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地方政府加入“搶人大戰”的行列，開出各項優厚條件吸引各地英才前來落戶。對此，北上廣深3000多萬的“一線漂”們，他們是去是留？那些身處“搶人大戰”城市的人們，又會有哪些選擇？但無論是什麼，他們都是為了搏一個更好的明天。
回到一年多以前，戶口簿應該是很多人家中最閒置的物件之一。“你是哪裡人”只是陌生人相互寒暄的話題，人們的戶籍，大概只能在高考的時候，被錄取分數線切割歸類，或者每次都沉睡在眾多資料中，成為身份的一項證明。
但是2017年開始，落戶這件事開始被頻繁提及，各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五花八門、不同力度的落戶政策，以招引人才為目的，整個輿論呈現出的氛圍是，全國各地對人才的渴望，從未像現在一樣迫切。
原本嚴肅到無趣的戶籍，變得充滿躁動、焦慮甚至還有些滑稽。
在考慮了一個月後，雷歐把行李打包，來到西安。這個因為“搶人”計劃用力之猛、營銷之廣而迅速躥紅的城市，在2018年僅僅用了106天，就吸引了30萬人落戶，超過2017年全年落戶的總人數26萬人。
雷歐就是這30萬大軍中的一員。在上海和杭州工作過幾年後，生長在北方的他發現自己還是適應不了南方的環境和離家的種種不便，所以他選擇了離家最近、工作機會又多，當然還有各種落戶優惠政策的西安。“薪資比我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機遇比一線城市那種相對飽和的市場要大得多。”
幾乎在雷歐剛剛在西安穩定的同時，土生土長的西安人梅易卻去了杭州，在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工作，也是可以很快落戶，她說，杭州就是她以後要生活的地方。
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楊柳，從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就在為戶口、上學的事發愁，5月16日天津發布的“海河英才”行動計劃風波，給了她希望，又迅速打破。從那以後，她似乎對天津戶口有了執念，找到已經通過中介“操作”成功落戶的青青，問了又問。
曾經有測算數據稱，2014年前後，京滬外來人口達到高峰，但隨後增速放緩甚至出現下降趨勢。2017年年底的統計顯示，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外來常住人口數量超過3000萬人，分別為上海980.2萬、北京807.5萬、深圳806.32萬、廣州533.86萬人。
這些3000多萬“一線漂”們，越來越多地聽到來自不同方向的召喚，熱點二三線城市的成長和拋出的橄欖枝，讓原本“擠”在一線城市的他們動了逆向迴流的心思。
戶口本，動起來
“這波城市搶人大戰太洶湧了——佛山本科每年補6000元房補，研究生每月補1300元，補3年，我也想去。”薔薇在5月的一個早晨在微信朋友圈發了這樣的動態。
但她的消息明顯滯後了，她所說的佛山，早在1月就發佈了人才新政，投入30億元，扶持金額從8000萬元提高到不少於2.5億元，租房補貼9000、6000元，還有400萬、300萬、200萬元的安家補貼……
滿屏的真金白銀，幾乎是各個城市吸引人才的標配，除此之外，面對高精尖人才、創業人才、學歷人才等不同類型，各地競相出臺了不同數量的人才“計劃”，有的城市還推出了第二波、第三波補充政策。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引發《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隨後各地紛紛出臺人才新政，且戰事愈演愈烈。相關統計顯示，2018年以來，超35個城市發佈了40多次人才吸引政策。
杭州、成都、重慶、武漢、長沙、西安、天津、南京等熱點二線城市，以求賢若渴的姿態和充滿誘惑的政策，向人才張開懷抱，政策的發佈和力度，像競賽、像戰爭，所以外界稱為“人才大戰”。
