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上訪農婦收賠償款被判敲詐獲刑4年 再審改判無罪
今年6月25日，曾秀珍手持廣東高院的無罪判決書。
2009年9月18日，曾秀珍曾前往北京上訪。
2017年10月23日，曾秀珍收款後寫下的收據。
2018年6月11日，在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人民法院拿到判決書時，72歲的曾秀珍把“腰挺得很直”。這份從廣東省高院寄出的判決書，第18頁寫著“宣告被告人（曾秀珍）無罪”。
這7個字，曾秀珍等了8年。曾秀珍是惠州市惠陽區維布村村民。因為對村裡一地塊的轉讓不滿，曾秀珍持續上訪舉報一年多。2007年11月23日，購地者以15萬元的價格作為補償，換其停止舉報。事發兩年多後，2010年4月，曾秀珍以涉嫌敲詐勒索罪被捕，並最終獲刑4年。
曾秀珍的兒子黃仕均說，曾秀珍“敲詐勒索罪”的背後，“政府就是想通過翻舊賬，把我母親控制起來，達到她不能再上訪的目的。”包括當年辦案者在內的多名知情者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曾秀珍於2010年身陷囹圄，與其就另一塊爭議地塊，多次帶頭上訪有關。一名要求匿名的一審證人告訴新京報記者，在2009年9月中，曾秀珍就這一土地問題進京上訪，當地耗費人力物力進行處置後，當地有一領導就說要“管一下曾秀珍”。
服刑兩年半後，曾秀珍因表現良好提前出獄，並繼續申訴。廣東省高院再審判決書中，明確曾秀珍的上訪“是一種正當的維權行為”，被舉報者系主動提出補償，因此不應通過刑事手段處理。
目前，曾秀珍及家人正在準備申請國家賠償事宜。曾秀珍的兒媳告訴新京報記者，“具體金額並不重要，主要是告訴別人，曾秀珍不是犯罪分子。”
15萬元的“私了”補償款
維布村隸屬惠州市惠陽區秋長街道，距離惠陽城區4公里左右，與深圳龍崗接壤。曾秀珍出生在維布村。近些年，日常照面，村裡的男女老少都會喊曾秀珍一聲“曾姨”。維布村一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村裡人尊敬曾秀珍，不僅是因為年長，更是因為“曾姨做事能堅持，有號召力”，其稱，曾秀珍的涉案，也“多少與這種性格有關”。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惠陽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原本是傳統農業區的維布村，開始逐步迎來開發，並在21世紀初達到建設高潮。
新京報記者從惠陽區檢察院獲悉，2006年3月14日，維布村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商議將一處名為“旱坑子”的村集體土地，以出租或售賣形式進行開發，涉及地塊總面積3200平方米。“旱坑子”地塊上，是村民種植的瓜果等作物。
開大會這天，曾秀珍正在惠州走親戚，兒子黃玉靈作為家庭代表出席。在村幹部主持下，大會通過了開發旱坑子地塊的決議，並隨即派人到現場，對村民地上作物進行勘查。曾秀珍家在旱坑子地塊共有40棵龍眼和荔枝樹。村委會工作人員確認後，當場補償6200元現金。
黃玉靈說，自己收到錢後，母親曾秀珍明確表示不同意賣地，要求黃玉靈將補償款退還。當天，黃玉靈找到村幹部退錢，但對方沒有接受。
惠陽檢方事後查明，大會第二天，維布村與購地者黃慶明簽訂協議，將旱坑子地塊以每平方米200元的價格轉讓。此後，黃慶明又以這一價格，將其中2000平方米土地轉讓給李漢文、何振明、黃華坤、戴應波、李華山五人，用於建房。
曾秀珍的兒子黃仕均告訴新京報記者，上述幾人都是外來戶，在村裡沒有用於建房的宅基地。其中，何振明時任秋長鎮城建辦副主任。
上述2000平方米土地中，包括曾秀珍家300平方米自留地。從2006年4月開始，由於不同意村裡的賣地決議，曾秀珍與部分村民一道，開始向國土部門反映旱坑子地塊的違規建設行為。
關於曾秀珍等人反映的問題，2007年5月18日，惠州市國土局惠陽分局作出《關於秋長鎮（街道）維布村村民反映秋長鎮（街道）維布村雙棚老黃屋小組賣地的調查報告》。新京報記者獲得的上述報告顯示，由於未辦理任何用地手續，國土部門於2007年4月27日下發《停工通知書》，責令旱坑子地塊停止建設。
多位維布村村民向新京報記者證實，即便是國土部門下發文件後，旱坑子地塊的建設並未停止，到2009年左右，這一地塊上陸續建起五棟別墅。
