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嚴厲的安全監管下，消費者對國產奶粉的信心正艱難恢復，但不具比較優勢的中國乳業該如何發展，奶農、乳企、消費者的利益該如何平衡，仍是待解難題
《財經》記者 馬霖 | 文 餘樂 | 編輯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時，曹旭還在讀書，家裡的牧場是父親曹險峰在管理。這一中國乳業30多年曆史中的最大突發事故令包括曹父在內的許多奶農始料未及。在那場席捲全國的食品安全事件中，22家企業共68個批次的奶粉被檢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生乳需求急劇下滑，以三鹿為首的一批企業或旋即倒閉，或逐漸銷聲匿跡，曹家這樣的個體奶農同樣遭到嚴重打擊。
中國乳業有30多年發展歷史，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乳品只是做簡單的巴氏殺菌，投遞到戶。90年代中到21世紀初，乳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利樂軟包裝的引進延長了乳製品的保質期和銷售半徑，使伊利、蒙牛這樣覆蓋全國的大型乳企迅速崛起，對原奶的需求也大幅增長，原奶大部分是從個體奶農處收購。在高速發展中，隱患逐漸形成。
“高速增長的利益使好多人失去了理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葛武鵬向《財經》記者回憶道。他在2002年－2004年去河北做奶源調查的時候發現，那裡奶業年增長率達30%以上，但鮮奶菌落總數達每毫升800萬－1000萬個的情況比比皆是（當時的政府標準為不高於50萬）。他當時就感覺那裡“遲早要出事”。幾年後，震驚全國的三鹿事件在河北發生。
事發後，大量鮮奶無人問津，奶農倒奶、殺牛，黯然離場，奶粉巨頭三鹿頃刻間倒下，更多涉事乳企漸被淘汰。“2008年三鹿轟然倒塌，是壯士斷腕，去掉瘤子，但對中國乳業也是巨大打擊，當年損失800個億，間接損失到現在還沒有消化掉。”葛武鵬感慨道。
三鹿事件是中國乳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拐點。事件發生後的十年間，中國乳企加大了對奶源、生產銷售安全和企業標準提升的投入，努力擺脫事件的陰影。2017年中國乳業市場的總銷售額為3753億，是2007年的3.7倍，超過了同期GDP的增長。奶粉之外的乳製品，市場份額前十的企業大多是中國乳企；嬰幼兒配方奶粉銷售額是十年前的5.3倍，市場份額排名前十的企業中，伊利、蒙牛和飛鶴佔有三席。
但消費者的信心並未完全恢復，不少消費者依舊只信任國外奶粉，嬰幼兒奶粉市場份額前十的企業中，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差距逐年拉大。
三鹿事件後，中國奶牛養殖業比較優勢不足的弱點日漸凸顯，落後奶源被加速淘汰。由於中國奶牛養殖成本較高，國產奶在與進口原料奶粉的競爭中力不從心，奶農日益陷入困境，這些情況也已得到行業和政府的關注。
重整奶源
業內人士表示，三鹿事件後，乳品安全成為重中之重，政府和乳企大力抓奶源建設，並實施嚴格的檢測和監管
2008年爆發的三鹿事件舉世震驚。因生乳中的蛋白質含量不足，有奶農向生乳原料中添加低毒性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以提高蛋白質檢測值，又因收奶過程存在檢測漏洞，這些有毒物質混入以三鹿為首的多個品牌的奶粉中，大量食用這些“毒奶粉”的嬰幼兒身體出現了異常狀況。
十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讓中國乳業意識到了安全奶源和安全檢測的重要，乳企表示，建設和維護奶源已經成為乳業工作最重要的環節。
“奶源是乳品企業品質控制的第一道關口。”蒙牛負責人向《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堅決執行不合格原輔料不得入廠，不合格產品不得出廠。”飛鶴負責人也向《財經》記者表達了對生乳安全和奶粉品質的嚴格把控。
