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变成修罗场，不过是一声喊叫的事儿。1884年12月4日晚，朝鲜王国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正在新开设的汉城邮政局内举行庆祝晚宴。20时许，院墙外燃起大火，参政闵泳翊出门察看，随即被人挥刀砍倒，屋内众人听到惨叫，纷纷夺路而逃。
此时，汉城内已是狼烟四起，枪炮声时闻于耳。有人满城奔跑，高呼清兵作乱。事件主谋、邮政局总办洪英植带领亲日的“开化党”官员冲入王宫，在日本军队协助下软禁了国王李熙。两日之间，朝鲜统理衙门督办闵台镐、吏曹判书赵宁夏等6名亲清的“事大派”大臣被杀，汉城陷入一片混乱。
12月6日下午，驻汉城的清军千余人大举出动，分三路攻进王宫，将日军及开化党人逐出城外，在城北庙中找到了国王李熙，迎回清军军营。洪英植被朝鲜人杀死，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烧毁使馆，带领驻汉城日军和藏身其中的几名开化党骨干退往仁川，旋即回国。
开化党仅得“三日天下”，便被清军镇压，是为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30年后的1913年，一本《容庵弟子记》横空出世，将功劳全部归于清军三名将领之一的袁世凯。书中声称，袁世凯在政变发生后当机立断，力主带兵进宫勤王。战斗中，另外两名将领或是“仓皇走避，跌足号哭”，或是在“高墙下避弹丸，未敢发一枪进一步”，只有袁世凯挥刀率部奋进，负伤不退，终致成功。
这是袁世凯幕僚门生塑造出来的形象，也符合他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宣传需要。在夸张叙述下，袁世凯当年确实因解决甲申政变而获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垂青，一举成为清政府驻朝鲜的首席代表，开始他长达十年的“太上国王”生涯。
纨绔少年到朝鲜
袁世凯第一次涉足朝鲜是随军镇压兵变。那是甲申政变两年前的1882年7月，23岁的他投奔李鸿章淮军部队“庆军”刚满一年。和很多官宦子弟一样，袁世凯被庆军统领吴长庆安排在相当于司令部的营务处担任帮办，负责一些文牍和军法事务。
当时的朝鲜政局颇为复杂。前代国王李昪在1863年去世时还没有子嗣，远房宗亲、12岁的李熙承继为第26代国王，其父大院君李昰应执掌朝政。逐渐成长的李熙反感父亲的保守专横，借助王妃闵茲暎的家族势力实现“亲政”，也因此放任闵妃引入日本人推行其“开化”政策，但种种强势举措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
1882年7月，汉城驻军因欠发军米与官府发生冲突，很快发展为反日暴动，杀死新军“别技军”的日本教官，焚烧日本驻朝鲜使馆，捣毁一批高官宅邸。被视为引狼入室罪魁祸首的闵妃化装逃离汉城，大院君借机重掌朝政，顺应暴动军民继续推行反日政策。8月，清政府应李熙请求，迅速派遣北洋水师和庆军开赴朝鲜。权衡局势之后，选择逮捕大院君，并送回闵妃，一举制止了日本借机扩大事态、出兵朝鲜。
根据《容庵弟子记》，青年袁世凯在这一系列行动中表现突出。他先作为吴长庆的使者，前往天津拜见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商度部署调兵运械各事”。继而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一同前往朝鲜沿海侦察登陆点，两人坐的小船搁浅远滩，只能踩着砂石上岸，两脚都磨破了，丁汝昌还称赞袁世凯“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大军抵达朝鲜后，吴长庆邀请李昰应到军营商谈，意图借机将其诱捕，也是袁世凯持刀侍立，找机会将李昰应塞进了轿子，送上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押到天津。连闵妃也是他派人找回来的。
以上记载虽然生动，终究是一面之词，不乏不实之处。但袁世凯在此次行动中确有功劳，李鸿章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将他从七品衔保举到五品衔。袁世凯还奉命以新式武器和操典为朝鲜编练了三营新军，校阅时“步法颇正，放枪亦熟”，博得李熙称赞。
1884年5月，庆军主力回国，留下三个营由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统，袁世凯以“总理营务处”头衔成为这支部队的第三号人物。7个月后，朝鲜就爆发了“甲申政变”。