新京報記者在維布村看到，五棟外觀呈淡黃色的別墅，坐落在旱坑子一帶，四周用圍牆和鐵門，與周邊民宅隔開。
長期舉報下，幾名購地者開始尋求與曾秀珍“私了”。從2007年10月底開始，李漢文等人與曾秀珍接觸。曾秀珍提出的息訪條件是，補償一塊300平方米的土地，或者現金20萬元。
新京報記者獲得的收據顯示，2007年11月23日，曾秀珍以“個人果樹款”名義收款15萬元。收據上同時附有李漢文的簽名。
作為交易條件，曾秀珍此後未再對李漢文等人的違規建設行為舉報。新京報記者從秋長街道辦獲悉，2007年底之後，曾秀珍未再就旱坑子地塊問題進行上訪。
時隔2年被以敲詐勒索定罪
在曾秀珍看來，15萬元是李漢文給的補償費。而事發兩年多後，這筆錢卻成為曾秀珍的敲詐勒索所得，並直接導致其入獄。
2010年4月6日，惠陽警方在居住地將曾秀珍帶走調查，並於當天辦理刑事拘留。《拘留通知書》顯示，曾秀珍所涉罪名是“敲詐勒索罪”。4月20日，曾秀珍被執行逮捕。兩天後，惠州市公安局惠陽分局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4月30日，惠陽區檢察院提起公訴。
起訴書顯示，檢方指控曾秀珍多次以“將先人骨灰罐擺到工地”，要挾李漢文等建房者。檢方認為，曾秀珍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用威脅手段索取他人數額巨大的財物，觸犯刑法，應以敲詐勒索罪追究刑事責任。
一審中，曾秀珍及其辯護人表示，從未發出上述言論。辯護人稱，李漢文等人建房所用土地中，有300平方米是曾秀珍的自留地，15萬元是補償款，不是敲詐勒索所得，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2010年6月10日，惠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一審中，法院認為，曾秀珍非法佔有財物的主觀故意明顯，客觀上也取得鉅額錢財，其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構成敲詐勒索罪。此外，由於曾秀珍歸案後拒不認罪，未能退回所得贓款，應予嚴懲。不過，惠陽區法院同時認定，鑑於案件中，被害人確實存在沒有辦理相關手續進行建房的事實，曾秀珍在此前提下進行上訪，並據此進行敲詐勒索屬事出有因，因此可酌情對曾秀珍從輕處罰。
惠陽區法院一審判處曾秀珍有期徒刑4年。因不服一審判決，曾秀珍提出上訴。2010年8月12日，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駁回曾秀珍上訴，維持原判。
當年9月7日，曾秀珍從惠陽區看守所轉至位於廣州從化的廣東省女子監獄服刑。這一年，曾秀珍65歲，是整個廣東省女子監獄裡年齡最長的服刑者之一。因為年齡較大，監獄沒有給曾秀珍安排勞動任務。
曾秀珍告訴新京報記者，服刑期間，自己將大量時間花費在圖書室裡，自學土地管理法規，以及刑事上訴規定，並用所學寫申訴材料。在監獄舉辦的法律知識考核中，曾秀珍時常名列前茅。
2011年8月初，獄中的曾秀珍向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再審。9月26日，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其申訴。
2012年12月5日，服刑兩年半後，因在獄中表現良好，曾秀珍獲得減刑，提前出獄。
出獄後，曾秀珍以二審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為由，繼續提出申訴。2016年5月28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決定書，認為曾秀珍一案符合再審情形，由廣東省高院進行提審。
“一年超過250天在外上訪”
在曾秀珍的代理律師葛永喜看來，曾秀珍“敲詐勒索罪”一案的案情邏輯並不複雜，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均沒有證據表明曾秀珍主動提出賠償。此外，曾秀珍的舉報與上訪，本身是行使自身合法權利。
不過，在辦理案件過程中，令葛永喜感到不解的是，為何在付款已經超過兩年，雙方再無交集後，李漢文等人又將曾秀珍告上法庭，“按常理說，不大可能出現時隔兩年多以後，受害人才出來報案的情況。”
