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王沖沖撰文
10月30日晚，金庸先生於香港養和醫院病逝，享年94歲。
從《大公報》到創立《明報》，從飛雪連天到笑書神俠，金庸堅持在政治變遷和文學的保持不變中，屹立不倒。
就像張無忌和小昭被困山洞，生死未卜時，小昭輕輕唱的歌：“到頭這身，難逃那日。百歲光陰，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1962年，金庸堅持《明報》報道五月逃港潮，與香港五大報紙論戰，被威脅暗殺。
前一年，《鴛鴦刀》問世。金庸用調侃的，臉譜化的諷刺幽默，結束了郭靖、袁承志們堅定不移的英雄史詩年代，就此開啟了嶽不群、韋小寶們懷疑色彩的、世界觀更加複雜的後半段。
80年代起，金庸在兩岸三地的政治間遊刃有餘，有人稱他是“馬基雅維利式知識分子”。2000年，他寫道：“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傷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沒有人知道那些悲傷，也沒人知道他臨走時是否釋懷。就像《天龍八部》結尾，段譽看著慕容復想：“各有各的緣法，安知他自己不是平安喜樂。如今他去了，也是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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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2日，《明報》頭版大橫幅報道逃港潮，這是香港報紙第一次整版報道五月逃港事件。
當年，一江之隔的大陸躍進失敗，沿海饑民開始逃往香港。但歐洲的左翼風暴早已吹到香港，許多報紙全面左轉，對逃港消息一概沉默。
從4月起，《明報》記者開始抱怨，逃港這麼大的消息，為什麼不登？編輯問金庸，稿件能否刊登？
後來金庸回憶其做出刊登的決定時，“我們不能視若無睹。記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眼淚，灑在編輯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們激動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語，使每個人的良心不能平靜。”
5月15日，《梧桐山上慘絕人寰》特寫：“許多渡來的老弱婦幼，在山上跌傷，患病，他們水盡糧絕，坐以待斃。誰無父母？誰無骨肉？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右側社論豎排通欄的大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救援隊上梧桐山》寫道：“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金庸的刊發決定，讓《明報》在逃港潮報道中一枝獨秀。經此一役，《明報》一時洛陽紙貴。
金庸知道帶頭報道逃港潮的政治風險，但依然站在瞭解救同胞苦難的一邊。
這是金庸小說中悲憫情懷在他辦報生涯裡的寫照。明教的歌裡唱道：“憐我世人，憂患實多。”他也曾借丘處機的詩說：“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
金庸在逃港潮的風口浪尖毅然決定報道，彷彿是他寫武俠7年來，從《書劍恩仇錄》到《白馬嘯西風》，郭靖、袁承志、陳家洛等熱血男兒，於國家危難之際，拋開武林爭霸、搶奪秘笈，堅定地選擇“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如同《神鵰俠侶》裡，蒙古大軍兵臨城下，郭靖手執長劍，在城頭督師。眼見半爿天步滿紅霞，城下敵軍飛馳，箭羽來去。1962年5月，《明報》或是許會如襄陽城破，金庸也未知前路如何。
所幸的是，金庸的那一戰，襄陽城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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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開始，《明報》發表系列社論，引來香港五大左派報紙圍攻《明報》。金庸好似光明頂上的張無忌，聚賢莊裡的喬峰。
1967年，香港極左分子將金庸列為第二號暗殺對象。被列為頭號暗殺對象的電臺主播林彬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燒死。《明報》差點封館，金庸遭遇死亡威脅，不得不離港避禍。
同年，金庸開始創作帶有政治隱喻的《笑傲江湖》。左冷禪、嶽不群、任我行身上，都能看到極左派的影子。
金庸在社評裡抨擊“跋扈林彪、江青算老幾”時，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亦有肯定和同情。他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反對“文革”時期搞的那一套。
《倚天屠龍記》中，當張翠山惴惴於不告而娶“魔教”女子殷素素時，張三丰道：“翠山，千萬別自居名門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江北的政治鬥爭讓金庸對權力和慾望變得反感。郭靖拒絕了成吉思汗的封賞，成了捨身赴義的巨俠；張無忌和令狐沖逃離權力中心，成為了追求自由的隱士；就連康熙也搖頭道：“唉，做皇帝嘛，那也難得很。”
金庸後在其著的第一部歷史人物評傳《袁崇煥評傳》中寫道：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個平凡人物，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這部短短的後記寫於1956年。此時，他已離開大陸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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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鹿鼎記》完稿，金庸封筆。
