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大規模減稅降費措施呼之欲出。
10月7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2018年減稅降費力度預計超過1.3萬億元，超過年初確定的1.1萬億元的政策目標，“而且還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
“目前，降低宏觀稅負是非常明顯的政策思路，也是黨中央國務院一項非常英明的決策。”中國稅務學會理事、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教授楊衛華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專訪時認為，我國的減稅政策主要出於兩方面考慮：一方面，減稅是促進經濟尤其是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在經濟下行之時，需要通過稅刺激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減稅刺激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潮流。
合理宣傳減稅政策很重要
時代週報：近年來，國家一直在推減稅政策，如2016年我國開始實行新增不動產進項稅額抵扣，其實是實打實的減稅政策，但效果反應比較緩慢。應該如何區分和統籌看待減稅的短期與中長期效果？在實施減稅決策時，如何解決居民實際感受與名義稅負之間的不同？
楊衛華：我國從本世紀初開始提出減稅的政策指導，以前的稅制改革是提保持原稅負，從2003年開始提優化稅制結構、結構性減稅，通過有增有減、以減為主達到最終減稅、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
政府減稅之後，企業感受不明顯有多種原因：一、不同企業得到的實惠不同，一般得到實惠的就不說話了，得不到實惠的才發聲；二、一方面一些減稅政策沒有落到實處，另一方面稅確實減了，但費可能又增加了；三、我國一直實行價內稅，把價跟稅合在一起，沒有把價外稅明確表露出來，使得一些減稅無法直觀顯現，百姓得到實惠但不一定感受得到。比如增值稅由17%降到16%，購買者其實受益了但感受不到，因為沒有告訴購買者，降1個點跟沒有降有什麼區別；又或者國家降了1個點，但市場價格卻沒有變化，購買者沒有受益，利益被某些企業的中間環節拿去了。所以我建議標價明稅，商品的價格是多少，稅金是多少，什麼稅是多少，有利於百姓接受稅收制度，也有利於百姓加強對政府收入的監督。
另外還需要探究，怎麼才能使政府的減稅初衷能夠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來，讓社會全體有明顯感受。宏觀上，我們應該建立一種反映減稅效應的機制，但現在還沒有。
時代週報：我國目前的減稅政策體系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楊衛華：我國要減稅降費，總體上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先做好工作：
第一，頂層設計和穩步推進相結合。首先，通過研究做好頂層設計，明確減稅數額、目標、措施及方法；其次，中國國土範圍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必須頂層設計和穩步推進相結合，走一步再總結，及時分析跟蹤減稅的效果是否符合目標，有問題及時調整。
第二，減稅總設計要取得社會共識，取得企業和百姓的理解。要做政策宣傳和社會討論，讓大家能夠理解政府這麼做有什麼好處、會出現什麼問題、是不是有利於大多數的群體，而且宣傳必須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正面合理。以營改增當中的運輸業和運輸服務業為例，當時一些企業反應非常強烈。運輸公司原來交的稅屬於交通運輸業，營業稅按3%來交，車站等服務部門按5%徵稅。營改增之後，原來徵5%營業稅的企業，增值稅改成6%，原來徵3%營業稅的交通運輸業，增值稅稅率變成11%。一些企業認為加重了負擔，但實際上是合理的，因為原來按5%徵稅提到6%的企業，很少進項抵扣，而運輸業的3%提到11%則有很多進項抵扣，比如買汽車可抵扣17%。這就是宣傳不到位造成的誤解。
第三，要注意，減稅不等於稅收總量不增加，稅收總量的增加不等於不減稅。從全國來看，如果規模不變，減稅之後稅收總量就不應該增加。但也有可能減稅了，同時因為規模擴大、經濟發展速度增加、稅收徵管強化等原因，稅收總額不一定減少，這一點宣傳時要講清楚。
第四，減稅的方式應該具有多樣性，多種措施形成減稅體系，互相配合，協調使用。不要只盯著降低稅率，降低稅率是一個重要而且必要的措施，但縮小徵稅範圍、加大企業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再投資退稅、增加出口退稅等，也都是減稅措施。
