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6日清晨，一個騎自行車的男青年，冒著騰騰霧氣，急馳在207國道上。小夥子叫劉和慶，是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磚橋村農民，正急趕路到紀山村去幫工蓋房。當他行至207國道1076.5公里處時，猛地瞥見路旁池塘裡隱浮著三條鼓鼓囊囊的麻袋，會不會是夜行貨車上的物資落下去，滾進了魚塘中？他一邊琢磨著，一邊停車捲起褲腿，下到水裡，把一個麻袋拖到身邊，用手一捏，“嗬”！軟綿綿的。頓時，一股神秘、恐怖的感覺襲上心頭。這時，恰逢四方鄉村民劉士兵、餘明成和一群築路民工也路過此地，大夥兒圍上來七手八腳地解開麻袋，裡面衝出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接著，便看到一條人的大腿……劉和慶等人飛車趕到四方派出所報案。
上午9時許，荊門市公安局副局長田文政、刑偵科長曹裕庭帶領偵查員和沙洋分局的偵察員相繼趕到現場。偵查員們發現，三條嶄新麻袋中分別裝著兩具女人的屍塊。經拼接，兩具女屍的肢體基本完整，但沒有兩人的頭顱。經仔細勘查：
第一具屍體的年齡在60歲上下，身高1.5米左右，體形瘦小，上身穿一件白底藍色方格襯衣，下身穿一條藍色針織絛綸長褲，腳穿黃色絲光襪。左手食指、中指處呈黃色，有抽菸習慣。其長褲兜裡裝有一張從四川梁平至萬縣的公共汽車票，上面蓋有“8月31日9時50分”的戳記。
第二具女屍的年齡為40歲上下，身高1.60米左右,體形肥胖。上身穿墨綠色柔姿紗襯衣，襯衣口袋內裝有萬縣至沙市的輪船票、四川梁平的粗糧票和一張寫有“件”、“尺”、“元”等文字的電報紙。
除此之外，還有犯罪分子用來包裹屍體的浴巾、絨、白布條和塑料薄膜。然而，所有這些，均不能證明死者身份。負責指揮現場勘查的田文政副局長說：“這真是一起無頭的無‘頭’案”。
當天下午，荊門市公安局局長吳方清主持召開了案情分析會，會一直開到深夜，經反覆分析，大家認為：
1、從死者的穿著、打扮及身上發現的車、船票、電報紙上記載有“件”、“尺”、“元”的字樣來看，她們可能系四川境內從事布匹一類生意的人。
2、中心現場地處公路交通要道，過往行人、車輛較多,不具備作案條件，此處不是第一現場。從死者攜帶的船票是在沙市起點、犯罪分子用來包裹捆託屍塊的物品多系棉布條、絨布和浴巾等紡織品看，殺人碎屍現場可能在紡織工業比較發達距拋屍現場只有20多公里的沙市，案犯可能與紡織業有關。
3、罪犯殺人後，有充足的時間肢解、捆紮、包裝屍體，而且屍表乾淨，因此，在室內作案的可能性大；包裝均用針線縫合，所以，有女人參與作案的可能。
4、根據死者胃內食物消化程度判斷，是飯後2至3小時遇害。從屍體腐敗程度判斷，遇害時間在5日上午9至10點鐘。
根據以上分析，吳局長當即拍板兵分兩路：由刑偵科科長曹裕庭率一支隊伍赴沙市，向沙市市公安局通報案情，請求協助配合，以期發現蹤跡;派偵查員程昌雄、廖澤平赴四川梁平，核查死者身份。
南昌曝出兩顆頭
