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 君 說
“今天中國正處於近兩百年以來的重要歷史關口，關乎中國未來幾十年的走向。”
8月3日，在上海企投會年中論壇上，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自己“焦慮得睡不著”，中國正處於歷史性的拐點，風險與機會同在，走對還是走錯，關乎國運，也關乎我們每個人的命運。
世界局勢如此這般，國事如此艱難，我真的很焦慮。這不是開玩笑。
以我的閱歷來講，今天中國處在一個四十年來的重要關口，可能還是近兩百年以來的重要歷史關口。
不是悲觀，不是樂觀，而是憂慮。今天早上我還是睡不好覺，思考我們有什麼辦法能夠順利度過這個時間節點。“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知識分子就這個毛病。
這個關口確實關乎國家未來的走向，關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無論從長週期還是短週期看，今天我們都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上。面對的形勢很複雜，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一著走對，也許又是轟轟烈烈的四十年。這是我切身的個人感受。
最近發生的一次次事件，讓我聯想起中華民族坎坷的民族復興進程。我不是引導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類比的是什麼？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甚至1937年日本全民侵華。
甲午海戰是中國近代最後一次關乎現代化進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則終結了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
過去四十年，我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開放、大改革，我們也習慣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長。短期來看，最近三五年，我們在座各位可以說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國兩三億新中產總體上是受益的。
同時還有一部分群體，他們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相對下降了。所以消費升級的同時出現了消費降級。當我們討論社會議題、政策議題和國際議題的時候，這點不容忽視。
最近關於中美貿易戰，民間的聲音一邊是主戰派，一邊是求和派或者說“投降派”。我腦海中忽然回到了當年李鴻章和翁同龢的爭論。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李鴻章，大意是說，“你怎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朝廷給你那麼多錢，建立強大的北洋水師，必須打！”
李鴻章則比較務實，反問翁：“你知道我們主力艦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嗎？”
翁同龢是“道德治國”的典型代表，對工具參數沒有概念，日本軍艦一分鐘打3炮，我們一分鐘打1炮，打慢點不就是了。
歷史遠比我們想的複雜得多，偶然得多。
今天面臨著內外的雙重壓力，在此情形下怎麼看待短期的問題，如何抓住機遇規避風險？
我們經歷了嚴厲的金融整頓，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辭激烈的討論。最近幾年，國內經歷了明顯的資產泡沫流動，官方學者的說法是“金融過度繁榮”。201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一度達到8.3%，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日本。
在成為科技大國、創新大國、商業大國之前，我們先成為了金融大國。
脫實向虛、金融和實體經濟不匹配的情況出現了：上市公司從市場上融來錢，發現實體領域沒啥可投資的，就拿錢買銀行理財；這些錢規模太大了，銀行投不過來，於是又委託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錢後發現也沒什麼可投的，於是再把錢用在銀行的同業存款、同業票據上去。
這就是所謂的脫實向虛，金融空轉。
一方面金融規模越來越大，一方面實體企業卻越來越渴。
這就是金融整頓背後的根本，如果再深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監管沒有跟上，二是貨幣的閘門太鬆了。最近幾年（除了去年），中國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餘額是47萬億元，到現在已經是170萬億元。
老百姓調侃說票子“發毛了”，雖然不嚴謹，但大概是這個意思，貨幣超發，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為什麼沒有管住貨幣閘門？裡面有很多原因，這是個複雜的學術問題，今天暫且不討論，但有一點是確認的：如果靠印錢能解決問題，那麼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有朋友曾經送過我一沓“鉅額”的津巴布韋鈔票，我見過面值最大的是一張100萬億。
昨天蘋果公司的市值超過了1萬億美元，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二個市值過萬億的企業。第一個是我們的中國石油，2007年11月上市當天，48元一股，市值超過7萬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當時是1.04萬億美元。因此我覺得蘋果“不算什麼”，這是一段小插曲。
在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一下成了“壞人”，被視為土豪、哄抬房價的推手，遭遇管理層的“一刀切”，這兩年灰頭土臉。
可以說，如果沒有2016年四季度以來的金融整頓，今天我們面臨的境況會更差。
過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則出現了微調，開始降準。有些不負責任的媒體誤導輿論，說是“放水”，其實降準是一箇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寬鬆，不是一降準就放水，降準和放水是兩回事。
政策微調的另一個因素是外部壓力。