中國房地產數據研究院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7-2018年一年多以來，深圳憑藉近62萬的人口增量穩居全國第一；廣州以45.49萬人排名第二；緊跟其後的是杭州、長沙、重慶，新增人口都接近30萬人；6-10名分別是鄭州、武漢、寧波、成都、貴陽，2017年他們的常住人口增量都在10萬-16萬人之間。
在這輪戰爭中，最為突出的，當屬西安。
6月末的一條新聞題為《搶人大戰！博士落戶西安民警化身專車司機去火車站迎接》，稱“有一名王姓博士表達想落戶的意願後，民警化身專車司機，帶著鮮花專程到火車站迎接。”
不少人是通過段子來了解“搶人”這件事的，主角是西部重要城市西安。
“剛才進地鐵站過安檢，有兩個警察把我攔住，問我帶身份證沒有，我說帶了（開始我以為是正常盤檢），就在我取身份證的時候，他們問我落戶西安不，10分鐘填表，24小時辦結。太嚇人了。”定位是西安，一張朋友圈的截圖被廣傳，下面留言“真人真事，就在開遠門地鐵站”。這是繼火車站搶人段子後的又一波“西安警察故事”。
這個城市顯然沒有在意這種調侃的負面效應，5月17日，政策再升級，西安出臺《進一步加快人才匯聚若干措施》十三條，拋出重金。
“現在畢業生落戶就補貼1000元，前段時間還沒有。”小荷的公司最近在招聘，這是一家互聯網廣告公司，“除了很多落了戶口，但不在這工作的，其實真的有很多從北京、杭州回來的人過來面試，”她大致估計了一下從北京來西安的人在面試人選中所佔的比例，“差不多五分之一，可以說很多了。”
“除了各種政策，西安近兩年表現得極為高調，在城市營銷方面，燈光秀、無人機表演，還去北京高校做活動。”但小荷自己卻不想在西安待下去了，有了再次出走的念頭。
幾年前，她結束了自己“北漂”多年的生活，隻身回到西安老家，買了房子，找了份安定的工作。“我不想在這了，因為找不到我想要的工作，我不喜歡安逸，我希望能成長，但也不想回北京，覺得太壓抑了。”杭州是她最近在考慮的地方，“談了幾家，薪酬不是太合適。而且我一想到要租房子，心裡還是發怵的。”
在小荷還在猶豫的時候，她大學寢室的同學，兩個都已經到了杭州安家，一個是已經在北京買房生子，另一個是從廣西的一個小城出走。“一個地方是沒有抬頭看天的時間，一個地方是除了天以外，什麼都看不到。”
雖然梅易的公司已經在幫她處理落戶的事情，但是擁有一個杭州的戶口並沒有對她有太大的吸引力，“現在二線城市各種放開，各種優惠，除了買房以外，已經沒有特別的吸引力，現在杭州的房價也不是隨隨便便落戶就能買得起的價位，主要還是看中城市的機會吧。”
但事實是，自從熱點二線城市相繼張開懷抱歡迎人們的到來，越來越多在一線城市漂著的人，選擇了離開。
他們去了杭州、成都、長沙這樣的地方，因為那裡不僅有美食美景、愜意的生活，還有幾年前人們打破頭、忍住一切都要留在北上廣深的原因，那便是工作機會。
統計顯示，上海、北京、廣州GDP總量分別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萬億；2011年是深圳、天津、蘇州、重慶；2014年是武漢、成都；2015年是杭州；2016年是南京和青島；2017年是無錫和長沙。截至目前，中國內地GDP過萬億的城市已經有14個。
過萬億經濟總量的背後，是多個正在興起和已經有相當規模的產業。
不僅本土培育的企業開始崛起，地方政府給房、給地、減稅等政策，同樣吸引了擁擠在一線城市的大型企業落地。
“搬遷屬於正常業務佈局，並不是華為‘外遷’。”雖然華為針對外界對其將“外遷東莞”的猜測作出了回應，但華為研發部的人員到東莞上班已是事實，根據此前媒體報道，華為松山湖基地佔地1900畝，歐式建築風，“還能跑小火車”。
或是像這樣跟隨企業搬遷，或是在自己家鄉周邊找一個熱點二線城市落腳，漂在北上廣深的話題，漸漸淡了下來，代之的是，在熱點二線城市幸福地“拉仇恨”。