袁世凯能在“甲申政变”后脱颖而出，不仅因他在事中的勇气，也与事后处理局面的表现息息相关。在袁世凯建议下，李熙先在清军军营里接见各国使节，痛斥开化党屠戮大臣、劫持国王，为清军行动赢得合法性；继而派遣使节前往日本斡旋，还将藏匿在汉城的日本商人、散兵二十多人送到仁川登船回国，不给日方以进一步行动的口实。“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评论，“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
事变之后，中日两国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约定各自撤兵，均不在朝鲜派员训练军队，“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行文知照”。两国暂时避免了兵戎相见的危险，袁世凯也随军撤回国内。
朝鲜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中日俄等国竞逐的对象。李熙、闵妃和大臣们也不甘心继续扮演大清帝国的儿臣角色，处处希望“自主”。对清政府特别是主管对外事务的李鸿章而言，急需一员干将驻朝主持局面，袁世凯虽然是合适的人选，奈何官阶略低，一时难以破格委任。
为此，李鸿章一方面提请释放表示效忠清政府的大院君返回朝鲜，以牵制国王、闵妃，另一方面保举袁世凯担任敕使，护送大院君回国。这一番行动的目的，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得很清楚，“现拟俟奉旨赦回昰应，即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恳特恩，优加崇衔”。
袁世凯深知背后因果，一路小心翼翼，事成之后果如所愿。1885年11月，袁世凯奉旨出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并得到“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的保证，一跃升为三品衔。赶赴朝鲜的路上，袁世凯应该忘不了李鸿章的那句话——“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这一年，他才26岁。
大清在朝鲜有租界
大清帝国与朝鲜王国维持了300年的宗藩关系，长期以朝鲜遣使朝贡和清廷派员册封为主要互动方式。19世纪下半叶，东亚传统政治秩序被欧美列强引入的国际政治关系冲击，中朝关系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所代表的大清帝国，越来越把朝鲜视为属邦、被保护国，用列强对待中国的方式对待朝鲜。
早在1882年10月，中朝两国签订《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确立两国商人往来贸易的事项，明确中国可以在朝鲜设置租界、派驻官员行使领事裁判权，并且提出这是“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
但是，无人操持的章程只是废纸一张。清政府在仁川、釜山、元山划定了租界，往来的中国客商却寥寥无几。袁世凯上任时，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只有270人，以仁川港为例，中国商人在1885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25万余海关元，远逊于日本商人的86万余元。
袁世凯到任之后，迅速从军官身份转型成为商务官员。他派员赴中国招徕商人来朝经营，筹划往返中朝间的商业货轮，并拣选干练人才在朝鲜各港口担任商务委员，在各租界设置巡捕，处置中国商人和在朝华人的纠纷事宜。
几年下来，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在经营上享受国民待遇，关税缴纳额度又较他国为低，加上袁世凯等驻朝官员的背后保护，发展十分迅速。到1893年，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已达2000余人，仅在仁川港进口的货物总额达10亿海关元，已能和日本商人相抗衡。
朝鲜的通商事务逐步落入袁世凯手中。朝鲜海关由中国海关派洋员管理，实际成为后者的派出机构，要接受袁世凯监督。朝鲜的电报局由袁世凯派遣中国官员管理，朝鲜方面若需要增设线路，均需清政府批准。外国顾问建议朝鲜在平壤开设港口，因未得到袁世凯首肯，迟迟未能实现。