17年來，他親手開創了一個浩瀚雄奇的武俠世界。忽然間，他寫了韋小寶這麼一個狡猾、無賴、好色、滑稽的小流氓，以及他的不朽歷史。就好像一個騎士小說家創造了騎士小說傳統，然後用一個堂吉訶德，推翻了自己設定的世界。
書中，陳近南、顧炎武和黃宗羲，都是反清復明的遺老，秉持民族信念，逆天而行，悲壯而執著。韋小寶問他們：明朝皇帝好不好？有沒有康熙好？如果沒有，為什麼要反清復明？他又回去問他媽媽，自己爹爹究竟是哪個族，他媽媽也說不清。
這種黑色幽默，其實是金庸給出的另一個答案，更油滑，但可能更現實。
最後，陳近南死了，但也許是唯一合理的結局。至此，黑白分明的俠的時代也就結束了。韋小寶和康熙屬於後一個，更現實更聰明的時代。
80年代起，香港開始有人稱金庸是“馬基亞維裡型的知識分子”：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
金庸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兩岸三地遊刃有餘。他多次對《明報》記者說：“《明報》的立場，要以香港市民、大陸人、臺灣人和華僑的利益為依歸。”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草委，1995年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但他一直否認自己從政。他稱，自己是為了“報恩”。香港人待他極好，除了寫小說辦報外，還應盡力協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
而在此前的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大陸，享受國賓式的“最好待遇”。他返港後發表談話，隱含著對大陸政權由衷的認同感。他坦稱對鄧小平“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他的風骨”。
有人對此評論：數十年來，讀金庸的報章，或有一種舉頭望月的感覺。其陰晴圓缺，視節令而定，初一十五，並不一樣。
但金庸本人卻認為：“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子上擺放食物的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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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金庸在《明報》社論中，對中國政府與鄰國領土問題態度一向強硬。例如1960年初，中國與緬甸談判領土問題時，他在社評《向中共提一個意見》說，“劃定邊界乃千年大業，不要為了遷就一時外交策略而過分讓步。屬於中國的疆土一寸也不能退讓。”
此時的他彷彿是郭靖時代抗原抗金的襄陽城義士，袁承志時代駐紮長城抗清的俠客。
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他“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新的平衡。即使他在香港接觸了西方流行文化，但骨子裡終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修齊治平”情懷。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寧，家世系浙江海寧查氏，康熙二十七年翰林院庶吉士查升的後代。浙江海寧帶來的遠不止士大夫精神。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中，錢塘江大潮“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眼望大海，卻是平靜一片。”
他筆下的江南，湖山煙雲、迷離飄渺。《射鵰英雄傳》中，黃蓉指著那漁舟道：“煙波浩淼，一竿獨釣，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郭靖放眼但見山青水綠，天藍雲蒼，夕陽橙黃，晚霞桃紅。只有極其熟悉太湖一帶風光，並且熱愛這一意境的人，才有這樣飽含深情的筆觸。
金庸在小說裡展現的深遠的家世感，從基因和回憶裡攝取了江南的風物和美學意象，又順著它們觸摸到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風骨。
2000年，金庸自傳性散文《月雲》發表。離他“封筆退出江湖”過去整整30年。
萬字左右的故事講述了小名叫宜官的金庸，幼時和一個叫月雲的小丫環交往的故事。少爺宜官和陪嫁丫頭月雲淡淡的曖昧，始於宜官把自己的糖年糕給她吃。後來，他給她講故事聽，她卻聽不懂。日本人佔領家鄉後，全家散了，宜官再沒有見過月雲。
金庸在《月雲》結尾寫道：“金庸的小說寫得並不好，不過他總是覺得，不應當欺壓弱小，使得人家沒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極大的痛苦。所以他寫武俠小說，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他寫楊過等不到小龍女而太陽下山時，哭出聲來；他寫張無忌與小昭被迫分手時哭了；寫蕭峰因誤會而打死心愛的阿珠時哭得更加傷心。”
“他知道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傷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沒有人知道，金庸臨走時，想起的是《明報》時的鏗鏘歲月，還是武俠世界裡的快意人生。
或許，他的思緒又一次追溯到海寧的袁花鎮，宜官把糖年糕放在月雲手裡，對她說：“燙的，慢慢吃，吃了還有。”
（本文部分內容整理自知乎@張佳瑋、《金庸：一代報人與政治的進退》、《1962：進擊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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