“我在北京的朋友來過很多撥，看到我現在的生活都說，太腐敗了！”一家支付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在跟隨公司從北京搬遷至成都後，字裡行間都是愜意，“落戶在這裡，孩子上學的問題也解決了，這邊有很好的學校，節奏也不那麼快。”
不漂，要不要？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重新在一個地方安家的勇氣，也並不是每一個從一線城市遷徙至二線城市的人們，都能生活得那麼愜意。
“一個30多歲的男士，在北京的一家很大的公司做了很多年活動策劃，接的都是大幾百萬、上千萬元的單子，從職員已經做到經理。因為跟愛人、孩子兩地分居，今年過完年來我們公司面試。我說你很難在西安找到合適的工作，他說他還在看，薪水要求是每月6000-8000元。”
小荷沒有給他發進一步面試的邀請，“大才小用，做過大項目的人，在小公司不好待，找個年紀小的人，有點工作經驗就行。”
萬方的公司要搬到蘇州，薪資有一定的漲幅，但並沒有達到他的預期，於是他辭職了，從那家規模不小、有國企背景的房地產公司，雖然他在北京同樣沒有戶口，也解決不了未來孩子上學的問題。“還得重新開始，代價太大了。”
跟他有同樣想法的人，仍然選擇留在北京。他們不想逃離，但戶口就像一道高高的牆，隔離感在他們身上並沒有明顯體現，卻讓他們的孩子走在求學之路的邊緣。
所以，天津落戶新政出來的短短不到100個小時裡，才會有那麼多喜怒哀樂。
5月16日，天津市副市長孫文魁在一個會議上發佈“海河英才”行動計劃，放寬對學歷型人才、資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創業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戶條件。根據這一政策，在津無工作、無房、無社保，年齡不超過40週歲的全日制高校畢業本科生可“零門檻”直接落戶。
所有在第一時間對此作出反應的人，幾乎全部是漂在北京、有孩子的人。
沒有北京戶口的他們，不要說奢望孩子能享受北京的高考分數線，就連上學也面臨諸多阻力。如果你跟一個沒有北京戶口的媽媽聊天，會發現每次提到孩子的上學問題都是一臉愁緒，為了追求留在北京的機會，他們讓孩子練成了“十八般武藝”，唯獨對學籍束手無策。
“要麼回原籍，骨肉分離，要麼上國際學校，直通國外。”這是大多數家長們面臨的選擇。
這時候，這個被稱為“高考天堂”的城市突然說可以落戶，完全超出了人才新政的範圍，不再像其他城市一樣是對人才拋出的“橄欖枝”，而是“救命草”。
數據顯示，2017年天津高考報名人數為5.7萬人，數量是全國34個省（區、市）中的倒數第4位，而本科第一批錄取率是25.02%，位列全國第一。
出臺政策的人顯然沒想到，政策發佈的第二天，30萬人的申請量讓電腦系統癱瘓了。各大媒體的版面，充斥著興奮、排隊、焦慮。
天津政策的制定者開始清醒，隨後就是一道又一道“補丁”。
這根意外的“稻草”，只出現了幾十個小時，抓住者寥寥。
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楊光對外公佈，自5月16日政策發佈以來，到5月21日，直接落戶5800餘人，領取調檔函2.7萬多人。並稱，政策“不會朝令夕改。”
青青看著這場鬧劇，掩飾不住的竊喜，“幸好那時候辦了。”
2016年，她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箇中介，3.5萬元，辦了天津戶口，那一年，她的兒子才3歲。隨後她在天津買房，現在還在北京上班，兒子也沒去天津上學，但心裡全是踏實。
起初她跟朋友說，朋友們只是聽聽，沒人再繼續深問，但是天津落戶的政策出了以後，問她的人越來越多。“本來沒想過在天津落戶，後來有了希望又落空，現在反倒很迫切了，孩子的事畢竟不能等。”朋友們跟她說。
組織部門“變身”
“嚴肅、神秘、低調”，這是外界對組織部門的印象，更有人戲稱，“組織部門的人都不會笑。”
一身的秘密，最重要的紀律就是管好嘴，即便是組織部門的人，也把自己的工作稱作“一條看不見的戰線”。
但自從城市開始啟動人才計劃，他們開始從大幕後面走到前臺。
