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首是春，俯首成秋。改革開放40年，醫療衛生事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
從“赤腳醫生”到“業內專家”，從“鄉村診所”到“專業醫院”……著眼醫療，備受國際關注的三大指標正見證著我國醫療事業的飛速發展：1981年，我國人均期望壽命為67.9歲，嬰兒死亡率為34.7‰。；1991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高達80/10萬；2007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降至36.6/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至15.3‰。；2017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分別已降至19.6／10萬、6.8‰。
“孕產婦死亡率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原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曾說，過去的“產科遲到國”如今“迅速領跑”，用40年的變化見證了醫學奇蹟。今天，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特邀從業46年的湖南省產科專業學術帶頭人、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大產科主任醫師朱付凡，從獨特的“接生”視覺，談談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取得的巨大進步……
文：今日女報/鳳網記者 李詩韻 圖：受訪者提供
從最初看病“老三樣（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表）”，到如今產科“三件寶（B超、螺旋CT、血氣分析儀）”——關於“衛生”的那些事，今年69歲的朱付凡總能滔滔不絕。
那個時代的特點：接生婆火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湖南不少地處山區的地方，農村經濟欠發達，受醫療衛生條件限制和生育觀念影響以及農村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約，農村絕大多數產婦選擇在家裡生產。
“產科醫生的地位還不如一名接生婆！”1973年，朱付凡從湘雅醫學院畢業，正式入職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成為一名產科大夫。可由於當時農村大多數地方都有接生婆，產科醫生的工作反倒有些閒。
朱付凡說，那個年代根本沒有所謂的產程管理，許多偏遠山區的孕婦從懷到生，都沒去醫院檢查過，不僅大大增加了生育風險，胎兒畸形率也是一直高居不下。
第一次獨自接診大出血的產婦，是1978年。
“醫生，快救救她吧！”隨著一聲呼救，朱付凡趕緊從診室跑了出去。擔架上年輕女子的白色衣服早已染紅，面色蒼白——原來，她在老家生孩子時，突然大出血，暈厥了過去。
趕緊測了血壓，160！典型的妊娠高血壓患者。
朱付凡記得，當時鎮衛生院的醫療設備和藥物比較缺乏。村裡的接生婆往往理論知識不夠，帶上剪刀、鉗子、聽診器就去竄門了。一旦遇上危機狀況，往往不知所措。再加之當時的衛生和交通環境太差，送到大醫院時，人就沒了。
“第一次接診經歷是失敗的，也給了我一次反省的機會。”朱付凡說，後來，她只要不在醫院坐診，就會跟隨有經驗的教授下鄉宣傳，一方面能瞭解各地的接生水平，一方面也希望發動農村孕婦接受產檢。
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後，醫療行業首次迎來新氣象——“妊娠高血壓產婦的救助有了新標準，這是中國產科首次與國際接軌！”朱付凡說，不僅如此，國家衛生部門還要求醫生對產婦進行產程監控，首次提出了“畫產程圖”的概念，開啟了“監管接生”的新模式。
1992年冬，朱付凡成功通過副高職稱考試，印上“副主任醫師”名片。
放眼十年，產科的變化是巨大的。朱付凡記得，當時的縣級醫院已經有B超室、化驗室、麻醉室、手術室、新生兒重症監護室等，孕婦常規項目檢查在這些基層醫院都能完成，而且剖腹產手術開始推行，到醫院住院分娩的孕婦越來越多。
“孕產婦住院分娩的概念形成了，產科ICU也下了基層。”朱付凡說，上世紀90年代，在農村孕產婦死亡率難以進一步降低的背景下，國家先後制定相關政策，大力倡導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而孕產婦住院分娩是保障母嬰安全的重要措施。
然而，儘管國家大力推動，但湖南一些偏遠山區的孕婦還是隻能在家中生產，除非遇上難產，才會送到縣級醫院接受治療。
“基層醫療水平和設備都是不夠的。”朱付凡說，孕婦生小孩，醫生最怕的是難產和產後大出血。
