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所以能取得勝利，自然有各種因素，但有正確的戰略指導，是其取得最終勝利的最重要因素，則是確定無疑的。1938年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就是對抗日戰爭進行正確戰略指導的著作。這部著作是毛澤東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之後創作的，一問世便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戰爭實踐中認識抗戰的持久性，發現持久抗戰的規律
毛澤東說過：我“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這是實話。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戰爭還沒有開始時，毛澤東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過：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這一戰，是持久的。他還向斯諾談到了打持久戰的各項方針。1937年，抗日戰爭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又說過，中日之間的最後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但是，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系統的理論觀點，毛澤東此時還沒有形成。
從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抗日戰爭打了4個月後，11月，太原失守。這一重要事件，對於蔣介石，對於毛澤東，震動都很大。蔣介石受震動之餘，是情緒消沉；而毛澤東受震動之餘，形成了一個基本認識：國民黨正面戰場是靠不住的，共產黨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戰。中日戰爭是持久戰，但不是僅僅依靠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產黨領導敵後人民實行全面抗戰造成的持久。共產黨必須深入到敵後去，領導這場持久戰。這是共產黨領導持久戰的開始，也是認識持久戰規律的開始。此後指揮八路軍對日作戰的實踐，使毛澤東初步摸到了持久抗戰的規律，也證明了持久抗戰的可行性。
抗日戰爭開始後，日軍原打算速戰速勝，三個月滅亡中國，但他們沒有料到，八路軍會深入到敵後去牽制他們，也沒有料到，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也對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國民黨前線官兵英勇作戰，付出了巨大犧牲。國民黨軍的節節抵抗，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使中日戰爭在客觀上成了長期的持久戰。但是，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上採取硬打硬拼的單純防禦戰來對付日軍，結果作戰十分不利，一敗再敗，日軍先後佔領了上海、南京。
此時，毛澤東把目光投向全國，開始注意正面戰場的局勢，開始考慮全國的抗戰全局問題。他通過對日軍在進攻中已經在許多地方與國民黨軍隊呈相互攻防狀態這些基本事實，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持久的戰爭，也進一步發現了持久抗戰的規律。
毛澤東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正面戰場的抗戰，也肯定是長期的、持久的。基於這一認識，他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一個全面戰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議國民黨採納。總的方針是：在敵深入進攻時，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的困難，減少自己的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抗戰之軍事政治形勢。
蔣介石收到毛澤東的建議後，費盡心思，猜疑起來。一方面，他是軍事行家，從軍事角度考慮，他感到毛澤東的建議高明，與日本人打仗，確實應該這樣。另一方面，他又想到，毛澤東同自己打了十多年的仗，怎麼會有好心提醒自己呢？幾經猶豫，蔣介石沒有采納毛澤東的建議。這使蔣介石失去了在黃河以北地區展開兵力，與敵互有攻防，從而對日軍進行持久抗戰的機會。日軍一路南下，攻佔了中國大半的領土。但是，國民黨軍隊畢竟數量多，又陸續將主力撤至西南，而西南地區山多路險，易守難攻，日軍打下武漢後，再也難以組織起有力的攻勢去攻打中國的西南地區了。日軍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滅亡中國，已經成為現實，這證明了毛澤東關於中日戰爭是長期的戰爭的預見的準確性，同時也證明了正面戰場也必定是持久戰。
毛澤東見蔣介石不採納自己的意見，便不再對蔣介石抱多大的希望，他堅定了以我為主、以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為主，再進一步深入敵後，建立戰略支點，創造全面抗戰、持久抗戰局面的決心。
1938年2月下旬，毛澤東決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新形勢下八路軍新的戰略方針。會前，毛澤東心中已經有了成熟的想法。這就是：在武漢、徐州等地一旦也失守的情況下，為了堅持持久抗戰，八路軍應該有足以影響全國抗日全局的動作。這個動作實質上就是：敵進我進，即在日軍向我南部大舉進攻的時候，我八路軍也向敵後開進，在敵後建立更多的能夠獨立作戰的抗日根據地，形成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這一方針。
後來，毛澤東的這一方針雖然有具體的調整，但基本思路沒有變。敵進我進，使我軍在日軍向南大舉進攻的時候，開入敵後，在敵後展開，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不僅立住了腳，牽制了日軍，支持了全國的持久抗戰，而且為我軍在抗日戰爭中很快發展壯大起來奠定了基礎，也使毛澤東進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戰的規律。
