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10月30日，一代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筆名金庸)病逝，終年94歲。
查良鏞生於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寧人。查良鏞於1940年代後期移居香港，其後以筆名“金庸”著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等，其作品更屢被翻拍電影。其中，《射鵰英雄傳》第一卷被首次譯成英文。
翻譯小姐姐“哭”了
對以翻譯為職業的郝玉青來說，翻譯《射鵰英雄傳》是她迄今為止覺得最難的一次挑戰。金庸小說裡涉及了大量歷史背景、文化習俗、人物、食品、中藥……單單是理解這些事物名稱並準確翻譯出來，就相當不容易。
如何翻譯原著中虛構出來的那些蓋世神功、無敵招式，更令她“頭疼”：
“降龍十八掌”：“the 18 palm attacks to defeat dragons”（擊敗龍的十八掌擊）
“九陰白骨爪”：“Nine Yin Skeleton Claw”（九陰骷髏爪）
不過，在她看來，最大的困難還不是這些。她深知金庸原著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受關注度，因此她必須“懷著一顆謙卑的心”翻譯。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夠成功，能夠贏得海內外持久不衰的關注，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能夠接觸歷史來展開故事。
小說所選擇的歷史背景大多在宋遼西夏金時期、宋元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作為筆下人物的活動舞臺，這些時期都是中國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的時期。儘管金庸小說的本意並不是講解歷史，但無疑為其小說人物提供了歷史背景。
“金庸並不僅僅是一箇中國曆史的講解者，而且是一個思考者。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比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分裂與統一等，都作過認真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
這一評價無疑是中肯的。而且與小說有機融為一體的作者史觀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反映了作者對祖國、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注。這構成了金庸小說與一般通俗小說質的區別。
金庸小說的歷史觀
所謂歷史觀就是社會歷史觀，社會歷史觀是人們對社會歷史總的看法，是世界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首先是民本史觀，和中國傳統文化儒家“仁”的觀念有直接的聯繫。這在金庸小說中首先表現為對農民起義抱著同情與肯定的態度。比如《碧血劍》，張朝唐歸來看到百姓在亂世流離失所，其實賊寇，十個都有八個都是官兵逼得沒活路才幹的。
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兒也不會比英雄們差。不過小人物只是默默忍受，英雄卻勇敢奮戰了一場。經歷無數時日，英雄仍在後人中激起波瀾。
小說的人物都是虛構的，但是借人物表達的思想是非常有價值的。金庸小說中“民本史觀”的地位是最基礎的，無時無刻不在展現他對老百姓的關注。
在金庸小說裡，有兩個烏托邦化的小國，一個是《碧血劍》的渤泥國，一個就是《天龍八部》的大理國。
渤泥國借孫仲壽之口“不知我中華百姓幾時才得如渤泥國一般安居樂業......”還有大理國，“段正明傳位於段譽，誡以愛民、納諫二事,叮囑於國事不可妄作更張,不可擅動刀兵......”
這些都似乎寄託了金庸的政治理想和對中國歷史現實的一種無奈，因為金庸文筆本身就偏向了普通百姓。
第二個是大民族史觀，它是由民本史觀演變出來的，以民本史觀為基礎，兩者並在金庸筆下最終達到了邏輯上的統一。
在中國歷史上，大民族史觀一直是一個紛爭不休的問題，比如“驅除韃虜”的口號——到底是反對滿族整個群體還是推翻清朝的腐朽統治？
金庸的思想也有著局部質變到根本質變的一個經歷，他說：“我初步寫小說時，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很強，到後來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這種觀念成為基調，我的歷史觀便有了進步的變化。”
金庸虛構的小說和歷史邏輯也沒有相悖之處，這與金庸本身的歷史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而且把這種歷史觀用小說演繹出來這又是正規的史書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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