當時，朱付凡幾乎每年都會去縣級醫院授課，會診一些疑難雜症。“基層醫院沒有專門的血庫，出現產後大出血等緊急情況，醫院只能馬上召集輸血團員，採集所需血型搶救病人，醫務人員現場獻血的事情時有發生，往往導致搶救是不及時的”。
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末，各大基層醫院創建血庫後，才得以緩解。
21世紀初，隨著少生優育觀念日漸深入人心，國家大力倡導住院分娩後，各級政府根據相關要求，通過組織孕婦安全分娩培訓班、建立健全農村婦幼保健機構、優化住院分娩服務等措施，推動越來越多的農村懷孕婦女進醫院分娩。
湖南“產科時代”：危重孕產婦有救了
“21世紀，被很多醫務人員稱作‘產科時代’。”自1998年，朱付凡成為主任醫師後，便致力與關注著危重孕產婦群體。而這個時代的中國，給了產科醫生不少美麗契機。
現代醫療服務質量，不僅取決於診療流程的優化、制度的規範完善、服務態度的改進、就醫環境的改善以及醫務人員專業技術的提升，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於醫療設備的發展與進步。
朱付凡說，這個十年，不僅是湘雅體系的大醫院，大多數基層醫院都有了“婦、產分離”的理念，獨立開設了婦科和產科，婦科和產科的醫務人員蓬勃發展。同時，由於國家對產科醫療發展的支持，各大醫院的設備不斷更新，從過去的黑白B超到四維彩超，一些中央胎心監測儀、麻醉機、復甦機等國外高端設備也逐漸被引進。
據原國家衛計委數據顯示，中國孕產婦死亡率從1990年80/10萬到2007年36.6/10萬，下降了54%，其中農村地區下降59%。
“數據的直線下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醫院對危重孕產婦的救助和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在產房工作46年，最讓朱付凡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09年曾為一名婁底漣源市轉診的產婦接生。
朱付凡回憶，她接到漣源市當地醫院的請求會診通知時，已是凌晨2點。產婦情況危急，60多歲的她一路顛簸，坐了8個小時車趕到漣源。產婦大出血，經過搶救後，儘管情況好轉，但胎盤依舊留在體內，“滾成了一個大圓球”。
切除子宮，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可就當朱付凡準備手術時，產婦用微弱的聲音請求她：“醫生，無論如何要保住我的子宮！”
這一句話，在朱付凡從業的數十年聽過無數次，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七八十年代，這樣的請求是奢望，可如今，醫療技術和設備都有了提升，成全一個母親的夢並不會太難。”就這樣，朱付凡最終用一個小夾子，一點一點將產婦的胎盤夾了出來，保住了產婦的子宮。
孕育優質生命：雙“管”齊下
第一個“十年”管“接生”，第二個“十年”管“技術”，第三個“十年”管“危重”，那麼，接下來的“十年”產科關鍵詞又是什麼？
朱付凡的答案是——雙“管”齊下。
“近十年產科最大的變化就是床位供不應求。”朱付凡說，在這一個階段裡，有兩個時間節點不容忘記——2008年，湖南大力推動試管嬰兒技術，幫助千萬不孕家庭生孩子；2015年，國家“二孩政策”正式施行，打開了“多生”之路。
“以前，若是懷不上，也就死了心了；現在不僅有了試管技術，還有了DNA無創技術，兩根‘小試管’就能解決很多問題。”朱付凡說，二孩政策放開後，最直觀感受是：順產率明顯增高。
“此前，大多數產婦要求剖宮產。現在不同了，能順產的都會堅持順產。”朱付凡說，目前，湘雅二醫院一胎剖宮產率由以前的60%—70%下降到了2017年的20%左右。
朱付凡分析，這一方面是以前剖宮產率高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國家大力宣傳的好結果。
當然，改革開放40年，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大變化——曾經，醫院“挑”患者；如今，產婦選醫院。
“經常有孕婦跟我開玩笑，說自己跑了好幾家公立醫院，除了醫術要考察，還得對比入住環境。”朱付凡笑著說，在她看來，孕產婦的一句玩笑話卻意味著中國產科發展的好趨勢。
在朱付凡看來，如今生孩子早已不是件“接生婆”也能幹的事——通乳、通便、預防出血、嬰兒撫觸、洗澡、游泳……“生孩子”還衍生出很多新的服務。
“以前生個女兒‘全家黑臉’，產婦別提多委屈；現在很多人希望男女全收，要湊個‘好’字。”朱付凡說，或許正是親身經歷了40年的變化，如今，儘管自己早已到了雙鬢斑白的退休年紀，但依舊不願離去，“相信很多產科醫生都跟我一樣，目睹了醫療的發展，接受了知識改變的命運，所以願意為孕產婦站好最後一班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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