但是，当年中国人与在华外国人之间发生的种种冲突，在中朝间再度重演。1890年1月，龙山朝鲜商人集体闭市；7月，汉城朝鲜商人集体闭市，拒不执行与中国商人的贸易合同，逼迫朝鲜政府限制中国商人的经营范围。袁世凯与总理衙门一同向朝鲜政府施压，以高压手段督促其解决罢市问题。
中国的特殊权力也导致了特殊的腐败。《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约定朝鲜重要出口物资人参只准朝鲜商人经营，以保护朝方权益。但1885年起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的美国人墨贤理（H.T.Merill）指出“中国驻朝鲜人员无论官阶大小,都利用地位作掩护,经营人参贸易”，北洋水师军舰也参与走私。
墨贤理对中国官员、军人无可奈何，但对贩运人参的中国商人大加稽查，激起了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认为，这些人参不过是官员用于馈赠或者自用，托商人运输而已，墨贤理小题大做、手伸得太长，没有站在中国一边，为此多次向李鸿章打报告。得到李鸿章支持后，袁世凯曾警告墨贤理：“专管税务，不可违训条，搀越他事。”
自此之后，袁世凯对洋人总税务司更不客气。1889年接任的德国人史纳机（J.F.Schoenicke），也被袁世凯向清政府大员禀告过“靠不住”。他只得向袁表示“如中国疑我靠不住，我何能一日居此”，表态“此后我只办我分内事，再不问闲事”。
小钦差成了“太上皇”
李熙曾对小他7岁的袁世凯颇有好感，甲申政变后曾点名要求袁世凯的队伍守卫王宫。袁世凯完成护送大院君返朝任务后重返中国，李熙令大臣致函清政府，点名道姓要求再将袁世凯派回来，“现敝邦事务殷繁，无与咨商，应请再派该员东来藉以镇定民心，复筹议时务，必大有裨益于艰难之际”。
几年之后，李熙的观感大为改变。袁世凯的名义只是“总理通商交涉事宜”，却处处以天朝上国钦差大臣自居。举凡朝鲜内政外交，只要涉及到与大清帝国间的宗藩关系，他无一不是强硬出手干涉，不允许朝鲜有任何逾越之举。
1885年4月，英国海军为阻止俄罗斯海军远东舰队进入印度洋，抢占了朝鲜半岛与济州岛之间的小岛——巨文岛。朝鲜强烈抗议英方行为，并请宗主国中国代为交涉。但李鸿章认为英俄相争对中国没有损失，不愿深度介入。英方要求中国保证占领巨文岛，使其不被其他国家占领，但中方以不能占领属国土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英谈判拖延年余，毫无进展。
巨文岛事件使朝鲜朝野上下对中国颇多非议，一些大臣转而希望直接与英国的对手俄罗斯交涉，以求保护朝鲜权益。加上李熙、闵妃与大院君间政治斗争的影响，瞒着中国直接与俄罗斯签署秘密条约的事情被提上了议程。
袁世凯对此不敢有丝毫松懈。甲申政变时第一个被砍伤的参政闵泳翊，正是袁世凯在朝鲜大臣中发展的线人。1886年8月，袁世凯得到闵泳翊抄出的朝俄密约文本，立即决定予以制止。他下令中国官员控制的朝鲜各电报局拒绝为俄罗斯公使馆拍发电报，阻止消息外传，同时给大院君一个表现的机会，要他入宫秉告朝鲜王室中辈分最高的家长、第24代国王李焕之母赵太妃，对李熙施加压力。
围追堵截之下，李熙决定投降。他表示“日前致俄文凭系小人捏造，永作废纸”，还派专使前往天津，向李鸿章解释自己并无背叛中国之事，并将负责联系的4名官员下狱，一场冲突以袁世凯全面胜利告终。李熙的选择是明智的——袁世凯已经禀报李鸿章，要求派遣北洋水师进驻朝鲜，并向朝廷请旨废黜李熙，另立事大新君，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袁世凯也不是事事都能制服李熙。朝俄密约事件后，朝鲜政府多次表示，因应欧美各国要求，朝鲜需要对外派驻使节，但都被袁世凯以“属国无外交权”的理由阻止。1887年底，朝鲜铤而走险，声称参照向清政府派遣使节的方式，“先派（人）后咨（请清政府同意）”，向美国派遣了全权驻扎大臣朴定阳。
这一招险棋取得了成功，袁世凯虽然一再要求朝鲜政府追回使团，但清政府却在美国驻华公使抗议后同意朴定阳使美。为了体现宗主国权威，李鸿章为朝鲜使团制定了三条规则，称为“三端”：一是抵达美国后要先向中国使馆具报，二是日常交际要跟随中国钦差大臣之后，三是遇事要报中国钦差大臣核示。
这当然不是李熙追求的外交地位，朴定阳对此心领神会。他抵达美国华盛顿后，称病不见中国驻美公使，背后先后拜见美国国务卿和总统，直接递交了国书。消息传出，李鸿章不愿“因此小事遽与决裂”，袁世凯却冲在了前面，指责朴定阳“违反定章，不成事体”，又拒绝了李熙关于废止“三端”第一端以保全朝鲜政府面子的请求，要求将朴定阳召回朝鲜，罢黜官位。
