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新觀之三:「玄武門事變」考問中國的儒家和法家學說

《龍耳東論史》系列

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就有了儒家、法家之學說。儒家學說經漢代的董仲舒、明朝的朱程理學等歷代大儒發揚光大;法家學說由秦朝的李斯、漢代的張良以及歷代王朝日臻完善。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常常以儒家學說統治國民的精神;以法家學說規範人們的行為。

但非常奇怪的是,歷代王朝對儒學和法學既尊崇備至又屢屢被當權統治者和權臣們踐踏。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初李世民發動的“玄武門事變”了。一個當朝太子在朗朗天日之下,於早朝的皇宮禁內,突然遭到伏擊,一箭穿心不僅身死;而且連帶全家大大小小數百口人血濺魂飛。同時被殺的還有一位齊王爺和齊王府的家小。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大唐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門事變”!

許多人為了維護李世民“明君”之形象,極力貶低李建成而拔高李世民,把此血腥事變說成是正義的是被迫的。實在瞞不過去了,也就充其量把此事變說成是“統治階級內部狗咬狗的爭權奪利的鬥爭。”

其實不然,只要看看此事變發生的背景,是在突厥人大舉進攻中原,大唐皇帝李淵令行軍元帥李元吉率軍北上抗敵之際。李世民卻為一已之私,不顧外有強敵入侵(類似日本侵略中國之狀),國家危亡之秋,悍然發動了內亂——“玄武門血案”,奪取了皇帝寶座,直接導致了中原狼煙四起,突厥兵臨京城的惡果!在國難當頭,發生此事變,其性質遠遠超出了“狗咬狗的爭權奪利”的範疇。不管是從民族大義,還是從國家根本利益來看,都是一次非正義的極其可恥的事變。

李世民以弟殺兄以子逼父以臣犯君等行為,無論對儒家的道德標準還是對法家的朝綱法度都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眾所周知,唐朝的法律是中國封建社會里空前完備的。早在唐朝建立後的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李淵命太子李建成、劉文靜等在隋開皇律令的基礎上進行增刪,制定五十三條新格,並予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行,是為《武德律》,共十二篇,五百條,此外還有《武德式》、《唐律疏議》等空前完備的法典。可是,大唐如此完備的法制在封建強權者手裡卻仍然成為了一紙空文。

從法制的角度看,當朝太子李建成有何罪當誅?——穿過幾千年的歷史塵霧,翻遍被唐太宗李世民歪曲、汙衊、篡改過的大唐史書,至今也沒有人找得出李建成犯有什麼大的過錯。相反,從唐史那些自相矛盾欲蓋彌彰的字裡行間倒是很清楚地看到,李建成在唐初的軍功政績非常優秀:晉陽起兵後李建成定西河、下絳縣、攻永豐、駐潼關、破長安等一系列的軍事活動中他一馬當先軍功顯著,唐武德四年,李世民二次兵敗山東、河北之時,李建成領軍出征,以恩威並進之策平定了劉黑闥多年的兵亂。李建成除軍功以外,最多的是他監國理政,積極與李淵一起推行“均田令”“租庸調製”極大地發展農業,恢復經濟。據史載:性格仁慈寬厚的李建成還多次阻止李元吉、李淵對李世民的刺殺和打擊,可是,如此仁慈的李建成恰恰就死在了他為之呵護成長的二弟李世民的手中。

退一步來說,既使或假設太子李建成真犯有什麼大罪當誅,那也應當是由高祖皇帝李淵和朝庭來處置,而李世民僅是一個王爺的身份,他無權“越殂代庖”擅殺君兄,草菅人命!更何況太子東宮和齊王府上上下下幾千口人何罪之有?太子妃齊王妃以及幼小的嬰兒何罪之有?必滿門抄殺而後快?!更何況此血案是發生在毫無防備的太子去朝庭與秦王李世民對質的路上,這本身恰恰說明李世民膽怯心虛不敢對質於朝庭,恰恰說明是李世民處心積慮誣陷太子,玩弄陰謀詭計以謀取非份皇位。

“玄武門事變”發生後,大唐法制就露出“軟肋”,顯得非常蒼白無力。——李世民以弟謀兄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不折不扣的“謀權篡位”!但悲憤傷痛的高祖李淵以及其代表的最高執法機構大唐朝庭,不僅無法問責於“玄武門血案”的兇手李世民,還不得不承認了李世民的強權統治。

“玄武門事變”極大的考問了中國儒家理論和法家學說。李世民殺兄屠弟逼父奪國的行為既不合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也不合法家朝綱律法,竟然卻被深受儒家和法家理論影響的中國民眾承認了李世民的“強權統治”而且還為李世民歌功頌德,真是不可思議!

我們真不明白:中國法家活動和法制建設較早的國家,卻能容忍李世民這種“無法無天,禍亂朝綱”的行為。特別是在外有強敵入侵,國家危亡之秋,李世民卻為一已之私,悍然發動了“玄武門血案”,奪取了皇帝寶座,直接導致了中原狼煙四起,突厥兵臨京城的惡果!千百年的封建歷史過去了,卻沒有多少人對李世民這種的卑劣行為進行指責!

我們真不明白:中國是儒教大國,具有儒家思想和觀念的人民,卻能容忍李世民這種“以臣謀君,以子逼父、子弟殺兄”等不忠不義不仁不孝的行為,並且還無視歷史的真實,不斷地去美化李世民的行為!那些號稱“正統”的史學者不斷地為李世民歌功頌德,把沒有事實的空洞無物的所謂“貞觀之治”當金子一樣裝貼於李世民。殊不知,大凡處於社會大亂到大治的這個經濟恢復與發展階段的任何一個帝王,無論是王世民、張世民,趙世民,或者是你、我、他上臺執政,只要不是混蛋當皇帝,都會坐收經濟復甦之盛世和“XX之治”的美譽。

用史學者何木風的話說,以李建成的仁慈賢德和對經濟建設的才能,“建成太子上臺的第一件事必是輕徭役。這是肯定的,是由當時的條件決定的。這些大臣們在李建成的領導下未嘗不可創造出另一模樣的大唐盛世,而這樣的大唐盛世是真實的,因為是真正的準皇帝李建成創造的。真正的王道,不摻半點虛偽的仁德,李世民永遠缺少這些,而建成天生就具備。不然,他也不會有君子之心而血灑玄武門。歷史不能假設,所以我們只能嘆息地說一聲: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

考問了中國儒家理論和法家學說。你就奇怪了:

本來,早就應該“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李世民,卻被人們不斷地罩上“英明神武”的虛偽光環!本來,早就應該從中國歷史“明君”史冊上抹去的千古罪人李世民,卻依然被人恬不知恥地肉麻的吹捧。試問李民民何“明”之由?僅說李世民的帝位就來之不明,還枉談什麼“明君”?!

真不知道吹捧、粉飾李世民者是何居心?!難道是想鼓勵有更多的人“謀權奪國”嗎?!難道是想鼓勵有更多的人“欺世盜名”嗎?!難道是想鼓勵有更多的人“禍國殃民”嗎?!……真是其心可誅!

考問了中國儒家理論和法家學說。你就看清了:

從這些極具諷刺意味的事件中,人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儒家和法家學說,其實就是統治者拿來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已。既然這些工具對穩定社會還有一定的作用,那是否需要重建儒家體系;加大中國法制建設的進程,構造一個完美和諧的社會呢?!(龍耳東:著名作家、記者、編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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