“他們要面對媒體，到各個大學、城市去推介，扮演的是服務的角色，以前他們都是高高在上被捧著的。”一位接近組織部門的媒體人講了一個細節，“在最近邀請的一個高端人才代表團考察的時候，大家都下車了，組織部的一個領導看到車上掉下來一個礦泉水瓶，就彎腰去撿，因為本身體形比較胖，所以撿的時候很費勁，撿了好幾次，完全顛覆了我對組織部門人的看法，因為平時其他部門的公務員提起組織部都是高看一眼的。”
長三角地區某區級組織部幹部說，他們省對人才工作的重視從很早就開始了，“從上到下，每個市都制定了嚴格的考核標準，我們一個市裡，區與區之間都競爭得非常厲害。”
他說他有個朋友在另一個區也在組織部負責人才工作，“我們倆喝酒的時候都在互相套話，打探對方最近的工作進展。”聽到的人都在笑，他說，“聽著像笑話吧，但這是真的。”
據這位幹部透露，幾年前，當地引進一個國家“千人計劃”的專家，逢年過節去探望專家的父母，專家的家人生病，都是當地的組織部領導陪同去醫院看病，走綠色通道。
這種管家式的服務方式，此後被內陸各個地區陸續效仿。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中部地區的一名組織部官員對《鳳凰週刊》表示，“對於高層次人才，特別是海外高精尖的人才，我們組織部都有專門人員一對一負責。”
“千人計劃”，是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簡稱，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與此相呼應，各省（區、市）也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引進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即地方“百人計劃”。
對於高層次人才，地方的組織部門不僅提供生活上的幫助，也幫助他們申請“千人計劃”和“百人計劃”，爭取更多的政策支持。
“有一位‘千人計劃’專家，剛從海外歸來，能力方面非常厲害，但是由於長期在海外生活，普通話說得不是很好，表達都很困難，對‘千人計劃’幾乎沒有什麼瞭解。我們請了很多專家輔導，很多時候是一字一句的糾正，跟著他去北京參加評審，發佈消息那天，我們比他都緊張。”上述官員透露。
善禧文化是長沙的一家文化企業，2014年，創始人劉瑾看到一份“百人計劃”的申請資料，於是決定試試。
“當時只有我一家是做文化的，其他人都是生物醫藥、新材料這樣領域的人才。那一年正好是國家大力倡導文化產業，去評審的時候，評委們聽了我做的事，覺得很有意思，所以當年我就入選了‘百人計劃’。”
在那之前，她對於組織部這樣的部門，跟大家一樣覺得高不可攀，“從那以後，組織部門的人就經常聯繫我們，推薦我們去不同的場合，跟其他領域的人才交流，或者參加文化領域的很多比賽，給我們創造了很多機會。”
“對於組織部到底是幹什麼的，我到現在也說不太好，但是從這兩年的變化來看，感覺他們的作用真正是在‘組織’。”她笑了笑，覺得自己總結得很外行。
“對人才的重視早在前幾年就已經陸續開始，只是那時候對人才工作的重視只是少數城市，而且政策出臺的相對較少，引進人才規模較小。去年以來，無論從政策出臺的系統性，還是發佈人才政策的地區規模、人才引進數量，都大大增加。”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告訴《鳳凰週刊》。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鳳凰週刊智庫”，作者曹蓓 。原文刊登於《鳳凰週刊》第665期。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1、本文是芥末堆網轉載文章，原文：鳳凰週刊智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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