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姍
浙江海寧查家的“二少爺”
以文成名，對於他不是件特別令人吃驚的事。
他根脈好、門風正，出生於浙江海寧文名綿延、人才輩出的書香世家查氏家族，是查家第22代孫。查家在清代“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祖上有查慎行、查伊璜等歷代名人，連閨閣女子也能詩能畫，被康熙稱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他的父親查樞卿心地純厚，受過西洋教育，家裡藏書很多，他是在書堆中長大的。查家珍藏著900卷之多的《海寧查氏詩鈔》雕版，置滿兩間房子。他和兄弟們把這些雕版當玩具，時常鑽到其中捉迷藏。日子長了，他隨意就能讀出幾句雕版上的詩詞。他的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姑媽，曾在杭州女子學校讀書，寫得一手娟秀小楷字，還會繪畫繡花，和他的父親感情篤深，恩愛有加。
海寧地方不大，但出了新史學的開山巨匠王國維、著名詩人徐志摩等文化名人。他後來回憶說“海寧地方小，大家都是親戚，我叫徐志摩、蔣復璁做表哥。陳從周是我的親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故鄉的歷史人事後來也頻頻活躍於他的筆下。
他身上有中國文化的深厚積澱，不過從小讀的是新式學校。他曾回憶起自己上小學時，“有一位姓傅的老師，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婦人》《好妻子》《小男兒》三部書給我閱讀。這三部書的譯者鄭曉滄先生是美國留學生，是我故鄉海寧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為榮，因此，這三部外國書在我故鄉竟相當流行”。他的小說繼承了古典武俠技擊小說的寫作傳統，又能以現代手法對傳統進行大膽的技法與思想革命，開創了“新派武俠”的風格，與他從小接受中西融合的教育滋潤分不開。
2000年，《收穫》發表他封筆多年後寫的一篇懷舊自傳體文章《月雲》。他以查氏家的二少爺“宜官”的角色，以清麗婉轉的筆調抒寫童年的自己，也傾吐對小丫頭月雲這類弱小人物的哀傷之情。文章的最後，這位已名滿天下的大作家說：“金庸的小說寫得並不好，不過他總是覺得，不應當欺壓弱小，使得人家沒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極大的痛苦，所以他寫武俠小說。”
有人說，家國奠定了他小說的底色，悲憫決定了小說的高度。這悲憫裡的第一筆，為童年的小月雲所書。
筆下最好的人是湖南人
1942年冬天，18歲的他來到了湘西瀘溪的一個農場。命運將他意外地拋進了這個偏遠的美麗邊城。
抗戰爆發，他成了千里流亡的少年，準備孤身一人去重慶讀書，一路輾轉到了湘西，盤纏所剩無幾，好在當地一位同學帶他去了自己哥哥開辦的一個農場。他在農場一邊幹活 一邊複習功課，直到1943年初夏才離開。
1945年，他因為第一次辦刊失敗而正處於困苦之際，正遇上湘西那個同學的哥哥有事到了重慶，邀請他再去湘西幫助經營農場，還承諾只要等農場開墾出來種上油桐樹，就送他出國讀書。這當然令他心動。不過他提了一個條件，湘西偏僻，時間長了會寂寞，他要帶同學餘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須和他一樣。對方爽快應允，他和同學捲起鋪蓋就走，直到1946年初夏才回到故鄉。
湘西時光令他終生回味。1957年，他在香港《大公報》刊發的一篇隨筆中回憶：“抗戰時我曾在湘西住過兩年，那地方就是沈從文《邊城》這部小說中翠翠的故鄉，當地漢人苗人沒一個不會唱歌，幾乎沒一個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對於他們，唱歌就是言語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們一齊圍著從地下挖起來的大樹根烤火，一面從火堆裡撿起烤熱了的紅薯吃，一面聽他們你歌我和的唱著，我就用鉛筆一首首的記錄下來，一共記了厚厚的三大冊，總數有一千餘首。”
他一輩子沒有忘記在他困苦時，那些熱情的伸過來相扶的手意味著什麼。他一次次在他的筆下重溫湘西，那不是書本上毫不相關的地名，而是給過他光與熱的溫暖之地。湖南的風俗習慣也在他的書中留下烙印。《飛狐外傳中》胡斐過五嶺入湖南，在衡陽的飯館吃飯：“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飯，筷極長，碗極大，無菜不辣，每味皆濃，頗有豪邁之風。”
這還不夠。他把筆下最好的人給了湖南人，也把最喜歡的小說家頭銜給了湖南人:“我的小說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實樸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對人很體貼的狄雲，湘西沅陵一帶人……”最好的女人，指的則是《飛狐外傳》中洞庭湖邊的程靈素。他說，這位姑娘相貌並不好看，但很聰明，內在非常美，個性非常好，對愛情很忠誠，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現代作家中間，人家問我最喜歡哪一個?我說喜歡一位湖南作家沈從文。我從小就喜歡看他的作品，到現在還喜歡。”
說起來，其實他和湖南人的緣分來得更早些。