關於李漢文的報案動機，新京報記者曾多次與其聯繫，除表示“自己不會做對不起人的事”，其不再談論具體案情。
曾秀珍的兒子黃仕均說，曾秀珍“敲詐勒索罪”的背後，“政府就是想通過翻舊賬，把我母親控制起來，達到她不能再上訪的目的。”
包括當年辦案者在內的多名知情者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曾秀珍於2010年身陷囹圄，與其就另一塊爭議地塊，多次帶頭上訪有關。一名要求匿名的一審證人告訴新京報記者，在2009年9月中，曾秀珍就這一土地問題進京上訪，當地耗費人力物力進行處置後，領導就說要“管一下曾秀珍”。
一名維布村的村幹部告訴新京報記者，所謂“爭議地塊”，指位於維布村的柑橘園地塊，總面積18.74畝。新京報記者從秋長街道辦事處確認，2008年1月，秋長街道辦與老黃屋村民小組聯合召開村民大會，經過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秋長街道辦以每畝地6000元的標準，將柑橘園地塊補償款打入老黃屋小組集體賬戶。此後，小組村民從中獲得分紅。
曾秀珍正是老黃屋小組村民，對於秋長街道這一安置方案，她依然不認同。此後，曾秀珍拒絕領取約6000元的賣地分紅，並且與另外三分之一不同意補償方案的村民一道，開始上訪之路。
新京報記者獲得的多份信訪接待記錄顯示，從2008年2月至2009年9月，曾秀珍多次前往秋長街道、惠陽區信訪部門上訪。間隔長則十天，短則五六天，曾秀珍都要去反映情況。
秋長街道辦一名負責群眾信訪接待的幹部告訴新京報記者，曾秀珍是接待窗口常客，時常一坐大半天，偶爾說到情緒激動時，還會在大廳大聲嚷嚷。秋長派出所一名副所長則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其本人掌握的數據顯示，最高峰時，曾秀珍每年有超過250天在外上訪，堪稱秋長街道之最。其本人負責維布村一帶工作，曾秀珍的動向，一向是警方重點關注的。
2009年9月起，曾秀珍開始走出惠州，向廣州、北京上訪。新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國家信訪局回覆函顯示，2009年9月18日，國家信訪局接到曾秀珍反映的問題，並將之轉送廣東省信訪局處理。
曾秀珍持續不斷的上訪行為，給街道、村兩級組織帶來巨大壓力。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惠陽警界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在社會綜治工作中，曾秀珍的關注等級，與吸毒、有犯罪前科人員等同。由於她在村民中有一定威信，經常組織5人以上的群訪，給基層工作帶來影響。
由於曾秀珍的持續上訪，柑橘園地塊至今未能進行開發建設。一名惠陽政界人士透露，曾秀珍的情況，被時任惠陽區政法委書記張傳友注意到。一名要求匿名的一審證人告訴新京報記者，曾秀珍在2009年9月的北京上訪歸來後，張傳友在一次會議上說要“管一下曾秀珍”。2010年4月，曾秀珍被當地公安以涉嫌敲詐勒索罪逮捕。
曾秀珍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她被關入惠陽看守所不久，有一次上級領導前來視察，所有被押人員集中到會堂坐著，一名帶頭的領導進來後，直接點了曾秀珍的名字，讓她“站起來”，並且指給其他參與視察人員說，“這就是那個老上訪的曾秀珍。”
曾秀珍事後從看守所民警處得知，帶頭的領導是時任惠陽區政法委書記張傳友，陪同視察的人，則是惠陽各個街道、鄉鎮的幹部。
新京報記者給張傳友打電話及發短信求證此事，均未獲回應。6月22日，惠陽區信訪部門一名幹部告訴新京報記者，張傳友已經退休三年多，也無法聯繫上本人。
時隔8年終獲平反
2018年3月28日，曾秀珍一案在廣東省高院再審開庭。新京報記者獲得的再審判決書顯示，廣東省高院認為，涉案土地被無限期轉讓，不僅造成曾秀珍等村民的直接損失，還造成其預期利益損失，對於果樹補償款及土地分紅款能否彌補這一損失，曾秀珍等人心存疑慮是正常的。加之被轉讓土地中，有一塊是曾秀珍家多年使用的自留地，其對土地存有依戀之情。
廣東省高院肯定，曾秀珍向有關部門上訪、舉報，是一種正當的維權行為，其訴求是查處土地轉讓行為，並未提及轉讓金、賠償款是否合理的問題，可見其上訪行為目的在於組織土地轉讓，而非著眼於經濟補償。為阻止曾秀珍繼續舉報，受讓土地的李漢文等人主動提出給予曾秀珍補償款。此時，曾秀珍已上訪、舉報一年有餘，而有關部門仍未對其舉報事項作出處理，在未能取得公權力及時救濟的情況下，曾秀珍基於其權利受損的認識，同意接受補償，其維權方式雖有變通，而目的仍在於維護自己的土地權益，並非藉此非法獲得利益。
