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对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对外援助的职责分散在多个部门，具体工作也由各部门分别组织实施，缺乏充分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这种体制安排客观上影响了对外援助的综合效益。
随着新时代国家外交总体布局的展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加强援外工作的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势在必行。
2018年3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既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对外援助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从单纯实施“对外援助”向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转变和实践创新。
在组建新机构之际，建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深化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开拓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宣传；加强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以及营造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宣传。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尤其是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对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社会上，应当做好对外宣传，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区别于西方话语权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和标志性概念，讲好中国故事。
- 基本战略思路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指导下，推动我国国际发展合作应当坚持三个战略思路。
一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我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增长，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在此基础上，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营造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国际发展合作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在维护和促进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对外发展援助，展示大国形象、大国责任、大国担当。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对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需求等民生领域的援助。 在保持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等传统援助领域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未来应当更加注重对民生发展项目的关注和投资，适当增加对初等教育、健康、就业、环境、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援助。一方面，这些议题关注民生项目，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相一致；另一方面，对民生领域的援助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有利于抵消国际社会对我国加大国际发展援助的质疑。
三是坚持以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加强受援助国家发展能力建设。传统的对外援助方式，如物资援助、贷款优惠、债务减免，多为一次性的物质或资金援助，具有应急性强和问题导向性强的特点，主要是问题解决型的援助，建构性却有待提高。应当秉持“既要授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的原则，在尊重发展道路多样化和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增强受援助国的发展能力。
此外，在实现国际发展合作的目标和职责履行中，坚持在“尽力而为”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形成合理、有效、可持续的财政投入，防范过于扩大财政投入的风险。 在项目实施中，要精打细算，钱要花在刀刃上，这要求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评估工作，明确重点援助对象国和重点援助领域。
- 发展建议
为提高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质量和有效性，建议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的评价体系建设。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开展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一项主要职责。应当加强评价体系建设，加强对重点援助对象国和重点援助领域的研究和评估。对于重点援助对象国的评估，应当在受援助国主动提出申请或明确表达合作意愿的前提下，从受援助国的国家安全、与我国的战略利益相关性、政权和政策稳定性、援助需求迫切性四个方面评估是否给予援助。重点并优先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最迫切需求援助国家、战略相关国家和周边国家。规避有内战和冲突风险、政权动乱和不稳定国家和地区。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重点援助领域方面，坚持加强民生领域援助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两大目标，形成固定的援助框架，坚持援助领域的一贯性，集中资源聚焦重点援助领域，提升援助有效性。同时，定期评估和更新重点援助领域，确保对外援助的动态精准性。
二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2017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议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式成立运行，其主要业务是开展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研究，为我国加强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为适应新时代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需要，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采取多样化方式鼓励和支持相关研究。建议将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资助纳入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业务领域，建议设立发展中国家研究资助机构，资助相关研究，通过依据重点援助领域引导资助研究课题的形式，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及知识储备。
三是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体系建构。理论体系是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行动指南。当前我国对于国际发展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仍然相对薄弱，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体系，应当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出重要指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这一探索中，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都是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定位在本质上区别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强调权力、利益、大国政治、权力最大化和权力均衡等概念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应当充分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并与我国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结合，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和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作为指导和宣传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理论体系支撑。
四是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国际发展合作从业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多样化学科背景，不仅需要具备国际关系、外交、外事领域的知识，还需要具有跨学科、多专业背景。应当开发和推广国际发展合作专业和课程，在学生培养机制上，增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农业和环境保护等公共课程，加强与西方国家院校的交流和互访，并为国际发展合作专业学生创造更多的实习和锻炼机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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