八歲那年，他無意中看到了武俠小說《荒江女俠》，從此迷上武俠小說，也成了當時大名鼎鼎的武俠小說家平江不肖生的粉絲。平江不肖生是湖南平江人，他創作的《江湖奇俠傳》被視為近代武俠小說的先驅，根據該書一段故事改編的電影《火燒紅蓮寺》風行一時，開中國電影武俠神怪片之先河，也引發了武俠文學的創作熱潮。他在上海出版的《紅玫瑰》中讀到《江湖奇俠傳》，在《順探世界》雜誌上讀到連載的平江不肖生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俠義英雄傳》，都很入迷。湖南人在他心裡播下了武俠小說的種子。抗戰中,他和師生們逃至一個叫碧湖的小鎮，當時負責守禦錢塘江以南一線的就是湖南部隊，師長是湖南寧鄉人，兩個兒子都在碧湖讀書，跟他是同學，還帶他去部隊看操練。湖南士兵們打仗英勇，他覺得他們很了不起。
正在長身體也在長靈魂的年紀裡，他身處戰火動亂的人世間，汲取到湖湘之地的豪傑之氣，人間真情。他的家國底色裡，調著一筆濃郁的湖南人的生命精神與氣質。
在千年書院， 他找到了浙江與湖南的共通點
2000年9月24日，嶽麓書院的“千年論壇”，迎來了76歲的他。
他謙虛，低調，稱自己坐在那裡有點“戰戰兢兢”，也開玩笑：他的好朋友黃永玉到這裡講過，“他講得，我也講得。” 他們是香港《大公報》的同事，黃永玉稱他很可愛，很溫和，也是很有魄力的人，覺得他最後變成一個武俠小說的著名作家，可惜了。
他可不可惜?他的武俠小說對於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此時，距1984年大陸第一次出版他的《書劍恩仇錄》已過去了16年。1972年他已封筆不再寫小說，但他的小說暢銷30多年後，內地讀者才驚喜地發現了一塊新大陸。不到一年時間，他的全部武俠小說在大陸全部出齊，到1992年，他的作品的總印數已經高達478.8萬冊，至於瘋狂盜印的數量，已難以計數。
數十年來，人們對其小說的雅俗之辯紛紛紜紜。但在改革開放40年的這個節點上，人們最不能忘懷伴隨第一波開放春風吹進內地的他和他的作品所標記的那個時代。他筆下種種人性與世事的複雜多變給習慣了非黑即白二元世界觀的國人以巨大的衝擊，誠如評論者所說，“它就像是一根撬棒，撬開了個人對自由人性的追求。”
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曾經回憶，當年他正給1981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個學生告訴他，幾乎全班同學、特別是男同學都迷上了一個叫“金庸”的作家，輪流到海淀一個書攤用高價租他的小說看，並公認其作品比他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錢理群一開始懷疑這或許只是年輕人誇大其辭的青春閱讀興趣，但當他在苦悶中拿起金庸的小說後，卻發現自己再也放不下了。《倚天屠龍記》中那句“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憐我世人，憂患實多”讓他“突然有一種被雷電擊中的感覺”。他將這句話抄下來寄給他的一名研究生，但巧的是，這名年輕的研究生也想到了這句話，並且把它抄在牆上。“這種心靈的感應，我相信不僅發生在我和這位學生之間，發生在我們與作者金庸之間，而且是發生在所有的讀者之間：正是金庸的小說把你，把我，把他，把我們大家的心靈溝通了，震撼了……”
“對這樣的震撼心靈的作品，文學史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能夠視而不見，摒棄在外嗎?”在2007年的杭州大學金庸論壇上，錢理群如是發問。他的願望，則是“希望死後一百年，兩百年，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說，我就很滿意了。”而早在1989年，《紐約時報》就曾這樣評價他：“對中國讀者來說，金庸就像是一個人構成的文學運動，與其說他是一位作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文學類型。”
2018年10月30日下午，94歲的他含笑而逝。湖湘山水有靈，記得千禧年的那個朗朗秋天，以正好的秋日陽光送他歸根。
18年前在嶽麓書院，他以溫軟的浙江口音緩緩開講。他談湖南的學術傳統、浙東學派，認為湖湘文化與浙東文化有一個很接近的地方，就是“實用”：“研究學問是要來用的，不是就專門做學問。”
浙江與湖南，一個是其生命之根本源泉，一個是其生命之重要驛站，他找到了彼此文化的共通點。而在百年中國白話文學史及新聞史的地圖上，他的出現和離去，都將有更多的意味深長。
人物檔案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鏞，生於浙江省嘉興海寧市，1948年移居香港。當代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1948年，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1959年金庸等人於香港創辦《明報》。2000年獲得大紫荊勳章。2009年9月被聘為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同年榮獲2008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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