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逛琉璃厂还是在家在办公室守株待兔，有一条是一样的，便是和书商斗智斗勇。并非“无商不奸”，有好几位书商都因和文人学者的良好关系而被忆念，衡水书商郭纪森更因其古道热肠，勤谨忠厚而被洪煨莲、邓之诚等名家视为“书友”。但一般情况下，在商言商，书籍既有商品属性，讨价还价，自不可免，超脱地看，也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
学者们搜罗的旧集俱为各种善本、抄本、稿本，断无“定价”一说，端的是一书一价，都是面商。掂量拿捏价位，至关重要，蒋廷黼的办法是将书商招至校中图书馆，有想要的书送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估价后少不得还要讨价还价。钱穆晚年作《师友杂忆》，也还不忘一提当年与书商的心理较量。邓之诚买书特多，记聚书事最详，以合理价格得一想得之书，心中欢喜，遇书贾居奇索价，价昂不能致之，则忿忿切齿，煞是有趣。
文艺复兴初期，薄伽丘的时代，佛罗伦萨人对古希腊罗马的残篇断简大为热衷，得一残书，可以夸耀于人，北平城里的搜旧书或无那样的热闹，其意亦不在好古复古，然群染“搜书癖”的氛围中，占得先机搜来好书，也足以傲人。既然所搜者多无“复本”，同一目标众目睽睽，“勾心斗角”事即不仅在卖家与买家之间，同时也在觊觎同一书的读书人之间展开。
某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约蒋廷黼往一私人藏书家家中挑书，二人在那里盘桓了一小时，心中各打小算盘，以蒋的话说，“我监视他，他监视我”，想来防着对方下手。袁问蒋对哪方面的资料感兴趣，蒋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觅得两小册，一为《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另一涉及鸦片买卖，俱以相告。道出后看袁对二书似皆不甚有兴趣，心中窃喜，以为无竞争者。却怕打草惊蛇，不动声色与袁一同出来，待觑得袁走远后才又兜转回头。谁知半小时后回到那里，书主却告知袁已捷足先登，将二书买走了。
这一类“勾心斗角”的趣事委实不少，相互之间别苗头，什么“欲擒故纵”、“指东打西”之类的招数都用上了。书虽为袁所得，蒋若借观，想来不难，当时怏怏，方便之外，还是占有欲的“癖”作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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