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18世纪被视为一个新机遇和挑战并存时期，而不是衰落期。国际贸易的前景好。1727年，中国皇帝发布了常常遭到藐视的禁令，禁止私人在中国南部和南洋港口之间从事贸易。对华贸易的扩大反映了对南洋地区森林和海洋产品的巨大需求，马来统治者从对华贸易中获取了大量收益，王室垄断了不计其数的商品，从藤条到中国人汤里的奇特燕窝。
因为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对华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在欧洲，中国人的茶叶很受欢迎，到18世纪初时茶叶像咖啡一样变成了一种社会饮料，需求似乎总也得不到满足。欧洲人很难得到大量茶叶，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商人对他们能提供交换的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用白银购买自然是中国人能接受的，但这是一笔负担沉重的消耗。另一解决办法是运输印度棉布和鸦片到马来世界，交换那里的锡矿产品和香料，而锡和香料是中国市场上很抢手的商品。马来世界很久以来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但对18世纪的欧洲人而言，它变成了中国茶叶贸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欧洲人更喜欢交易锡矿产品和香料，因为他们不像中国人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从而能够挑选优质森林和海洋产品，而且马来锡产品比英格兰锡在中国更受欢迎，因为它更有延展性、可锻造，可以被打制成精致箔片，用作茶叶箱的内衬以及宗教仪式上燃烧。由于拥有大量锡矿资源，特别是在马来半岛西海岸，实际上，对于那些寻求打破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条约的欧洲人而言，从吉打州到新加坡的每一条河的入海口都是一个潜在的锡矿供给地点。
国际市场的扩张刺激了更多人寻找锡和黄金的新产地，这两种矿产是马来半岛最有价值的商品。例如，1769年在林茂，金矿被开采，一个同时代中国人的《海录》（关于航海活动的记录）还提及吉兰丹州和彭亨内陆有几处产金地点，只有冒险穿过激流和一些山涧急流才能到达。我们现在有充分理由认为，穿过半岛的皮纳里甘是传统贸易的一条重要途径，黄金和丛林产品由此被运输到半岛东西两海岸。在18世纪下半叶期间，在林加群岛中的新吉岛、霹雳州-北大年交界地区、拿律以及雪兰莪州和霹雳州其他地方也都发现了锡矿资源，人们现在感觉到以前荒芜、人烟稀少的地方现在作为某种有价值产品出产地，变得繁荣著名了。
但是，与经济发展机遇相伴随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王室的权威而言尤其如此。当各居民点像扇形一样铺开来开发内陆地区自然资源时，马来统治者面临着非常紧迫的领土控制问题。随着商业兴起，当附近地区经济开始发展时，领土纠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地马来统治者都从采矿和农业生产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因此领土要求得到大家公开承认是很重要的。
18世纪虽多给马来诸国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但同时也经历了王室子孙数量激增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统治者通常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末罗瑜文化依然是当地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存在地区差异，却将马来半岛诸国和苏门达腊岛东部紧紧联系在一起。各个地区的发展历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适应地方习俗、服饰和方言。不管马来统治者在统治其他马来人时面临什么困难，他们至少还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体系和对统治者—臣民传统关系的认同。这在非马来人当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反应要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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