒服燒燬，然後跪拜道：“昔為儒子，今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僅謝儒衣，祈先師昭鑑！”一番祭告過後，鄭成功毅然帶著九十多名追隨者，輾轉前往廣東南澳募兵。南澳島上的駐軍原為鄭芝龍舊部，鄭成功振臂一呼，士眾紛紛投入其麾下，永曆元年（1647年）初，鄭成功將募集的軍隊從廣東南澳帶到廈門鼓浪嶼，舉行誓師儀式，正式走上武裝抗清道路。獨撐東南困局的歷史命運，就這樣落在了年僅23歲的鄭成功身上。
東征臺灣：抗清戰略的轉移
起事之初，鄭成功不懂打仗，只能在實踐中學習軍事。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雖是長子，卻沒有力量完全繼承父親地位，鄭芝龍屬下的兵力分別由叔父鄭鴻逵及族兄弟鄭彩、鄭聯所擁有。鄭成功掌控的兵力十分有限，佔據的地盤更是狹小侷促，只能在鼓浪嶼、海澄一帶活動。
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反清復明不過是一句空話。因此，鄭成功不得不想方設法將父親手下的兵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兼併族兄弟鄭彩、鄭聯的軍隊。其時鄭彩、鄭聯駐軍廈門，這是一個四面環海、面積128平方公里的孤島。鄭成功雖佔有廈門島旁的鼓浪嶼，但該島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迴旋餘地實在有限。設計殺死族兄後，鄭成功佔據廈門，接收了鄭彩、鄭聯十倍於己的兵力，得到一大批艦船物質。
擁有了金門、廈門這兩處穩固的抗清基地，鄭成功便開始拓展地盤，補充兵源，擴大糧餉供應，在閩、粵及江浙沿海地區頻頻出擊，與清軍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在一系列戰鬥中，他的卓越才華日漸顯露，堅強的鬥志、優秀的操守、嚴明的執法更是受到人們的敬佩，威望和信譽與日俱增。
儘管打了不少勝仗，收復了一些地盤，但鄭成功並不滿足於這樣的“小打小鬧”，他心中繫念的是驅除清廷勢力，恢復明朝故土。因此，他一直謀劃著一件壯舉——北伐南京，定鼎中原，驅逐滿人。前三次籌備因故擱淺，直到永曆十二年（1658年），鄭成功第四次揮師北伐，這才蔚為壯觀，形成一股震懾清廷的巨大力量。
是年春天，鄭成功親率8000艘戰船，20萬水師步騎，號稱80萬大軍北伐。但見舟師齊發，旌旗蔽日，浩浩蕩蕩，出舟山，攻瓜州，克鎮江，直搗南京。兵臨南京城下之時，鄭成功不由得意氣風發地揮毫寫道：“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十萬氣吞吳。試看天塹投鞭處，不信中原不姓朱。”但令人扼腕的是，第四次北伐前後不過一個月，便以失敗告終。
檢討失敗的原因固然多多，如鄭軍的北伐路線與後來英軍在鴉片戰爭時侵犯南京幾乎完全一致，但英軍至鎮江後留兵駐守，斷絕運河交通，將通途切成兩段，北京之兵不能南下，江南漕運不能北上，清廷不得不屈志求和，而鄭成功卻犯了操之過急、直抵金陵的大忌，未在鎮江布兵設防；又如鄭成功圍困南京後輕信敵兵的假投降信，沒有從速攻城，結果坐失良機；再如他陶醉於暫時的勝利，疏於軍事，將主要精力放在拜謁明孝陵，準備慶賀35歲誕辰上……這些無疑都是“致命傷”，但後人在分析總結時，全都忽略了一個大的前提，那就是清軍勢力遠超鄭軍，那種新型的機制、高速的效率、強勁的活力遠非腐朽墮落的朱明政權所能比擬。
南京之敗，是鄭成功舉旗抗清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失敗，兵員驟減，士氣衰落，不得不引軍南返。鄭軍兵敗後，清廷嚴厲清查迎降附鄭的州縣軍民，株連被殺者不計其數，江南士民的復明之心，從此黯淡泯滅。鄭成功在退出長江口時，想攻佔崇明島作為日後再度北伐的軍事大本營，多次猛攻都未成功。退守金門、廈門島後，局勢更是危如累卵，除了自保，一時難有大的作為。鄭成功也認識到了反清復明的無望。