原料奶的來源有兩個。一是加工乳企或上游牧業自建的牧場，二是從眾多奶農手中收奶。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楊立國告訴《財經》記者，約90%的乳品加工廠都建有牧場，但自建牧場提供的原料奶比重只有約10%，大部分供給還是來自奶牛養殖戶，也就是俗稱的“奶農”，奶農的養殖水平是包括奶粉在內各種國產奶製品的首要保證。
河北保定的雙豐牧場被業內認為是中國散戶奶農轉型為牧場經營者、提升生乳品質的樣本之一。
直穿三道拐彎的消毒走廊，走過整齊碼放的青貯飼料，就是曹旭家雙豐牧場的奶牛牛舍了。下午2點多，8月末，華北的陽光依舊熾熱，但牛舍的溫度並不算高，關閉的天窗為奶牛遮蔽了烈日。抬頭還可看到牛欄上方掛著風扇和自動噴淋系統，有些奶牛站在圍欄前不緊不慢地吃著青貯飼料，有的則退臥在後方的一小塊空曠地帶休息，自動噴淋系統啟動後，奶牛可以“洗澡”降溫。
在雙豐牧場，1050頭奶牛每天出產19.6噸生牛乳，一頭奶牛的年均產量在11噸以上，生乳乳脂率3.7％，乳蛋白率3.9％，體細胞十幾萬個，菌落總數幾千個，這一產量和生乳品質是眾多中國奶農學習的目標。
奶牛產量和生乳品質與食用飼料和奶牛生活環境密切相關。曹旭表示，牧場除了為奶牛提供高品質的飼料，也會通過上述方式為奶牛提供更舒服的生活環境。“我們這兒還有奶牛運動場，奶牛可以散步、曬太陽。”曹旭向《財經》記者介紹。也因為這些原因，雙豐牧場曾被農業部評為標準化示範牧場，8月底，剛有一撥奶農來這裡參觀過。
2008年以前的雙豐牧場是另一番模樣。那時，曹旭家一度以小區模式養殖奶牛，而中國更多的奶農則是作為散戶，在自家後院養牛。
養殖奶牛頭數不足10頭的為散戶養牛，散戶的資金實力和養殖能力較低，主觀意識產生養殖風險（諸如三聚氰胺事件這樣的惡性事件）的可能性較大。小區模式規模稍大：養殖戶把家裡的牛三三兩兩拉到養殖小區裡養，但它本質上還是一種散戶養殖，奶農是“房客”，小區主人收“房租”，每個奶農對自己的幾頭牛負責，小區主人對奶農沒有掌控力，無法有效監督過程質量，如果乳企的收奶標準不嚴格，就容易出問題。
三聚氰胺事件的發生，就是因為當年乳企和監管部門對奶源檢測和監管不嚴格，讓追逐違法利益的散戶奶農鑽了空子，而這一事件也改變了中國乳業的養殖模式，倒逼乳業加強奶源檢測和生產銷售過程監管。
2008年以後，中國乳業經歷了幾波散戶奶農的退出，同時雙豐牧場等有一定實力的奶農或自力更生，或不斷整合散戶奶農手上的資源，建設更具規模和標準的牧場。
國家也從政策方面採取了行動。2008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業部等多部門發佈《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敦促奶農提升規模化養殖率。中國的奶源加速了從散戶、小區模式到規模化牧場（養殖場）模式的轉變。
規模化的好處是攤薄成本，例如以往10頭奶牛的生產和檢測設備成本由100頭奶牛負擔，並獲得規模效益，進一步升級防疫管理、飼料擠奶標準化設施。同時，由於牧場上了規模，違法違規後損失會更大，牧場主會更願意約束自己，不去觸碰紅線。
農業部規定，奶牛存欄大於100頭，可視為規模化養殖，按照此標準，三鹿事件前，中國奶牛規模養殖比重只有15%左右， 2018年 8月22日中國奶業協會和農業農村部奶及奶製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北京）發佈的《中國奶業質量報告（2018）》顯示，目前中國奶牛規模化養殖比重為 58.3%。
規模化程度提升的同時，散戶也進一步退出市場。獨立乳業分析師宋亮表示，目前只養幾頭奶牛的個體散戶已經基本退出中國乳業。
除了規模化牧場，還有未達100頭奶牛的牧場和小區模式牧場，它們絕大多數生產能力和資金實力都不及曹旭的牧場，不過宋亮認為，雖然未達規模的小牧場“養殖條件會差一些”，但不能將規模化和奶源安全畫等號，決定現在的奶源比2008年的奶源更安全的是檢測能力、企業收奶標準的提升，以及法律和制度的約束。“現在奶源抽檢很緊，出問題要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死刑，在高壓下安全應該是有保障的。”宋亮說。
