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龍游人面對日益發展的商業經濟，為世風所染，從商人數劇增，龍游商幫進入了鼎盛時期，“遍地龍游”之諺，世人皆知。龍游商幫的中介和經商的成功也吸引了鄰省、鄰府、鄰縣的人們向龍游遷徙。
龍游為東南孔道之咽喉，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歷經宋方臘起義、各朝代更替、耿精忠之亂和鹹同兵燹等多次戰亂，家園被毀、生靈塗炭。戰後重建，引來了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
在外來人口中，安徽人佔有很高的比例。如，姚西塘姚氏，先祖於宋淳佑間由徽州遷來；韋塘朱氏，先祖於宋祥符四年由池州青陽縣遷居盈川，景佑四年再由盈川徙居韋塘；志棠、虎墓嶺席氏，先祖世居安徽桐城淡竹村，宋末席汝鈺，始遷縣誌棠，席氏夙以武藝世其家。後天塢吳氏，由歙縣遷來；龍門橋李氏，漢李膺八世孫機榮，官居徽州，子孫遂為婺源人，後遷龍門橋；石峰胡氏，先祖是婺源石梘人，元大德六年遷來；下平山胡氏，清雍正九年，由績溪遷來；大路頂童氏，由婺源遷來；上塘施氏，由徽州遷來；寺湖、姜尚山下、大公殿朱氏，由婺源遷來；梧村戴氏，明初由安徽龍武遷來；金龍戴氏，由休寧遷來。等等，龍游姓氏源於安徽者，數不勝數。
外來人口的大量遷入，促進了龍游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各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如南宋經商的突出代表朱世榮便是安徽池州青陽人的後裔，據《韋塘朱氏譜》記載：“朱世榮，字元瀫，號煙波。年二十，好博，其父逐之，流寓常州致鉅富，置產亙常州三縣之半。後歸裡，復大置產。當時，以為財雄衢、常二郡雲。”
明代中葉，徽商崛起於黃山白嶽之間，其中有一部分商賈沿水路或陸路來到龍游，從經營生漆、藥材和文房四寶開始，到發展經營鹽業、造紙業和典當行等大宗商品，並逐漸在龍游生根開花，與一大批本土龍游人和商業階級組成一支名享海外的“龍游商幫”。
湖鎮汪文俊為歙縣人，明崇禎十四年，經營鹽務始居龍回陳村，後來其子時明、明順遷至湖鎮定居。
積慶堂葉氏，乾隆二十年，始遷祖葉光日，原歙縣人，行商至西安峽口，偶遊縣北葉村，就定居下來。
遷徙龍游的安徽後人不僅將家安居在龍游，也將善於經商的基因植入龍游。
在商業往來中，徽商在龍游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地處大眾路的原徽州會館（亦稱新安會館）是龍游城內最堂皇的會館。晚清時，龍游縣商會也設在新安會館內，這標誌著徽商在龍游經商的成功。
歷史上，比較突出的徽商代表人物程廷柱，於康雍年間（1662－1735）率三個弟弟在浙經商，後成為金、衢二府的富豪。程廷柱（1710－1781），字殿臣，號瑞齋，國學生，“自幼豁達，卓有立志，厚重少文錦”，先在玉山經商。二弟廷柏經營蘭溪油業；三弟廷梓坐守杭州，分銷售貨；四弟廷恆往來於江漢經商；廷柱總理商務。後他們又“創立龍游典業、田莊，金華、蘭溪兩處鹽務，遊埠店業，吾鄉豐口鹽業，先緒恢而彌廣焉。”
凌仲禮，歙縣豐南人，號梅川，“少隨父遊之龍游”，“名大噪江湖間”。（摘自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淩應秋纂的《沙溪集略》手抄本）
到了晚清，龍游城內比較知名的商號也大多為徽商，如早年任龍游商會會長的程大源熙記號的主人，1927年任龍游縣商會會長的“怡泰米行”的汪益樂， “姜益大”的創始人姜德明及胡躍文，“廣和”的葉小山，“雲杏堂”藥號的汪容伯，“龍游施醫所”的江梓園等都來自安徽。
民國時，“義泰興棉布店”的創辦人汪環洲來自歙縣江村環村，先隨父來龍經商，後其子汪誠一少時也寓龍就讀小學。還有蘇軍駐外蒙庫倫少將司令員胡成材，績溪荊州下胡家人，其父胡能松在龍游城開設餐館兩家，胡成材少時也在龍游讀書。
在南鄉，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溪口鎮下徐村的徽商，以生產經營土紙、屏紙、花尖為主。下徐村的紙業源於清光緒初年徽州府歙縣葉姓人，其中較有名的商號有葉振大號、葉振興號和葉泰興號等。
龐大徽商群體在龍游紮根之後需要文化來維繫，徽商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需要文化，成功之後更需要文化來保持和發展已有的財富，而徽戲正是這種文化活動的重要載體之一。有些實力雄厚的徽商，還蓄養優伶、組織家班蔚然成風。在許多徽商眼裡，戲劇可以作為炫耀自己，“競尚奢麗”的資本，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他們以徽州會館或遷徙地宗祠為集聚點，在會館或宗祠內修繕大型戲臺，如志棠席氏宗祠內仍保存著活動式古戲臺，每逢神誕或團拜，都要邀徽班演戲，供徽商與合作伙伴們團聚交流，又擴大了徽戲的影響。徽商把戲劇作為—種公關活動和交流手段，客觀上也促進了徽戲藝術的發展。