鄭成功的目光，不得不跳出金、廈，實行抗清戰略大轉移。就在這時，原鄭芝龍部下，現臺灣通事何斌前來拜見，獻上一份暗中繪製的臺灣沿海地形圖，並獻策道：“國姓爺如揮師東渡，驅逐紅夷，則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國可富，兵可強，進可攻，退可守，足可大有作為。”何斌之言，正中鄭成功下懷。寶島臺灣已被荷蘭殖民者侵佔38年之久，鄭成功早有攻取臺灣建立抗清基地的打算，只是條件不夠成熟，這一宏願長期埋在心底。有了沿海地形圖，港灣、航道、潮汐、要塞歷歷在目，加之何斌對荷軍的兵力、兵器、兵船部署等了如指掌，鄭成功不僅可順利抵達臺灣，更可知己知彼及時投入戰場，先發制人。
順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一日，鄭成功親率文武官員在金門料羅海濱祭江，正式誓師，東征臺灣。
是英雄也是凡人
鄭成功一生的不朽功績，被人們長期稱頌的並非矢志不移的抗清功業，而是收復臺灣、統一祖國的偉大壯舉。
為了達到恢復大明天下的目的，鄭成功殫精竭慮，將個體生命的能量幾乎發揮到了極致。據一則史料記載，鄭成功曾一再遣使日本，意欲借兵抗擊清廷。日本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曾作過認真考慮，準備派遣軍事分隊遠征中國，但其目的顯然不是援助鄭氏，而是“佔領大明”。在明清兩朝漫長的交替過程中，日本雖以極大的興趣、焦慮的心情旁觀中國鉅變，但最終還是採取了不予干涉的策略。然而，只要時機成熟，這個虎視眈眈的鄰居便會大舉進犯。
鄭成功收復臺灣，也是在反清復明旗幟下采取的一項以退為進的非凡舉措。在金門料羅海濱的出師誓詞中，鄭成功明確說道：“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前者出師北伐，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艫數萬還，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等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鄭軍打敗荷軍收復臺灣，並非後人想象的那麼輕而易舉，畢竟，荷軍是一支有著近代武器裝備的能征善戰的隊伍。鄭成功出師前對戰爭的酷烈早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他將自己所有能打硬仗的將領幾乎全部帶走，只留少數部隊駐守金廈，大有“不破樓蘭誓不還”的英雄氣慨。
戰事的進行相當艱難而漫長，荷軍頭目揆一以守軍及援軍共約三千兵員，與鄭成功率領的三萬多將士抗衡達九個月後，才在斷水絕糧、重重圍困之下迫不得已派人談判，於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簽訂18條相當寬大的投降條款，帶著500多人高舉白旗走出城堡，退出臺灣，鼓輪而去。
面對收復的山河，鄭成功感慨萬千，不由得再次揮毫潑墨，賦詩疾書：“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收復臺灣僅四個多月，鄭成功便於1662年6月23日與世長辭，年僅39歲，有如一顆閃爍的流星迸發出灼灼光華，轉瞬即逝。導致鄭成功英年早逝的原因錯綜複雜，稍加分析，可用悲憤、羞愧、痛心、憂愁四詞予以概括。
正當鄭成功歡慶光復臺灣之時，突然傳來南明永曆皇帝父子被吳三桂絞殺的消息。自隆武帝死後，鄭成功一直以桂王永曆帝為正朔，遵永曆年號，並不時遣使朝拜。永曆帝父子敗亡，意味著南明朱姓王朝的徹底覆滅，鄭成功的反清復明也就失卻了最後的依託與支撐。