檢測能力提升體現在檢測更及時及檢測技術升級。葛武鵬表示，過去化學檢測方式不能現場檢測，現在自動化程度大幅提升，總幹物質、蛋白質、脂肪、乳糖、冰點、含水量等原料奶檢測10分鐘出結果。新開發的快速檢測試劑條、試劑盒、電子鼻、電子舌可檢測農藥、獸藥殘留、真菌毒素、摻雜使假等，在工廠裡可以通過液相氣相來精準檢測微量成分，“原料奶技術把關有了質量保證。”
一位不願具名的大型乳企人士表示，隨著乳企嚴格保持收奶標準，規模化養殖能力提升和效益增加，無法跟上收奶標準的小型養殖戶會進一步退出市場，中國奶源安全和品質會持續進步。
“食品（裡）國家抽檢合格率最高的就是奶，這個行業我是感覺越來越良性，而且進步特別快。”飼料公司福維康生物科技負責人趙恆聚告訴《財經》記者。原食藥監總局（現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嬰幼兒奶粉抽檢平均合格率達到99.5%，且連續九年未檢出三聚氰胺。
消費者信心艱難重塑
三聚氰胺消失了，但三鹿事件依然在影響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格局，消費信心完全恢復尚待時日
採訪中多位乳業人士向《財經》記者強調，政府2015年出臺了懲罰力度更大的新《食品安全法》，奶粉行業的抽檢制度也更嚴格，他們認為法律和制度的升級與嚴格執行能夠保證奶農和乳企充分重視奶源，保證奶粉及各類奶製品的安全，希望向消費者傳達“三聚氰胺消失了”“中國奶粉是安全的”這一信息。
但有消費者說，他們心中的陰影還在。
“我對於國產奶粉還是不相信。”北京媽媽耿妍麗對《財經》記者說。她認為，消費者的信任一旦被辜負，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建立起來。“違法添加物是吃到一定時間才會有反應，所有父母都是耗不起的。”她說，“如果喝了半年孩子出問題，我接受不了。”
奶粉經銷商高先生對三聚氰胺事件記憶猶新。十年前，他在22家涉事企業之一的廣東雅士利做推廣工作。事件發生後，他參與了公司的善後工作，負責去商場撤貨以及到顧客家賠禮道歉。他不願意回憶上門道歉時的細節，只說：“當時場面很激烈。你只要想象一下，小孩子多麼金貴……”
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後，三鹿品牌退出中國市場，企業資產被三元集團接手，而其他品牌亦受波及。當時被檢出三聚氰胺的22家企業有的倒閉、停產，有的轉行，有的被收購。那些仍在生產嬰幼兒奶粉的企業則大多不約而同地改了名字，努力想要擺脫當年的汙名。
當時很多奶粉業從業者都沒能躲過公司裁員，高先生做完善後工作不久也離開了雅士利集團，後來自己做起了奶粉經銷生意。親身經歷過三聚氰胺事件的他在挑選經銷品牌的時候十分謹慎。“那件事對國產奶粉的影響我覺得還沒過去，所以我現在優先選擇進口產品。”高先生告訴《財經》記者，“進口產品經過雙方政府的檢測，相對來講問題少一點，負面報道也少。”據高先生說，代理進口奶粉與國產奶粉的利潤其實相差無幾，但是代理國產奶粉會讓他更“糾結”，更“心累”。
從數據上看，過去十年間，中國乳業仍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2017年乳業整體銷售額是十年前的3.7倍，高於中國GDP的增長，乳製品市場份額前十的企業大多是中國乳企；嬰幼兒配方奶粉銷售額是十年前的5.3倍，目前中國市場佔有率排名前十的企業中，伊利、蒙牛和飛鶴佔有三席。北京媽媽張巧雲告訴《財經》記者，自己現在給孩子吃的是國產奶粉：“我不會因為幾家企業的奶粉出事，就完全否定掉國產品牌。”
不過，在嬰幼兒奶粉方面，前十企業市場份額中，擴大的市場多被外國品牌佔據，國產奶粉銷售佔比從2007年的28.8%降至2017年的20%，同期外國乳企奶粉銷售佔比從34.5%增至46.2%。