朝鲜掌握了李鸿章的态度，因此对袁世凯小心辩白，却不进行实质回应，还允许朴定阳在回国途中到日本逗留四个月，之后又晋升为都承旨兼副提学。袁世凯对此极为气愤，曾冲入王宫要求李熙表态，但后者支吾应对、恍惚其辞。双方就此事纠缠了三年多，直到朴定阳主动称病退隐，袁世凯又因母丧回国，冲突才得以收场。
袁世凯对朝鲜的控制不仅限于外交，连内政事项也不放过。1890年，赵太妃去世，清政府决定派敕使吊祭，赐赵太妃以谥号。李熙认为这是清政府拉拢激励“事大派”的举措，先是表示国困民穷，不愿承办大丧礼，继而又在郊迎中国使者和葬礼仪礼上要求从简。袁世凯当然不会让李熙得逞，频频向其施压，终于使这场葬礼如愿以偿成为向各国宣扬中国与朝鲜宗藩关系的仪式。
对袁世凯的种种强硬措施，李鸿章并非全部赞成，却十分理解。他在为袁世凯请奖的奏折中做了一番总结：“朝鲜每遇交涉事件, 在廷群小多唆西人从旁谗越, 巧为挟制, 唆使该国国王自主, 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中国属藩, 每暗为筹画, 设为矫正, 以存体制。”
崖边弄险却能全身而退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在全罗道发起暴动，4月间攻下全罗道首府全州，威胁汉城。这一年，是袁世凯驻朝生涯的第10个年头。他已经娶了三房朝鲜姨太太，生了许多儿女，完全适应了在朝鲜的生活。“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交涉事宜”的职务没有变，但已经占上了浙江省温处道员的实缺。只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继续下去。
东学党暴动给了袁世凯博取功名富贵的希望。他向李鸿章表示，朝鲜军队贫弱不堪，应由中国派兵代为平定叛乱，甚至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
李鸿章顾忌当年的《天津会议专条》，认为有“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执照”的规定，若清政府派兵赴朝，日本也会以此为借口同时出兵。袁世凯则辩称“乙酉约……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城）”，并表示日本驻朝鲜公使馆的书记生郑永邦已经向他保证日方不会派兵。
有了这颗定心丸，加上朝鲜政府正式派遣使节请求，清政府终于决定出兵。1894年5月，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的900名清军已在朝鲜牙山登陆，后续部队1500余人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陆续开拔。然而，这正中日本人下怀。6月中旬，日军一个混成旅团7000余人在仁川登陆。朝鲜政府此时此刻已经与东学党议和，但中日两国却从商议共同撤军变为商议日本提出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继而从唇枪舌剑升级到剑拔弩张。
站在前线的袁世凯，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看得清楚。6月间，他写信给朋友徐世昌：“弟思手无兵柄，处此虎穴中徒然束手待毙，拟改装易服，搭乘美国商轮返回。”对清政府，他取了个试探的姿态，提出“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总之没必要把自己留在朝鲜。总理衙门却不这么认为，直接用光绪帝的名义，以“现在日韩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毋庸调回”，把袁世凯顶了回去。
眼看着局势一天天紧张，袁世凯终于顾不得面子了，7月起，他开始声称自己身患重病 “久痢气虚”“头目昏暓”“周身疼痛”，接着又使出激将法，“称凯病至此，何可得保国不辱国，乞速示”，要求总理衙门表态，打定了主意撂挑子。
7月18日，朝廷同意袁世凯请求。他顿时头不昏了，腰也不疼了，对国王李熙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奔赴仁川上船回国。7天后，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朝鲜成为了日本的被保护国。袁世凯这位曾经的“太上国王”，没有再踏上过朝鲜一步，也没有再见过他监视多年的国王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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