1938年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徐州失守，意味著中日戰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日軍的下一步行動有兩種可能：一是主力轉向華北，專門去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一是繼續向南進攻，打武漢、廣州。對日軍動向的準確判斷，是確定我黨戰略方針的基礎。同時，到徐州失守時，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十個月，各種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可以認識到其規律性的東西了。毛澤東開始集中一段時間，靜下心來分析時局的變化。毛澤東身邊的衛士回憶，那段時間，毛澤東白天在院子裡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個問題而忘記了其他。晚上，毛澤東閱讀各方面的來電，研究全國的軍事局勢，徹夜不眠。
通過對我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情況和國民黨正面戰場情況的分析，毛澤東開始形成了一個初步的全國持久抗戰的思路，這就是：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要廣泛發展；國民黨在正面戰場要保存主力。中國能夠保存和發展軍事力量，是持久抗戰的根本。
面對不利於抗戰的論調，毛澤東準備認真回答；寫作時入了神，連烤焦了鞋都沒有察覺
日軍佔領了一批大城市和中國北部大部分領土後，國內對抗日戰爭的不同看法就出現了。這些論調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亡國論”，這種論調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敗。還有一類是“速勝論”，持這種論調者幻想依靠國際援助來打敗日本。他們認為，國際形勢一定會發生變化，外國會援助中國的，中國可以在三個月內打敗日本人。共產黨內也有人認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們很快就會打敗日本人。上述兩種論調，在國內流傳很廣，影響著抗日大局和人們的情緒。
毛澤東明白，這些論調是錯誤的，危害是很大的，他決心要駁斥這些論調。但是，馬上駁斥這些論調，還有困難，一是他太忙了，抽不出時間認真地研究問題，而要有理有據地批駁這些不利於抗戰的論調，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論準備還不足，特別是對於現代軍事理論，他要認真地鑽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講透。三是光是批判“亡國論”和“速勝論”還不行，現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統地闡述正確的道理，同時批判上述錯誤論調，而對此，他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怎樣克服這些困難，認真地回答抗戰以來的重大問題呢？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吸收中央一些領導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論幹部和軍事幹部參加，大家共同讀書，共同研究問題，以便互相啟發，集思廣益，最後形成系統的正確的理論。在毛澤東提議下，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很快就成立了。研究會專門研究當時國內外的大事和抗日戰爭的重大戰略問題，以研究全局、討論戰爭的戰略為主要形式，以期形成正確的戰略認識。這個研究會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很是活躍了一個時期。參加者學習、討論都十分認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來討論。有時對某種認識一直討論到深夜，大家肚子餓了，就在毛澤東的住處弄點吃的，吃完了繼續討論。
一段時間的學習討論後，毛澤東感到共產黨的軍事幹部實戰經驗是很豐富的，但在軍事理論方面有欠缺，特別是對外國的軍事理論，知道的人還是很少的。毛澤東就坦誠地承認，自己對中國古代戰爭有一點研究，在過去的實戰中積累了一定的指導戰爭的經驗，但對於外國軍事理論知道得不多。毛澤東特別提到，對外國最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自己知道得很少，而要回答抗日戰爭中的重大問題，光是有軍事鬥爭經驗還不行，還必須有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特別是對《戰爭論》要研究透。為了儘快補足軍事理論知識，毛澤東又發起組織了一個《戰爭論》研究小組，請在中央工作的軍事幹部和讀過這本書的人、中央一些理論工作者，和自己一起來研讀這部書。
毛澤東感到，光是組織上述兩個學習研究組織還不夠，最關鍵的，還是自己獨立地進一步研究理論。因此，當時毛澤東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開始擠時間拼命地讀書，研究理論，並把重點放在了哲學上。他在抗日戰爭開始後的十個月時間內，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除了讀馬列主義的原著外，他還讀了國內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毛澤東讀了不止一遍，還寫下了約三千字的輯錄。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毛澤東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讀完了，讀後感到“頗為新鮮”。毛澤東不光是讀書，還特別關注新聞時事，送給他的報紙、雜誌，他都認真地讀。
經過組織小組共同學習研究，經過自己的刻苦學習，毛澤東有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在此基礎上，他決心動筆寫作《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全局進行深入分析論證，同時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
毛澤東動筆寫作時目的就十分明確：要對抗日戰爭持久戰的性質加以系統論述。但一開始還沒有《論持久戰》的書名，也不是一次寫成的。毛澤東當時主要是針對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大家提出的問題，感到有必要系統地回答，因此便動筆寫作了。他在寫作過程中，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分析，一層層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後竟然積累起數萬字的一部著作，這就是《論持久戰》。