從乳業整體看，進口乳品的增速也遠超國產乳品產量增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乳品產量同比增4.17％，而海關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乳品進口量同比增長13.5％，進口額同比增長37.89％。
易觀智庫2016年初的一次線上消費者調研顯示，青睞進口嬰幼兒奶粉的用戶比例高達64.2%。這種傾向在一、二線城市的消費者中尤為明顯，且受家庭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大。此外，大部分消費者表示選擇進口奶粉是因為其品質有保證、產品安全、配方值得信賴，而青睞國產奶粉的消費者中，認可國產奶粉品質和安全的不到10%，因價格便宜而選擇國產奶粉的則佔比高達97.5%。可見，消費者對於國產奶粉的懷疑仍然普遍存在。
三聚氰胺事件引發了公眾對國產甚至國內銷售的奶粉質量的恐慌，這也帶動了代購、海淘奶粉的發展。做澳大利亞、新西蘭奶粉跨境電商生意的張婷表示，一些海淘客戶不僅不放心國產奶粉，也不放心國內銷售渠道。“信任的缺失，正是代購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消費者對國產奶粉的不信任也體現在他們願意為購買外資奶粉支付高溢價。據澳大利亞媒體近期的報道，在澳大利亞售價35澳元（約176元）一罐的奶粉，被代購寄回國後可以賣到100澳元（約504元）左右。德國品牌喜寶，一盒600克的代購價格從150元到230元不等，其中包含郵費和代購費，按照德國超市80元／盒的價格，奶粉物流專線收費10－20元／盒，代購的利潤約為50元－140元，利潤豐厚。張婷告訴《財經》記者，總的來看，具備議價能力的上游代購，代購一箱（6罐）嬰幼兒奶粉的利潤從100元到400元不等，下游代購一箱奶粉的利潤在幾十元到100元不等。
如此高的利潤促使很多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做起了代購生意。這些代購者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德國、荷蘭等乳業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奶粉產量隨之大幅增加，但往往還是供不應求。澳大利亞2017年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產量比前一年翻了一番，但仍有很多本地消費者抱怨買不到奶粉。很多超市都出現了奶粉剛一上架就被華人代購者一搶而空的現象。
據《中國乳業》雜誌報道，嬰幼兒配方奶粉是跨境購熱銷產品之一，2016年約佔國內嬰幼兒奶粉市場規模的15%。業內估計，2017年1月－10月通過跨境購、海淘進入中國市場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約為20萬噸，基本與通過傳統渠道進口的數量相當。
雖然主營進口奶粉，高先生對如今外資品牌湧入中國市場的境況還是感到十分惋惜。“事件發生後，外資品牌一下子風生水起，全都進來了。”高先生感嘆道，“以前（對三聚氰胺）是放任自流，要是早就管理起來的話，哪有這麼多外資品牌呢。”
“乳業這些年大浪淘沙，社會監管投入的成本是最高的，乳製品質量大幅度提升，乳企認為消費者應該充滿信心，然而消費者信心依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出現令政府難堪企業尷尬的局面，而這一局面還在持續，還需要企業、政府、技術等方面持續努力。”葛武鵬無奈地說。
“消費者很多時候不是判斷這個東西安不安全，而是感覺這個東西安不安全。重建信心這個時間要比較長，我覺得再過十年差不多。”科信食品與營養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鍾凱對《財經》記者說。
他認為，監管部門不放鬆監管，乳企提供持續、穩定的放心產品，這是提升消費信心的唯一方法。進口奶佔半引發爭議
三鹿事件後，為淘汰落後產能，國內奶牛存欄數量和生乳產量持續下滑，進口大包粉成為填補巨大市場需求的主力軍，這在行業內日漸引發爭議