2016年美國大選，我們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臺，覺得他不著調、好對付，結果我們想錯了。我不是搞國際關係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貿易戰以來，國內很大一部分人對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總統是演員出身，特朗普當演員也不差，他是被地產行業耽誤的好演員。里根做了兩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國曆史上的偉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譯成中國的語言就是“供給側改革”，包括緊縮貨幣，對國企進行改革，解決高福利問題等等，引導美國經濟走出了滯脹，美國90年代經濟的高速增長跟這有很大關係 ；
第二件大事，跟蘇聯搞軍備競賽，聯合中國對抗蘇聯，經濟上拖垮蘇聯。
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這樣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會對中國做什麼。
這僅僅是特朗普個人的性格嗎？不是。
最近美國和歐盟談過，和日本談過，甚至和俄羅斯都談過。想當年中美聯合對抗蘇聯，今天中美俄的三角關係出現了微妙變化。
未來十年是一個敏感的轉折點，大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可避免。我們講“中國製造2025”，美國講建國250週年（2026年），普京總統講，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羅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中美俄的國家戰略出現了交集，都在爭奪全世界的話語權，所以勢必產生衝突，只不過是衝突大小的問題。
也就是這種內外壓力下，我們的政策出現了微調。
有人說降準之後，會回到2012、2014年（全面寬鬆）嗎？
由於主觀和客觀原因，我們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寬鬆。既不會，也不可以！
主觀上是“不會”，過去十年我們已經有過3次寬鬆，風險越積累越多，問題越積累越大。
最近我們看到，企業債券發行難，企業還不了貸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業銀行壞賬率急速上升，個別壞賬率高達20%以上，而行業平均壞賬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債務轉移不了，用長期債務替代短期債務只是拉長、平攤，債務沒有消失。所以主觀上不會。
客觀上也“不可以”。寬鬆政策有效作用越來越弱了。
2008年第一輪寬鬆，兩個季度見效，GDP從6.4%反彈到12.2%，反彈5.8個百分點，持續4個季度；
2011年第二輪寬鬆，5個季度見效，GDP從7.5%反彈到8.1%，反彈0.6個百分點，持續2個季度；
2014年上一輪寬鬆，8個季度才見效，GDP只從6.7%反彈到6.9%，反彈0.2個百分點，持續2個季度。
在座創業的，你們還敢加槓桿嗎？14年寬鬆以後，大量的人是吃過虧的。傳統企業如此，互聯網企業也是如此。對於企業來說，即便出現2014年的全面寬鬆，也一定要把槓桿降低。
同時我們看到寬鬆政策帶來了社會內生性衝突、各階層（財富）分化急劇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過個人努力可以進入更上面的階層，十年之後會發現，希望越來越小。現在的社會充滿了戾氣和仇富心理……為什麼當年美國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金融的過度繁榮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寬鬆）。
龍應臺說：“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很可能有負於一整代人……欠他整個回不來的青春，而且絕對無法償還。”
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變化之下，應該怎樣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深刻命題。
還有日本的教訓。
美日之間的貿易戰曾經持續了幾十年，涉及諸多領域，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日本國內宏觀經濟出現問題，為了應對匯率變化，國內開始大規模刺激，引發劇烈的資產泡沫，隨後開始緊縮，泡沫破裂，出現“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相對於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高調，今天我們“收斂”了很多。最高調的時候，日本人說“要讓美國成為日本的第41個縣”。日本人還寫過一本書《日本人可以說不》，後來中國人也寫了一本《中國人可以說不》，多虧那時候我們沒有說不，我們講“和平崛起”，才有了今天的國際地位。
過去中國的GDP陸續超過了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印度人以前說“加快步伐，中國快趕上我們了！”現在印度人說“加快步伐，我們離中國越來越遠了”。
中國人還在每天學習、工作，還不休假。就像吳曉波老師，比你有錢還比你努力。
時代高速發展，我們每個人都被裹挾著往前跑，因為曉波很優秀，所以我也要努力，大家互相鼓勵著前進。我們有個企業家學員，到國外生活了半年，享受藍天陽光沙灘，結果整個人卻不好了，他呆不住。國內如火如荼的建設，他不甘寂寞。
貿易戰不說，先做好我們自己。中國人向來“給點陽光就燦爛”，給一點空間和自由，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只要我們不犯太大的錯誤，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大。
所以這一次的宏觀政策至關重要，一定要穩住。前幾天，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連用了六個“穩”字，定調下半年國內經濟形勢。（注：“六穩”包括“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
不是輕輕的一個“穩”，而是好多個“穩”。
關於長期和短期，局面何以至此，又將去向何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
我們的改革確實任重道遠，道阻且長。對企業家來說，無所謂悲觀還是樂觀，再壞的情況都得接著幹。
在內外壓力下，中華文明需要經歷一個蛻變，如果我們運氣足夠好，這個關口過去之後，未來將是一往無前。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信心可以走過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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