鄭成功東征臺灣時，命長子鄭經留守金廈。沒想到他與四弟乳母陳氏私通，生下一個兒子，還派人前往臺灣報喜，說是侍妾所生。鄭成功未滿四十而獲孫男，甚為高興，當即賞賜金銀布帛無數。而謊言一經戳穿，鄭成功不禁又羞又憤，當即作出殺妻斬子、除滅淫婦的決定。兄長鄭泰及部將等人接到令箭後，只將乳母陳氏及所生兒子殺掉了事。鄭成功接報，一定要以治家不嚴之罪將妻子董氏斬首，長子鄭經更是不能寬恕，並解下隨身所佩寶劍交給使者，帶往金廈，嚴令執行。可鄭泰、黃廷、洪旭、鄭經等人不僅沒有照令行事，反而在金廈兩地部署軍隊，派兵防禦。鄭成功聞訊悲憤難忍，憂鬱成疾。
正在這時，又從大陸傳來確報，清廷將長期軟禁在北京的父親鄭芝龍及其眷屬等十一人斬殺，其餘家屬流放東北寧古塔；還採納鄭軍叛將黃梧建議，挖掘鄭成功祖墳以洩地脈，將鄭氏先祖骨殖拋露於野。鄭成功為自己的不能盡孝痛心疾首，而盡忠於明朝，也失去了著落。內訌外患交織，一連串的失意、打擊與噩耗接踵而至，使得鄭成功急火攻心、心肝受損，加上感染風寒，內疾外病相侵，病情一日重於一日。去世前幾天，鄭成功大聲嘆道：“自家國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有七年。今日屏跡遐荒，遽捐人世，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
鄭成功因病而逝，似乎已成公論，但有一則“另類”的記敘卻引起筆者的注意。據《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所載：“成功恚甚，得狂疾，索從人佩劍，自斫其面死。”鄭成功雖染重痾，也不至於驟然病入膏肓、無法救治。究其死因真相，這段記載較合情理。南京敗退，他便有過多次自殺行為；面對永曆帝被殺、父親遇害、兒子欺騙、部屬抗命等內憂外困，鄭成功陷入無法突圍的精神困境之中，最終自殺而亡，這種結局並不出人意料。
後人論及鄭成功時，有將他與諸葛亮、岳飛相提並論之說。這種比擬雖然有點牽強，但這三人之間確有許多共同之處，尤其是氣節情操，簡直如出一轍。論武德才略，鄭成功以一介書生，能獲數十萬之眾，僅憑兩座孤島，高舉反清復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搗清軍腹地南京城下，與當時的文臣武將、抗節義士相比，不知勝過多少倍。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鄭成功身上也存在著許多缺憾與不足。比如《海上聞見錄》就說他：“用法峻嚴，果於誅殺，於是人心惶懼，諸將解體。”鄭成功的最大失誤，就是性格暴躁，遇事衝動，感情用事，誅殺過寬、過嚴、過濫，“英邁果斷有餘，而豁達恢宏不足”。鄭成功終其一生，歷經大小戰役百餘次，誅怯斬敗的次數自然很多，有的是非殺不可，但動輒誅殺全家，特別是對那些不服徵輸抗拒的城寨屢施屠戮，當屬擅殺之過。
他犯下的第一件誅殺大錯，便是殺死鎮將施琅父親施大宣、弟弟施顯等人。由於鄭成功的招攬，施琅曾為其部下最年少、知兵、善戰的得力驍將。後因與鄭戰略“舍水就陸，以剽掠籌集軍餉”的做法提出反對意見，鄭成功很不高興，削施兵權，令施琅以閒假人員返回廈門，時遇清軍偷襲廈門，守廈主將鄭芝莞驚慌棄城潰逃，時施琅親率身邊六十餘人主動抵抗，勇不可擋，殺死清軍馬得功之弟，馬得功差點被活擒，率殘兵敗將倉惶逃離廈門。
時在南澳的鄭成功正要班師回廈門，他召集抵抗將領一概重賞，唯獨對“假回閒員”施琅奮勇抗敵隻字未提，只賞紋銀二百了事，先前施琅的左先鋒兵權也未恢復其職，箇中諸多緣由引起施對鄭的不滿。恰在此時，施琅手下的一位親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於鄭成功處，並被提拔為親隨。施琅抓回曾德，準備治罪。鄭聞訊急派人傳達命令不得殺曾德。施琅曰：“法令，琅是不敢違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脫責任？”接著他下令殺了曾德。施琅所為再次觸怒了鄭成功，由此施鄭矛盾升級，鄭遂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