“現在全國市場上泌乳牛隻有200萬頭，全年原奶產量就1800萬噸，但是我們的乳製品產量，摺合為液態是3500萬噸，多出來的1700萬噸，要不是還原奶，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宋慧亭有些氣憤地說。宋慧亭在上海和江蘇一帶經營三家牧場、一家飼料公司，被稱為“上海灘養牛大王”。
宋慧亭所說的還原奶，是用進口大包粉做成的奶粉、酸奶、復原乳、含乳飲料等。進入中國市場的不僅是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商品奶粉，也包括用來製作奶製品的工業原料大包粉，許多乳業人士認為大包粉還原製作的乳品、奶粉等營養價值會大大降低，中國奶農則認為大包粉侵佔了中國的乳品和奶粉市場，擠壓了奶農的生存空間。
“很多乳企都進口更便宜的大包粉，所以別看乳企多，跟中國奶農沒關係，這實際上對我們的養牛業是有傷害的。” 宋慧亭感嘆。
三鹿事件後，乳業轉型的最大陣痛在奶源端，為了加強對原奶質量和安全的把控，乳企的收奶標準提升，政府環保要求也越來越嚴格，生產、質檢和環保不達標，以及無法負擔高養殖和環保成本的奶農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被逼出市場。奶農退出的同時，全國的奶牛數量逐年下降，到2018年已不到500萬頭，遠遠低於峰值時期的1500萬頭。
（圖/視覺中國）
奶農的一批批退場直接導致中國奶牛存欄數量和生乳產量持續下滑，在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下，進口原料大包粉成為彌補國產奶源缺口的主力軍。
與國產原料奶相比，大包粉的價格具有絕對優勢。中國的大包粉80%以上進口自新西蘭，此外還有歐盟、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前廣州市奶業協會理事長王丁棉告訴《財經》記者，大包粉的受益者是這些出口國的奶農和出口商、中國進口商，以及沒有奶源、自有奶源不足，或出於成本考慮購買大包粉的大乳企，而受損者則是中國的奶農。
以歐洲大包粉為例，歐洲大包粉的到岸價是1.8萬－2萬元／噸，國產原料奶製成奶粉的成本是2.4萬－2.6萬元/噸，加上加工費和人工成本後大概是3萬元/噸，價格比大包粉貴50%－66%。
由於進口大包粉價格低，它不僅是國產生乳的補充，更逐漸成為替代選擇，包括乳企在內的各類含奶食品飲料加工企業進一步加大大包粉的進口量，對本地生乳需求下降，不少奶農苦不堪言，加之三鹿事件以後嚴格的生產和環保要求，奶農殺牛倒奶事件頻發。
因為上述原因，國產奶源出現了一個矛盾的現象。目前，國產奶源的自給率僅為50%，從生鮮乳需求上看，按道理國產生鮮乳應該會因為供不應求而變得極為搶手，從而價格上漲。但現實是，進口大包粉替代了部分國產原料奶需求，國產原料奶時而出現產能過剩，乳企甚至還需要將從奶農手裡收來的新鮮原料奶也噴粉儲存，用的時候再生產。
“如果沒有國外原料粉，國產奶是不需要噴粉的。”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玉庭向《財經》記者表示。
中國本土原料奶的產量逐漸下降，已從十年前的3600萬－3800萬噸下跌至不到2000萬噸。楊立國表示，一些加工企業的設計加工能力遠大於原料奶的加工需求。為了不停產，這些企業還會給原料奶添加大包粉加工成含乳製品，以增加產品量。在乳業發達國家，鮮奶、酸奶和奶酪消費比例較高，其次才是用大包粉製作的含乳飲料等。相比之下，中國乳品加工企業用新鮮原料奶（而不是大包粉還原）加工的產品所佔比例則偏低，據楊立國估計不會超過60%。
對大包粉的爭議還體現在營養性上。以大包粉為原料製作的奶粉、復原乳等在蛋白質和鈣等成分的含量上幾乎和鮮奶沒有區別，但是其營養價值是否等同於生鮮乳製品，尚有不同的說法。一些乳業人士認為，用大包粉做乳製品會嚴重損害活性物質和營養物質。“用大包粉做需要加熱兩次，乳鐵蛋白等活性物質基本蕩然無存或遭到嚴重破壞，營養成分也會損失，而用新鮮原料奶殺菌溫度較溫和，活性物質及營養成分僅受輕微影響。”王丁棉說。
同時，不少乳業人士強調，由於長距離運輸的不確定性，營養成分也會損失，不論是牛奶，還是奶粉等乳產品，還是應該用新鮮的本地奶製作，這樣品質和營養更有保證。