毛澤東在寫作過程中，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工作非常緊張，要對八路軍的戰略行動進行及時分析和正確指導，對邊區建設中的各種重大問題拿出解決方案，還要起草電報，讀書讀報，研究問題。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來點著油燈寫作。好在當時毛澤東的身體非常好。他自己說過：我習慣晚上寫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筆者曾經參觀過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的地方，那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即使是白天，裡邊光線也很暗，屋子裡放著一個不大的舊式木桌，一把舊椅子，桌子上有一盞小油燈，有一支毛筆。毛澤東就是在這間小屋子裡，用這支毛筆寫下了指導抗日戰爭的雄文《論持久戰》。
據當年毛澤東的衛士回憶，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幾個小時不動。有時實在太累了，就站起來在屋子裡走動幾步，然後很快又坐下來寫作。夜深了，毛澤東餓了，就叫衛士送來一塊烤紅薯，吃完了繼續寫作。有一次，毛澤東寫作入了神，他的腳捱上了炭火盆，卻渾然不知，直到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滿屋子瀰漫著焦糊的氣味，才被衛士們發現。衛士們進來給毛澤東換了一雙鞋子之後，毛澤東又繼續寫下去。
陳雲的一個建議使《論持久戰》成書併產生重大影響
毛澤東寫完《論持久戰》之後，一開始並未考慮出版或者發表的問題，他寫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層搞清楚問題，統一認識，因此，他決定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講一講。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用了近十天的時間，講演了自己寫好的《論持久戰》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正確地回答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對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有了一個清楚的描述，因此，他首次演講，就使聽者由衷地信服，連在理論上好挑別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水平高。
毛澤東發表講演後，並沒有打算公開發表《論持久戰》，甚至都沒有考慮到要在更大的範圍裡去講。《論持久戰》之所以能夠成書，應該說，陳雲起了關鍵作用。
陳雲聽了毛澤東的講演後，感到毛澤東講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說服力，毛澤東的理論對全黨、對全國抗戰，都有重要指導意義。於是第二天就對毛澤東說：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點的範圍給幹部們講一講?毛澤東考慮後，接受了陳雲的建議。
但是，毛澤東考慮到，在更大範圍去講，只能是分別到抗大等學校去講，到延安各黨政機關去講，可是這樣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來那麼多的時間；二是隻由自己去講，聽者仍然有限。於是他便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內印發。這樣，《論持久戰》先在延安油印出來，在黨內傳閱。
可是，延安油印的《論持久戰》數量有限，儘管大家爭相傳看，仍然有許多幹部看不到，特別是在前線的幹部，得到油印的《論持久戰》更難。於是，毛澤東又決定，印成書，公開發表，不光在根據地發表，也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行。
公開出版《論持久戰》的決定做出後，中共中央當作一件大事來辦，採取了特別措施。延安當時缺紙，就設法從國民黨統治區搞來一些紙，負責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編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很快就把《論持久戰》印成了書。由於當時條件太差，印書的紙不太好，印出來的書並不太結實，但畢竟可以大批發行了。剛剛印出的《論持久戰》封面上，是毛澤東親筆題寫的書名，同時還印有毛澤東親筆寫的一句話：“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後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論持久戰》一面世，就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程思遠先生在回憶中就談到了《論持久戰》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他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當時，中國軍事界的權威人士對《論持久戰》中的觀點十分信服，對毛澤東的軍事天才十分讚歎，並把毛澤東引為知己。
一位外國記者讀了《論持久戰》後評論說：“《論持久戰》發表後，不管中國人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怎樣，不管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並且無誤地描述了未來的一般輪廓。”《論持久戰》印刷出來不久，周恩來就把書從武漢寄到香港，委託宋慶齡找人翻譯成英文，以便在海外發行。宋慶齡收到這部書後，認真地讀了兩遍，她深為毛澤東的深刻分析和高遠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親近的朋友愛潑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翻譯成了英文，準備在海外出版。毛澤東得知後，特意為英文本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寫道：“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毛澤東的這一期望得到了回報：《論持久戰》的英文本在海外發行後，得到了國際上的積極響應和高度評價，據說，丘吉爾、羅斯福的案頭上，都放著《論持久戰》英文本，斯大林的案頭上則放著他專門請人翻譯成俄文的《論持久戰》的文稿。
更重要的是，《論持久戰》對指導中國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確的戰略指導。事實上，抗日戰爭正是按照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預料的那樣發展的。抗日戰爭經歷了《論持久戰》所指出的三個階段後，中國人民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者，一百年來第一次在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中取得了完全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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