施琅有過在先，但也不至於處死，更沒有嚴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將吳芳藏匿幫助，才逃得一命。吳芳包庇施琅脫命，鄭成功將他妻子等五人殺掉。施琅逃脫後投降清軍，這不得不說是鄭成功逼迫的結果。鄭成功追緝施琅未果，當即頓足嘆道：“吾不幸結此禍胎，貽將來一大患。”事實也是如此，施琅給鄭成功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煩。而鄭成功卒後21年，正是施琅釀出鄭氏三世滅國之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親率水師東征臺灣，在澎湖海戰中殲滅鄭軍主力，迫使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
就以鄭成功因長子與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騙，遣使誅殺妻子董夫人及鄭經等人而言，也有不分輕重、意氣用事之嫌，結果造成部屬藉故抗命，不與臺灣往來，使得鄭氏集團內部不和，出現前所未有的裂痕與危機。
受鄭成功人格魅力吸引及反清復明旗幟感召，不少清軍將領（自然也是漢人）歸附來降，鄭成功對他們總是“投之以重賞，羈之以厚爵”。同時，也有十多員鎮將以上將領因鄭成功御將失當、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這些叛將對鄭成功的進取造成了極大損害。
正是這種種與生俱來的性格缺陷，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鄭成功反清復明事業的發展。他也不過是一介凡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靈，這些弱點與缺憾，反而讓他的形象顯得更加立體、真實而豐滿。
收復臺灣意義深遠
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影響，不僅超越了當年反清復明的目的，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自崇禎十三年（1640年）開始，鄭芝龍就控制了東南沿海一帶。鄭成功在接管父親的軍事大權，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之後，實際影響更為擴大。他以國際航路上重要的中轉口岸——廈門作為大本營，向北反清復明，影響深入內陸，威震中國中部和南部；面向海洋則輻射東海、南海的大部分遼闊水域，成為歐洲殖民擴張的障礙。
就當時情形而言，國內幾大軍事勢力正忙於爭權奪利，根本無暇顧及海洋權屬；日本迫於無奈撤出海洋，採取閉關鎖國政策；於是，以荷蘭人為首的歐洲殖民者基本竊據了東南海商的傳統航路，能夠與之對抗的，唯有鄭成功領導的武裝勢力。如果1662年鄭成功沒有將臺灣從荷蘭人手中收回，那麼今日之臺灣，早離中國而去，成為歐洲人的一塊永久地盤了。臺灣於華夏而言，不僅是一個島嶼，而且是中國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的一處落腳點、一塊重要基地。失去臺灣，也就意味著中國大陸被封閉在由日本列島、沖繩群島、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等一長串東亞島鏈組成的狹窄水域內，將永遠侷限於東亞地區，與全球大國無緣。
鄭成功以一介儒生高舉反清復明大旗，不得不面臨多種痛苦而艱難的抉擇，雖然勉為其難，但竭盡心智，以一己之力挽大廈於既傾，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他雖然沒有完成反清復明大業，但尊其為開山始祖的反清組織——天地會長期致力於他的未竟之業，終於幫助孫中山“驅逐韃虜”，推翻了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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