飛鶴乳業負責人稱，該公司100%用牧場原料奶製作嬰幼兒奶粉，堅決杜絕大包粉二次加工做原料。這位負責人向《財經》記者宣稱，在安全性上，鮮奶制粉可以更科學地實現奶粉源頭的把控，整個生產過程管道化，無二次汙染。在營養性上，鮮奶入料一次成粉，可避免二次高溫。
但也有人認為大包粉製成的嬰幼兒奶粉、復原乳等乳產品營養價值並不低。“很多人相信鮮奶噴粉更易吸收，但目前也沒有臨床試驗證明這一點，也沒有臨床證明說用基粉（用於製作嬰幼兒奶粉的大包粉）做的奶粉營養價值就低於用鮮奶做的。” 宋亮表示。全球最大大包粉出口商恆天然大中華區總裁朱曉靜也告訴《財經》記者，大包粉的營養價值並無損失。
保護奶農還是尊重市場
奶農抱怨奶價低，乳企呼籲尊重市場規律，政府敦促提升自主奶源比例
圍繞國產奶源和進口大包粉的討論除了需求和營養之外，還有奶價。
“窮人養不起牛，但是現在養牛的人越來越窮了。”趙恆聚坦言。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人均乳製品消費量一直在快速增長，但不少奶農認為他們並沒有分享到紅利。三鹿事件就像一道分水嶺，獨立於加工企業的奶農生存空間似乎越來越小。
“這是不正常的，乳業現在就是一個壟斷的產業，奶農不賺錢。”宋慧亭說。宋慧亭的意思是，由於國內乳品行業的集中度逐漸升高，行業巨頭佔據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使國內奶農的議價能力降低，盈利艱難。他認為，大乳企體系之內的牧場會相對得到乳企的優待，因為乳企會分配自身體系內牧場養殖和下游加工的利益，但為中國乳業貢獻量更大的獨立奶農話語權非常弱，而他們又是中國奶源的重要貢獻者，如果生存環境得不到改善，可能會成為一個薄弱環節，國產奶源也無法獲得更健康的發展。
“ 我認為最大的風險在於產業利益分配不均。”他表示，對比乳品加工業兩位數的增長，奶牛養殖50%的虧損面應該引起政府和行業警惕。“養殖的主體是農民，他們沒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虧損。”
奶農指責的另一面是加工企業在經營中尋求更低成本原材料的訴求。乳企人士認為，大包粉進入中國是中國消費融入世界貿易的正常現象，是資金資源的合理配置。面對乳業的複雜現狀，國家則從政策層面定了調。今年6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關於推進奶業振興保障乳品質量安全的意見》提出“大力提倡和鼓勵使用生鮮乳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鼓勵使用生鮮乳生產滅菌乳、發酵乳和調製乳等乳製品”，並提出2020年國內奶源自給率70%以上的目標。
前述大型乳企人士表示，中國乳業提升奶源自給率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乳業的供應安全，保證奶源和乳製品市場的價格穩定。然而，由於資源稟賦匱乏，中國的奶牛養殖生產成本高，沒有比較優勢，要實現70%奶源自給率的目標有諸多困難。宋亮甚至認為，“以現在的奶源基礎，2020年實現這個目標難度很大，基本做不到。”
與奶業發達國家的奶農比較，中國奶農的高成本突出體現在飼料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奶牛主要的飼料是玉米、大豆和草，由於中國農業機械化程度低、成本高、綜合效益低，農產品價格高於歐美農業國家，而農產品的高價格又推高了養殖業的飼料價格。
以玉米為例，國產玉米1800元／噸，是進口自美國玉米價格的兩倍，國產大豆和草的價格也是美國大豆和草的兩倍。在宋慧亭的牧場裡，一頭牛一天的飼料成本要六七十元錢，較高的飼料成本佔到原料奶總成本的60%-70%。“目前美國原料奶價格為2.2元／公斤，看起來比中國奶價低，但由於飼料成本僅為中國飼料成本的1/2，所以他們比我們賺錢。”宋慧亭說。
在能源成本方面中國的奶業養殖也不佔優勢，養殖業耗能高，中國奶農花費的汽油等能源成本遠高於美國、德國等乳業發達國家。中國奶農還需要大量進口苜蓿飼料、奶牛、凍精、機械設備，這些對於奶農都是高昂的成本。