第五，明確減稅目的：促進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的發展，促進稅收負擔的公平。只有公平才能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才能促進企業的合理競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其中包括良好的稅收環境。
營改增降稅率分步實施
時代週報：大規模減稅要讓企業和居民明顯感受到，首先應設定好減稅規模，並加以強調。有專家認為，應首先設定如五年5萬億元的減稅計劃，你如何看待這一建議？5萬億元的減稅幅度大不大？
楊衛華：我同意先設定好減稅規模。五年5萬億元的減稅計劃，就是一年減1萬億元，但1萬億元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有不同看法。另外5萬億元是怎麼算的？至少有兩種不同算法，一種是以基年為標誌，然後制定政策，用定比算出5年當中要減掉多少—如果不做這種改革，可能會多收5萬億元，我贊成這種做法；還有一種，簡單地理解成今年要比上一年減1萬億元，其實這是做不到的。
時代週報：第一大稅種增值稅仍將是下一步減稅的主力軍。從2018年5月1日開始，增值稅17%和11%的稅率各降1個百分點，年內會否再次加大減稅力度？從社會反應來看，稅率一次性下調2個百分點的效果優於分兩次每次下調1個百分點，在你來看，年內稅率是否會一次性下調2個百分點？
楊衛華：有人認為營改增的目的是減稅，我認為不是。營改增的目標是優化稅制結構，同時帶來減稅效果。我個人認為今年內增值稅不會再降，如果要降，也可能從明年1月1日起，一次性降2個百分點比較好，1個百分點的效果不太明顯，而且稅收需要相對穩定，降得太頻繁也不好。
但今年還可以從其他方面努力，一是改變目前出口退稅當中，徵稅率高於退稅率的不合理現狀，實行出口零稅率政策，徵多少退多少，讓產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增強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對增值稅的計稅依據作出適當調整，在增值稅的計稅價格中，不再含消費稅。現在是成本+利潤+消費稅組成價格，如果消費稅挪出來，計稅價格低了，交的稅也就少了；三是減稅改革中不一定完全是減稅，但要讓百姓看到減稅效果，嚴格實行價稅分離：明確標出價跟稅，讓購買者知道國家是這樣收稅的，瞭解到即使商品價格上升了，也不代表沒有減稅。
時代週報：除了降低稅率，增值稅下一步的減稅方向是將稅率三檔（6%、10%和16%）並兩檔。如何並兩檔？有專家認為，政策最快10月份出臺，並預計“16%、10%合併至12%”概率最高，你的看法是？增值稅稅率降低是一步到位還是分步實施？
楊衛華：除了出口退稅零稅率，我國增值稅稅率有16%、10%和6%三檔。目前的稅率存在兩大問題：首先是稅率偏高。增值稅作為流轉稅，比重太大不利於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流轉稅按比例徵收，對富人和窮人都一樣，誰消費得多誰就多交稅，而且比例稅率本身有累退性，對高收入者有好處，對低收入者沒有好處，這是不公平的；其次，稅率檔次過多。根據增值稅原理，現在採用銷售稅金－進項稅金＝應納稅金的辦法，單一稅率才是最科學的，不存在多徵少扣或者少徵多扣的問題，所以還是減到兩檔比較合適。
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我個人認為最合適的稅率是12%和6%：下降太多財政承受不了，定得太高企業難以發展。所以應該把稅率目標階段調長遠一點，分步實施，一檔由16%調到14%，再調到12%；一檔由10%調到8%，再調到6%。分步實施有兩個好處：一方面對國家財政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另一方面市場也容易適應，有利於穩定市場秩序。
個稅應實施五級超額累進稅率
時代週報：除了增值稅，我國企業繳納的另外兩大稅種是企業所得稅、消費稅。其中，有專家建議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5%下調至20%，這個建議是否可行？一下子下調5個百分點合適嗎？
楊衛華：目前企業所得稅基本稅率是25%，低稅率是20%，還有一些小微企業按10%交稅。企業所得稅是改革後的稅率，跟流轉稅相比矛盾並沒有那麼大，未來可以從三方面改革，首先，稅率還有調低空間，但目前從25%調到20%是不現實的，不能為了減稅而減稅，政府要提供公共產品，這也是大眾所需要的。我建議企業所得稅基本稅率可以由25%調到23%、20%降到18%，各降2個百分點，其他照樣減半徵收，明確對高新技術企業繼續實行15%甚至更低的稅率；其次，適當擴大小微企業的認定範圍。小微企業可以發揮船小調頭快的作用，也是為人民生活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企業，是解決就業最重要的場所；最後，像研發費用等可以考慮進一步提高加計扣除的比例，以前是150%，後來有的增加到175%，可以考慮增加到200%。
