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君說——
從古至今，發生在家庭中的慘案不亞於陌生人的殺害，拋開這種極端事件不談，我們與自己兄弟姐妹之間常常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但與非血緣關係的夥伴卻能收穫不錯的合作關係。這一現象是否是我們基因副本的安排？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是否跟環境的差異有關？有趣的是，在面對同樣程度的不公平時，生活在小圈子中的人們似乎反應激烈，而生活在大圈子裡的人似乎已經見怪不怪，淡然處之了。競爭在人類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它作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運行規則之一，支配著國家，影響著社會，驅動著個人。
眾多周知，一個家庭中兄弟姐妹關係的變化是隨時間而變化的。我們可能會在小時候因為搶不到兄弟姐妹的玩具而討厭他們，我們與他們一起長大成人，我們可能在父母遺囑宣佈之後就與他們法庭對峙…..這就像一場競賽，兄弟姐妹之間互為競爭者。當我們用父母的意向和收入來遊說其他兄弟姐妹時，在面對有限的繼承資源時，大家的矛盾就產生了。
在我們成年一段時間之後就要面臨家庭財產分割的問題，有人會對自己的命運感到不公，所以我們與兄弟姐妹之間的競爭比任何人來的都要激烈；外人無權使用我們父母的資源，但本質上其實我們也無權使用他們的資源。然而，從童年到繼承的那段漫長而快樂的時光裡，我們必須與家庭以外的人們在工作和愛情中展開競爭，因此兄弟姐妹之間的競爭開始慢慢減少，我們也逐漸與他們成為朋友。
與其他任何人相比，我們都與自己的血親分享著最相似的基因副本。這就為兄弟姐妹之間的成功創造了共同的利益，因為侄子侄女的誕生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對我們基因的複製。因此，在進化的過程中，基因使得它們的攜帶者特別關心自己的親屬，從微生物到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都是如此。事實確實如此，已故的美國動物學家理查德·亞歷山大曾寫道：“我們本就應該進化成任人唯親者，我們不會在這個方向上有任何其他的改變”。因此，兄弟姐妹間很少互相殘殺，但當他們這麼做時，動機通常是出於生存的競爭。
加拿大心理學家馬丁·戴利在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他的姐姐就曾將他埋進了地裡，他與自己已故的妻子、同樣也是心理學家的瑪戈·威爾遜一起研究了兄弟殺手（專門殺害自己親兄弟的人）這個現象。在當地民族的歷史記錄中，他們能找到的唯一案例來自具有父系遺傳的農業社會：在這些社會中，財富以家庭為單位被積累，而獲得財富的途徑受到親屬關係的限制，從而加劇了家庭內部的競爭。這些謀殺的大多數起因都是關於財產和權力的爭奪，後來他們在後工業時代也發現了類似事件的出現。
當然，陌生人之間的殺害還是佔到了謀殺案中的大多數。世界各地致命暴力的主要參與者都是男性，很多致命衝突都開始於男人之間的挑釁:比如推搡、侮辱、骯髒的表情。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和反覆無常，以至於犯罪學家專門給了這群人一個犯罪動機，即模糊的“相對瑣碎的爭論”。然而，對於參與暴力行為的人來說，他們並不覺得那種不起眼的挑釁是小事情。從個人上升到國家層面，這也反映了鄰國之間對政治地位與國家利益的競爭。
競爭的規模與形式，緊張或鬆弛程度取決於爭奪資源的類型。讓我們把視角縮小到社會層面，一個當地工廠內部晉升的候選人在同一棟樓工作，並且可能住在同一個城鎮，這就造成了當地競爭的局面:我們直接接觸的人有時就是我們距離最近的競爭對手。然而，一家跨國科技公司的外部招聘候選人可能生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從而引發全球性的競爭:比起那些我們近距離接觸的一些競爭者，那些大多數我們永遠沒有機會接觸到的人才是我們真正的競爭對手。
從某種角度來說，地方競爭阻礙了合作，而全球性競爭促進了合作。我們可以在黃蜂爭奪同一配偶的進化過程中瞭解到這一點。當然我們也可以在人類身上看到這個規律的影子：在人們設計的經濟遊戲的實驗中，人們要麼做出對雙方有利的決定來獲得雙贏，要麼做出自私的決定來減少對方的獲利的機會。在一項又一項研究中，參與者在當地競爭中做出了更自私的選擇，因為只有第一名才能獲得晉升。相反，他們在全球競爭中做出了對雙方更有幫助的選擇，因為他們必須在所有參與者中獲得前一半的分數（其他同伴的分數不影響你的成績）才能取勝。
地方競爭對不公平現象出現的影響尤其嚴重。不同資源的價值產生了高低之分，在那些獲得資源的人和無產階級之間就產生了不公平的關係，因此他們值得為獲取資源付出更大的努力。但當地的競爭加劇了這種不公平的影響，使他們押上的賭注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根據我的研究，隨著不平等狀況的加劇，經濟博弈的參與者做出自私選擇的幾率也就更高，導致他們與伴侶惡性競爭，並因此損失雙方的分數。然而，他們最喜歡地方競爭，即使他們之間只有一點不平等的關係，結果雙方都會因此失去更多的分數。
這很好地解釋了現實暴力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模式。戴力在他的《殺死競爭對手》(2016)一書中指出：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地方，謀殺率也會隨之提高，而在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地方，謀殺率也較低。如果說地方競爭加劇了不平等對謀殺率的影響，那麼全球競爭在某種意義上降低了這一影響的力度。那麼人類貿易和移民的變化，將會把競爭擴散到更大範圍的人口中，這個現象可能會打破我們長期以來所預期的不平等程度與謀殺率之間的簡單關聯。例如，
在不平等程度加劇的同時，競爭也會變得全球化，隨著競爭程度的加劇，全球化競爭所帶來的影響也會隨之降低。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來解釋內戰這一行為。整個國家的不平等狀況對預測這個國家發生人民暴亂的幾率毫無幫助。但國家人民與執政群體之間的不平等現象確實存在。這是競爭邏輯的一個簡單擴展:競爭的高低程度也具有全球性特徵，競爭對手利用當地的群體成員組織 (如種族)進行合作，用犧牲其他群體利益的行為，為自己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資源。因此，在不平等現象的幫助下，全球競爭將低級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轉化為高級社會組織與它們的衝突。
競爭在整個社會中的分佈方式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而平時會被忽略的影響。當它集中在家庭和社區內時，它會帶來家庭不和睦的氣氛和充滿敵意的街道環境。然而，隨著危機從中心進一步擴散，其影響力會被大大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善意和信任的社會環境。城市、企業和政府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了這種分散的競爭力量（這些形式的存在是為了讓這種競爭不至於發展到失控的地步），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本身不可以磨滅的競爭關係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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