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会使百姓顺服？”孔子回答说：“选用品行正直的人，使他们位居于心术不正的坏人之上，百姓就会顺服；重用邪恶不正的人，放置在品行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了。”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之十九
【品悟】
孔子与鲁哀公论政，重点是谈国君的用人之道。先搞清楚“举直错诸枉”这句话，全章的意思就可明了。
“举”是推举，举而用之，即选拔任用。“直”，是正直，比喻正人君子，老百姓叫做好人；“枉”，是弯曲，比喻邪曲奸人，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坏人。“错”是“措”的通假字，这个字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意为舍弃，置而不用，即废置、罢黜；第二种是放置，安置，即加置其上。这里应该取后者之义才对。为什么？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是从古汉语语法规律上看。当代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认为，“枉”、“直”是以虚代实的名词，古文中的“众”、“诸”这类数量形容词，一般只放在真正的实体词之上，不放在这种以虚代实的词之上。其实这一规律，南宋理学名家孙应时就已经说明了。这里的“诸”字是“之于”的合音，“错诸枉”即“置之于枉人之上”，古代汉语“于”字后边的方位词有时可以省略。
第二个理由呢，是孔子在《颜渊篇》里说过类似的话，可作对照：“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其意思明显是把“直”加置于“枉”之上，认为这样就可以改变“枉者”，使“枉者”变“直”。这表明孔子对待“直”与“枉”两者的关系，是试图通过“直人”榜样作用的感化，使“枉者”服而化之，而不是简单地把“枉者”一废了之。
孔子的用人之道真的很有意思。选人用人，不是说只能用好人，不能用坏人，而是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官场中“直人”毕竟不多，真要把“枉人”全都废了，朝廷的用人恐怕要告急了，更何况“直人”听起来不错，但用起来闹心，而“枉人”反而用起来舒服、顺手，所以“枉”也有“枉”的歪才和用处，这主要取决于领导者自身的素质了，看你如何驾驭和使用。
做领导的要是净提拔拍马溜须的，压制正直无私的，下面的人就会跟着学这一套功夫，表面非常顺从，让你爽，但一有机会就会暗中坑你一把，历史上很多亡国之君就吃过这种亏。反之，把正直无私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那么底下人也会跟着用规规矩矩的方式来做人办事，不敢胡搞。这说明了好人上位之后，会对官场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会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所以，用人最关键的是不能放错位置，一定要把好人放在坏人之上，让好人来管住坏人，而不能把坏人放在好人之上，让坏人来当道。这样才能赢得民心，百姓才会顺服。
孔子与鲁哀公的问答都是在他68岁回到鲁国以后的事。鲁哀公（？-公元前468年）是鲁定公的儿子，鲁国的第26任君主，姓姬名蒋，一作将，“哀”是其谥号。谥号是帝王死后根据其一生功过是非作出的盖棺定论，古人很讲究谥号，看到“哀”这个谥号就知道他这辈子是交霉运了，过得比较窝囊。
这位国君在位27年，把鲁国搞得一塌糊涂，被三家卿大夫把持了政权，内政外交都陷于困境。他平时看起来好像很谦虚，经常向孔子请教问题，但实际上这位老兄严重失德失礼，行事表里不一，并不照孔子的意见去做，而是心口不一，我行我素。
孔子这里所谈的用人之道，就是针对鲁哀公为政之失，用人不当而提出的善意劝谏，可惜此君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孔子去世了，他亲自发表悼念文章，伤心不已地表白：“老天呀，你真不够慈悲，就不肯留下一位智慧老人，让他帮助我当好国君。现在，我一个人孤立无援，忧苦万分。呜呼哀哉！失去了仲尼先生，我再也没有可以效法、学习的对象了。”（《左传·哀公十六年》）
曾经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圣人摆在他面前，他却不知珍惜，等到失去了才痛哭流涕，后悔莫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归根到底是鲁哀公不能“正己”，自己一身毛病，珍惜之说便无从谈起，最后只能吞下苦果，失国流亡，客死异乡。
这个成语要记牢：
举直错枉（举直措枉、举直厝枉）
【本文为文化学者乐道也长篇系列原创作品《回到春秋读论语》，为政篇第十九章《直与弯的选择》，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大家转发。如需阅读作者已发文章，请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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