時代週報：再看消費稅。目前，消費稅稅目稅率調整迎來好時機：範圍過寬、稅率過高的消費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消費升級。11月，首屆中國進口國際博覽會將召開，是否可能以此為契機，大幅度降低消費稅？
楊衛華：消費稅是不是可以減少徵稅範圍、降低稅率？我個人認為，目前消費稅的徵稅範圍—除了個別稅目比如化妝品可以縮小以外—其他暫時沒有可以縮小的空間。此外，消費稅應該由含稅價格改成不含稅價格，再重新調整稅率，有一些稅目的稅率可以降低。
時代週報：個人所得稅法剛剛修正，但仍存在繼續修正的空間。社會一直對綜合所得最高邊際稅率45%的下調充滿了期待，剩下的3個月裡，這一期待是否有可能實現？最高稅率會不會下降至35%？
楊衛華：這一輪個人所得稅制已經改完，我認為基本減除費用標準由3500元提高至5000元是科學的，因為已經將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專項附加扣除單獨抵扣了，但需注意實行指數化管理，即根據物價上漲相應提高額度，才是科學的。
45%的最高邊際稅率，是我一直反對的。目前，45%的稅率已經變成一些國家攻擊我國稅負重的靶子，同時、高稅率也影響我國有效引進高素質、高質量的人才。我個人傾向進一步的改革，是將3%-45%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5%-35%（5%、10%、17%、2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累進不是等比而是擴大，即收入越高、稅率差距越大，這樣有利於調節高收入人群。另外，每月超過一定數額還可以考慮加成徵收。
減稅降費應同時進行
時代週報：有專家認為，為了讓減稅政策有效，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期間，任何增稅的政策都不宜出臺。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楊衛華：我不贊成完全不出臺增稅政策，稅率可以不增加，但稅目可以調整。比如即將出臺的房地產稅，可以將城鎮土地使用稅和一些相關稅種合併在一起，擴大徵稅範圍，這對於一些納稅人是減稅的，但對另外一些納稅人則是增稅的。
現在只對經營性的住房徵稅，可以考慮擴大到對部分非經營性住房包括國營部門、機關事業單位的用房。另外，家庭住房徵稅不是對所有住房都徵稅，應按各地不同情況制定標準。以上海為例，可考慮人均第一個60平方米是保障性住房，不徵稅；考慮還有改善性住房，第二套減半徵收，其中的30平方米不交稅；第三套按照法律規定徵收。我認為超過第三套房的還可以考慮累進徵收，佔有的越多交的稅越多，改變目前“有些人沒房住、很多房沒人住”的狀況。還有對開發商拿了一年未使用的地徵房地產稅；建好的房子兩年沒賣出去的，照樣交房地產稅，以此改變供求矛盾，有效遏制房價輪番上漲。不過要注意，靠徵稅改變房價是不現實的，壓低房價更是不可能。
時代週報：減稅降費意味著國家稅收收入的讓渡，減稅降費政策設計除了給企業等社會主體減負之外，還要考慮財政可承受能力。如何在大規模減稅降費的同時保證財政正常運行？
楊衛華：政府要兼顧兩方面關係。第一，兼顧需要與可能的關係。在任何條件下，減稅的需要是無限的，可能則是有限的，應該根據可能來考慮需要。所以政府要明確減稅減到什麼程度、怎麼減比較好。政府首先要堅持公共財政，稅收主要不是用於搞經濟建設，而是為經濟建設提供基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經濟建設則應該主要由企業提供；其次，堅持減政節支，減稅跟減政相結合，只有減少政府一些不必要的部門，同時節約支出，否則減稅很難達到目標；最後，減稅不可能無限度地減，而是應該適度地減。
第二，減稅和降費同時進行。我認為，應該更多地注重降費而非減稅。為什麼這麼說？一是因為我國的宏觀稅負只是偏高；二是稅的徵收依法進行，費就不好說了。我國現在究竟有多少種費？誰也說不清楚。而且這些費大多不是通過法律來規定的。當今企業負擔加重，最根本還在於費而非稅。只簡單強調降稅可能導致一個結果，依法律規定徵收的稅降低了，如果政府入不敷出，就有可能加大收費，加重企業和百姓的負擔，這是值得警惕的。
本文源自時代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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