此外，廣東省高院提出，曾秀珍是年邁的農村婦女，其認知能力有限，即便索賠要求失當，也不能認定其有非法獲利意圖。由於土地轉讓造成的預期利益損失難以準確計量，曾秀珍要求的20萬元及獲得的15萬元是否超出其損失範圍不能確認，不應通過刑事手段處理。
關於曾秀珍是否存在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和要挾行為，廣東省高院認為，有關“先人骨灰罐”的言論，並無直接證據能夠證實出自曾秀珍之口，故其並未對李漢文等人實行精神強制，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情形；此外，土地轉讓直接關乎曾秀珍的權益，其向有關部門舉報是必要的、適當的維權手段，不能認定為要挾。
2018年6月11日，廣東省高院下達再審判決，認定曾秀珍不構成敲詐勒索罪，裁定撤銷一審和二審判決，宣告曾秀珍無罪。
秋長派出所前述副所長告訴新京報記者，曾秀珍一案的改判，對於司法部門，尤其是基層單位處理信訪問題以及相關人員，將提供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代理律師龐琨說，曾秀珍一案得以昭雪，除司法部門有錯必糾的決心勇氣外，曾秀珍本人申冤多年的決心和堅持也是重要因素。
被牢獄改變的“曾姨”
從入獄到宣告無罪，曾秀珍持續申訴8年。在曾秀珍服刑期間，其共同生活大半生的老伴因病去世，曾秀珍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曾秀珍的兒媳田青說，婆婆入獄前性格外向，但出獄後卻變得沉默。新京報記者從其家人處瞭解到，回到家中很長時間，曾秀珍依然保持著後背挺直的標準坐姿，甚至有時在說話前，會下意識地舉手。
前述警界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曾秀珍上訪反映的問題，“大概涉及她一畝多地，賠不了多少錢，她要爭取的是村集體利益，因此其子在寫擔保書時，也將擔保事項明確為‘從今以後不再為本自然村的土地問題上訪’。”
曾秀珍的兒子黃仕均告訴新京報記者，母親被捕後，街道、村裡曾有人來傳話，說“如果寫一個不再上訪的擔保書，對案情會有幫助”，“只要保證曾秀珍不再去上訪，曾秀珍就不用被判刑，更不用去坐牢”。黃仕均說，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兩人雖然不太情願，但還是寫下擔保書。不過，事後曾秀珍依然被判刑，是兄弟兩人都沒有想到的，但由於擔心繼續“鬧”下去，對母親減刑不利，兩人沒有再追究這件事。
曾秀珍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因柑橘園地塊進京上訪後，街道工作人員曾與其私下接觸，提出經濟補償換取“息訪”，但其並未答應，“我不是為我一家，是為整個維布村。”
新京報記者從當地警方獲悉，儘管曾秀珍持續上訪，即便是一些警察，都對“曾姨”比較尊重，“一般去廣州或北京接人，都會對她好言相勸。”
在一些村民口中，曾秀珍更是被稱為惠陽版“區伯”，後者多次以個人身份監督政府行為，是著名的民間維權者。
曾秀珍對這一稱號並不在意。這名身高不到一米五，精瘦的老人，如今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名譽。曾秀珍說，儘管自認“做人還好”，但是畢竟兩次被裁定為敲詐勒索，一些不明就裡的村民，依然將其當作犯罪分子。一些從前經常走動的熟人，在其出獄後也變得疏遠，“回來感情也淡了，人家都以為我真的是詐騙犯。”
眼下，曾秀珍最大的訴求，是恢復名譽，但具體怎麼做，她又沒有什麼主意。曾秀珍想過拿著無罪判決書，一家一家去“宣講”，甚至想過多複印幾份判決書，在村裡張貼，但是又覺得“不切實際”，沒有行動。
曾秀珍目前正在考慮申請國家賠償。田青說，家人並不看重具體賠償數額，主要是想通過這樣的行為，告訴更多人，當年定的敲詐勒索罪，確實是“判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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