1988年9月8日傍晚，由北京開往南昌的148次列車到達了南昌站。21時，南京6組列車員王本道進入了7號車箱接班時，發現7、8、9號座位下有一條麻袋，不知裝的是什麼東西，隨即向車長章旭報告。於是章、王二人把麻袋拖出來，將麻袋扎口繩索剪斷，見裡面還有一草綠色帆布袋，再解到裡面，又露出一塑料編織袋……車長章旭頓生疑竇，趕緊叫來乘警曾海林，由曾打開了最後一層白色塑料袋，發現裡面竟裝著兩顆人頭！
上海鐵路公安局南昌分局、南昌市公安局和江西省公安廳接到報告後迅速派出刑偵、技偵人員及有關領導趕到現場。經勘查：
一號頭顱:60歲左右，髮長12cm(有白髮)，單眼皮，有7顆假牙並呈黃色，與抽菸有關，頭部多處損壞。
二號頭顱：40歲左右，黑髮，髮長9.5cm，單眼皮，小鼻子，面部脂肪豐富，整個頭皮及顏面的軟組織均未見損傷。
經法醫鑑定：兩名死者死亡時間相同，約有5天左右；一號頭顱系腦嚴重損傷而死，二號頭顱系窒息死亡；兩名死者均系O型血。
此外，裹紮兩顆頭顱的包裝除麻袋、帆布袋、塑料袋外，還有舊單人沙發枕巾、黃底大花舊雙人枕巾、灰色黑隱條紋女長褲、白底小紅花鬆緊帶女短褲各一條……
此係一特大殺人碎屍案無疑。
為此，1988年9月9日上海鐵路公安分局向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發出了“協查通報”，並組織150名鐵路公安幹警沿鐵路線，全面展開偵查，以期發現線索。
上海鐵路公安局的《協查通報》很快到了湖北省公安廳，繼而到了荊門市公安局。屍首異地，相距千里，會不會是同一起案件呢?荊門市公安局上至局長、下至一般幹警都在關心和思考這個問題。
9月11日下午，荊門市公安局接到省公安廳的通知,當即派出法醫陳衛東和一名刑警奔赴南昌，提取兩顆人頭。
在公安部的統一協調下，由湖北省公安廳牽頭，9月14日在荊門召開了聯席會議。與會者有風塵僕僕趕來的上海、南昌、武漢鐵路公安機關的負責同志，以及湖北省公安廳刑偵處處長單幫桃、荊州地區公安處副處長張家會、沙市市公安局副局長劉安林、荊門市公安局局長吳方清、副局長田文政，還有各地刑偵負責人。會議由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艾漢金主持。
會上，南昌、荊門兩地分別介紹了案情，法醫進一步對兩地的屍塊進行了人體結合。與會者一致認為，南昌和荊門兩地的屍塊無論從死者年齡、遇害時間，還是從犯罪分子用於包裝屍塊的材料和包裝方法等方面看，都有相似之處，同屬一起案件。最後，艾副廳長決定：此案由荊門市公安局受理，各有關公安機關加強協助，力爭儘快破案。
梁平覓蹤
偵查員程昌雄、廖澤平接到查明死者身份的任務後，一路乘船溯江而上，首先到了四川萬縣市。他們在當地公安部門的配合下，遍訪全市10餘家旅社，均未發現8月底9月初有一瘦一胖、一老年一中年婦女投宿。於是又馬不停蹄乘車直奔梁平縣。
當程、廖二人向梁平縣公安局的同志出示了從死者身上掏出的那張汽車票後，梁平縣公安局馬上出動幹警，深人各居委會，“對號入座”。
程、廖則來到梁平縣小商品市場，他們發現攤子上有賣與死者身上穿著同樣的衣料。於是小程上前與商販們攀談起來。
“你們這些商品是從哪裡進來的？”
“上貨的位置多著呢，上有重慶，下有宜昌、沙市、武漢。”
“最近有人去沙市進貨嗎?”