而徽商真正喜愛戲劇更出於內在情感的需要。世人常用“徽駱駝”和“績溪牛”來形容走出家鄉四處經商的徽商，一方面說明了徽商創業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人自己卻把因生活所迫，早年外出經商，看作是被家鄉與親人的“丟”棄。長年在外，浪跡天涯，遠離故土，遠離親人。心境的寂寞，生活的孤獨，競爭的殘酷，使他們內心感到十分空虛和疲憊，懷鄉之情和心靈豁缺之需填補便可想而知。徽戲成了徽商思鄉的最好精神食糧。
徽戲從安徽傳入金衢地區，大致與徽商的遷徙路線是一致的。龍游鄉間有俗語：“水路即是商路，商路即是戲路。”《中國婺劇音樂》認為，在起初段時期，其路線不外乎三條：一條是從徽州（今歙縣）沿新安江順流進入嚴州府的淳安、遂安、建德、壽昌、桐廬等縣，然後，沿富春江逆流而上，進入金華、衢州各縣；另一條是由婺源白沙關翻越山嶺，從陸路進入常山、開化，經常山港水路到衢州、金華；還有一條是安慶徽班沿長江而下，經南京、揚州，沿大運河經蘇州進入杭州，然後，從錢塘江逆流而上，到蘭溪、金華、衢州。當然，也有可能部分徽班是到達杭州後，先進入紹興，然後進人浦江、東陽、義烏等縣；或從江西玉山進入江山、衢州，再到金華。應該說，徽戲傳入金衢地區還是以水路為主。
據老藝人回憶說，龍游（巨州）徽班主要是從婺源（原屬安徽徽州府）傳入的。1950年的華東戲曲改革會議上，龍游籍老藝人周越先等人要將高腔、崑曲、徽調、灘簧、時調六種劇種合併統一取名時，曾提出徽調起源於婺源，而金華古時又稱婺州，所以統一取名叫“婺劇”，也進一步佐證了龍游徽戲是從安徽婺源（今屬江西省上饒）傳入的。
婺源徽班與徽州徽班雖然唱調相同，仍各有特色，一般說，徽州徽班規模較大、水平較高，每班有四、五十人，行頭整齊而華麗，盔頭、把子名目繁多；而婺源徽班，則規模較小，水平較低，一般戲班僅二十七、八人，行頭也不及徽州徽班豐富華麗，故從不參與“鬥臺”。
婺源徽班進入龍游的時間是清乾隆末年。由婺源傳入龍游，還有一條重要的陸路。宋室南遷後，建都杭州，為了方便同長江沿岸抗金前線的聯繫，官府修建了東起京城杭州，西接贛湘的官道。婺源徽班由婺源白沙關翻越山嶺，從陸路進入開化、常山，再到衢州，穿過衢江區峽川鎮進入龍游境內，又經真武山下、湯溪橋、西垣、烏石山腳，出梅嶺關入壽昌。
通過全縣古戲臺調查也可以印證這一點，官道附近的橫山志棠，遺存的古代宗祠建築最多，古戲臺的分佈也最為密集，如志棠村就有三個古戲臺，《東陵侯》廳戲臺後的左廂房橫樑上，留有不少演戲題記。原廂房為二層，上層是優伶宿處，演出之餘，筆墨書之。東廂房壁上尚有“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集秀班在此六敘，沈德文、童德華二人。”“嘉慶四年二月初，金邑三秀班到此一敘，好樂也。永砥題。”“杭城忠清裡水陸寺巷口在此一敘。”
雍睦堂也留有不少戲班遺蹟，其中“東邑大鴻禧班民國念五年伍月初二開始”“夜演全本梅龍鎮、白水灘、白雲洞”“日演 崔子殺妻、八虎下幽州連二”“夜演 落馬湖連二、全本玉石籃”“日演 全本大戰金沙灘、全部景陽崗”“夜演 紅梅閣、第壹本天寶圖”“日演清河橋、大破牛頭山”“夜演 三雅園、全部呑蛇記”。從題記可知，東陽縣的鴻禧班（二合半班）在雍睦堂戲臺演了三天四夜的戲。其中崔子殺妻、八虎下幽州、景陽崗、大破牛頭山等都是徽戲。
徽戲引入龍游前，境內主要是本土的高腔班和崑腔班在活動，徽戲引入後，立即引起轟動。徽班演出時，頭夜必奏精彩的《花頭臺》，必演《七擒》、《採蓮》等場面宏大的戲，以便亮出演員陣容和行頭，極有氣勢。特別是流暢柔和的徽調【西皮】和【二黃】，引起龍游人的共鳴，符合龍游人靈巧機智、爭強好勝、熱情好客、急公好義的性格。
徽戲傳入龍游後，很快融合了龍游本土文化，形成了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龍游徽戲表現形式。
龍游徽戲與徽商始終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徽商強大的經濟實力，為龍游徽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徽商的審美情趣、道德情感直接影響著徽戲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徽戲的諸腔雜奏、不斷演變的特點，體現了徽商兼收幷蓄，開放創新的風格；徽戲的追求排場豪華，武藝高超等舞臺表演藝術，也是徽商的精神需求、審美選擇的結果。而龍游本土文化又為徽戲的發展注入了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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