土地制度也加劇了奶農生計的不確定性。在中國目前的國有土地制度之下，農民和奶農都需要租地從事奶業經營活動，土地成本壓力非常大。一位已經放棄奶牛養殖營生的前奶農告訴《財經》記者，和種田的農民不讓孩子做農民一樣，中國的奶農也不願意讓孩子做奶農。
“土地所有制決定了中國的牧場沒有傳承性，這也是中國養殖業的痛苦，你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宋慧亭也表達了相似的想法。
中國乳業在原料端越來越與國際價格產生聯動的趨勢也加劇了奶價討論的複雜性。低價大包粉在中國打開銷路的同時，與國產生乳價格聯動，客觀上壓低了國產生乳的價格。
王玉庭告訴《財經》記者，每年2月－5月生乳出產量比較高的時間段內，乳企甚至會參照國際大包粉的低價格，要求奶農將一部分生乳降價至1元－2元／公斤的水平，否則就不收奶，在這種情況下，奶農利益被侵蝕，而這部分奶的低價格並不會被反映在官方奶價統計數據中。“今年上半年原奶收購價最低曾跌到3.1元／公斤，（一些奶農）維持都很困難。” 宋慧亭說。
農業農村部和國際奶業經濟學會數據顯示，2014年9月以來直至近幾個月，中國奶價跌勢明顯，而國際奶價在波動中升高，“（中國）奶價波動完全被壓在一條水平帶上。”王玉庭表示。
WTO農業協議的“黃箱條款”和“綠箱條款”允許有合理依據的農業補貼，歐盟、美國、日本都利用這一規則給予本國奶牛養殖業慷慨補貼。王玉庭援引WTO2012年公佈的數據，歐盟的補貼是0.12歐元／公斤，美國是0.15美元／公斤，而中國僅在0.1元／公斤以內。
日本的補貼更明顯，為保持奶源競爭力，日本政府成立了半行政化團體，從奶農處收奶，再賣給乳企，通過差別定價的方式直接對奶價補貼。例如，A公司生產奶酪，需要與國際品牌競爭，賣給這家公司的價格就是40日元／公斤，B公司生產巴氏奶，不參與國際競爭，賣給這家公司的價格就是100多日元／公斤。王玉庭表示，日本年總產量1000萬噸生乳，其中一半享受補貼，而其中某一項補貼就是中國所有補貼力度的三倍。
目前還能生存的中國奶農基本已經走上規模化養殖的道路。曹旭家經營的雙豐牧場現在是蒙牛的鮮乳供應牧場，奶牛數從2009年的300多頭增長到1050頭。規模上來之後，成本降低了，養殖水平也會提升，產量近一步提高，形成一個更為良性的生產和投入循環。曹旭表示，上個月他家原料奶收購價提升至3.59元／公斤，目前能夠維持養殖和生產，但“即使賺錢也是微利”。
然而，並不是每家牧場都有足夠的能力不斷提升養殖水平和產量，奶農只有在賺錢的情況下，才有能力為奶牛提升動物福利，提供更優質的飼料。“八毛錢的玉米和一塊錢的玉米，質量不一樣，但是要控制成本沒有辦法，所以養殖也容易形成惡性循環。”葛武鵬表示。
王玉庭認為，中國沒有歐美日那樣的財政實力去補貼奶農，但可以通過生產調節政策去保護奶農利益，逐步實現奶源自給率的提升。例如，可以參照國際經驗，在中國建立奶農毛利潤保險措施，保證奶農的基本毛利水平；同時，應該允許利用大包粉保質期長的特性，將生產一定的大包粉作為一種臨時儲備政策。更重要的是，要積極利用新鮮國產生乳，如果有過剩，可以參照美國的乳品捐贈計劃，將過剩的生乳供給軍隊、對外援助及補貼低收入群體，既不產生浪費，又維持了奶農利益。
宋慧亭非常關注國家的政策動向，認可農業部近期實施的國家優質乳工程，該工程要求乳品包裝上明確標識原料奶的質量等級，他認為優質乳標識啟用後，可以倒逼乳企提升國產生鮮乳的使用量，進而提升奶農收益。
前述乳企人士則認為，對國產奶源的政策保護應該建立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要允許市場逐漸淘汰落後產能，留存下來的奶農，則會隨著自身機械化、規模化和生產效率的提升而獲得合理市場回報。
（實習記者吳瓊和鄭慧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刊於2018年9月17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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