“咋沒有?”幾個攤販板起手指一算就舉出7、8個。
“有沒有一個四十多歲胖胖的女子？”程昌雄進一步問。
“有！”一個商販答。“雷發玉前幾天就下沙市了，還沒回來呢。”
“雷發玉”?程昌雄又問了一句，轉身就往公安局走。殊不知，這時雷發玉的丈夫——縣煤建公司會計鄒祥珍已聞訊坐在刑警隊的辦公室裡了。
當程、廖向鄒出示在荊門境內發現的碎屍照片和遺物時，50多歲的鄒祥珍一眼認定胖子就是他47歲的妻子雷發玉，瘦子是雷的同母異父姐姐嚴家玉，時年62歲。鄒祥珍痛不欲生。當地派出所的同志又馬上通知嚴家玉在梁平鎮職業中學教書的兒子陳平……
陳平一見慘不忍睹的照片和遺物，嗆天哭地，點頭認定是其母親。
原來鄒的妻子雷發玉是梁平縣中城區天竺鄉供銷社的承租經理，1988年7月2 8日，鄒雷夫婦一同到四川豐都出差，當晚，雷發玉在豐都縣政府招待所與一30多歲的婦女同住一室。那女人自稱張萍，是湖北省沙市荊沙棉紡廠勞資科幹部，並說，沙市的棉布便宜，她這次出差就是推銷棉布的。正好，雷發玉想為供銷社進一批白布。於是，兩人越套越近乎,越談越投機，雷表示，回梁平後，立即籌措資金，親赴沙市進貨；張萍說，她還要到重慶辦點事。第二天分手時，兩人相約8月下旬在梁平碰頭，同去沙市。鄒祥珍繼續介紹說，8月30日下午6點多鐘，他的家中來了一男一女兩人，男的35歲左右，中等個頭，團團臉，膚色白黃，身體比較壯實，穿著也挺講究；女的30多歲，身高1.58米左右，不胖不瘦，嘴唇稍厚，臉色臘黃，象有病的樣子,但打扮得比較洋氣。
經過介紹，鄒祥珍才知，那女的就是老雷豐都邂逅的張萍，男的初次見面，是湖北當陽紫蓋貿易公司的胡遠祥。
寒喧幾句後,胡遠祥從一黑色人造革提包中拿出白布樣品，老雷一看大喜，當即下廚做飯。
席間，胡遠祥說，豐都還有一筆石臘生意要做，他必須跑一趟豐都。雷發玉卻要求第二天就啟程。張萍強調，先給豐都發一封電報說明情況，次日上午出發。酒足飯飽之後，雷發玉又領著胡、張二人去郵局發電報，然後，目送他們兩人進了北門供銷旅社，才轉身回家。
於是，對此深信不疑的雷發玉當夜約好在街上擺小百貨攤的姐姐嚴家玉作伴。這樣，他們一行4人便於8月31日上午9時50分乘車去萬縣搭船。雷發玉出門時身上帶有從銀行借貸的15000元現金和自己家中的現金數百元，嚴家玉也帶有500多元現款。
最後，鄒祥珍告訴偵查員：嚴家玉有一表親叫文豐，快60歲了，在沙市環衛所工作，住張家三巷副57號，她們商議到沙市後，準備住他家。
訪問告一段落,偵查員離開鄒家，直奔北門供銷社，果然找到胡遠祥為自己和張萍親筆填寫的住宿登記卡。接著，他們又在郵電局複印了胡遠祥拍往豐都的電報稿。
沙市尋蹤
當程昌雄、廖澤平跋涉於巴山蜀水之時，刑偵科科長曹裕庭正帶著一班人馬，坐鎮沙市。
在湖北省沙市市公安局的密切配合下，他們一方面召集派出所長、內保和居委會幹部會議，公佈案情，展示死者肢體、衣物照片，出示包裹、捆紮屍塊的麻袋，塑料布、浴巾、棉紗等現場遺留物，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另一方面，組織偵查員分別深入到有關廠家進行調查。
經過調查，雖然發現現場遺留的諸多物品都與沙市的部分廠家、商店有關，但卻沒有發現具體與誰有關，正當曹科長陷入一片迷茫之時，忽聽剛從四川調查歸來的程昌雄說，死者在沙市張家三巷副57號有一個叫文豐的親戚。於是，他們趕緊來到了文豐家。
據文豐反映：
9月1日上午，他們收到了表姐嚴家玉從萬縣發來的電報，說是8月31日下午5時啟程赴沙市，並請文豐9月I日晚10點左右到碼頭迎接。
於是，當天晚上10點，文豐夫婦和大女兒文紅梅3人準時趕到了碼頭，當他們接到嚴家玉後，才發現同行的還有三人，一個是嚴家玉的同母異父妹妹雷發玉，另兩人為一男一女,也是生意人。
嚴雷二人見到前來迎接的親人後，就與那一男一女話別了，並相約次日見。接著，只見那一男一女登上一輛東區飯店接旅客的大客車。
文豐回到家裡，才知表姐是來沙市進白布的，那一男一女就是牽線人。
第二天下午，那個男的應約而來，將兩姊妹帶去看貨，直到傍晚，姊妹倆才返回文豐家中,並興奮地說：她們到了一家棉紡廠，看到了好多好多的白布，那男的還請她倆在餐館吃了一頓飯。
9月3日上午8點多鐘，那個男的又來說，提貨已沒有問題，只是還沒找到運貨去碼頭的汽車。到了9月4日的上午9點多鐘，那男的來說，已租了一輛卡車,馬上就到棉紡廠辦提貨手續。兩姊妹就這樣離開文豐家。文豐說完，偵查員又詳細詢問了一男一女的體貌，與鄒祥珍介紹相吻合。偵查員們又趕到荊沙棉紡廠調查，而荊沙棉紡廠根本就沒有胡遠祥、張萍二人，更不曾有兩個一胖一瘦的女人9月初到布匹倉庫看過貨。
紫蓋貿易公司之謎
由於沙市方面的線索已經中斷，刑偵科副科長楊忠銀和剛從四川調查歸來的偵查員廖澤平一道又匆匆趕到了當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徹底查清胡遠祥、張萍二人在四川梁平等地住宿時，所使用的湖北當陽紫蓋貿易公司介紹信的來龍去脈。
在當陽市公安局的協助下，楊、廖二人翻遍全市貿易公司登記底冊，卻不見紫蓋貿易公司的名字。這時，當地公安部門的同志提供說：在本市半月鎮，有一個叫紫蓋的地名。於是，他們又火速趕到了半月鎮。
楊、廖二人在半月鎮派出所李所長帶領下，從半月鎮一個幹部那裡找到了一枚已經作廢的“湖北當陽紫蓋貿易公司”的印章，由於幾易其手，卻不知這枚印章是誰交上來的。接著，他們又帶上印章到幾里路以外的鄉下找到一名刻章人，據刻章人回憶，這枚印章是1985年一個叫金天成的人持鎮政府介紹信來找他刻的。
按照刻章人的指點，楊、廖二人找到了是年26歲、在當陽市玉泉鎮東風飯店旁邊開個體餐館的金天成。
經金天成證實：他於1985年4月經當時鄉政府批准，辦了家庭公司，自任經理，取名湖北省當陽紫蓋貿易公司，實際上只有妻子、丈人和兩個小舅子4名成員。公司辦起來後，他刻了公章，還從當陽市新華印刷廠購買了一本介紹信和一本合同書，可公司只經營了5個月就倒閉了。
當偵查員問及紫蓋貿易公司介紹信的去向時，金天成說出一個原由：
紫蓋貿易公司開業不久的一天，金天成去沙市長途汽車站旁一家電影院進貨。等候時，在電影院門口遇到一個操河南口音的中年人，他問金到沙市幹什麼?金說，進黑白電視機。那河南人馬上說，他就是來沙市推銷電視機的。於是，那河南人把他帶進一家賓館，房間裡還有一塗口紅的中年女子，河南人說，是他的老婆。接著，便談起了電視機生意。
生意談得很順利。河南人為了證實金天成公司的真偽，執意要親自去看看。於是，他們一行3人當天下午就趕到了金天成的家裡。
河南人看了金天成的公司後，自我介紹說，他叫黃留群，在開封市貿易商行工作；女的沒說名字，只說是在沙市荊沙棉紡廠當工人。於是，金天成當晚湊齊5000元現金，第二天，3人乘火車到了河南開封自街70號黃留群家裡。這時,金才得知黃的家裡有妻室兒女。後因價格問題，電視機生意未做成，金天成就攜款回當陽了。
幾個月後，有一次金天成不在家，黃留群和那個沙市女人突然來到家裡，說是要與金做一筆生意，金家的人便留他們住了一宿。等過了幾天，金天成回來，發現那本介紹信少了10張，所以，他懷疑被那一男一女偷走了。後來，金的公司倒閉時，金將剩餘的介紹信燒了，連公章也交給了鎮政府。
金天成回憶一男一女的體貌特徵，同四川梁平的胡遠祥、張萍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黃留群是地道的河南人，而胡遠祥不帶河南口音。
這樣，又一個新的問題擺在了偵查員面前：黃留群是不是胡遠祥？那女人是不是張萍?
北上開封府
9月19日，兩名偵查員根據金天成提供的線索，趕到了昔日的故都開封。他們先通過當地部門瞭解到：黃留祥，36歲，1985年在開封市電瓶廠跑業務，曾出差到湖北沙市一帶；1987年到開封市衛生局印刷廠跑業務；1988年3月，又到開封市振動器廠聯繫供銷業務。
於是偵查員來到開封振動器廠。據瞭解，黃留群在1988年8月底至9月上旬這段時間沒有出差。如果真的是如此，則完全可以從時間上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可如找不到他,紫蓋貿易公司介紹信失竊並在四川梁平出現，就不能得到解釋，即使黃留群真的不是胡遠祥，也不等於和他同行的那個操沙市口音的女人就不是張萍。
白天，廠保衛幹部傳喚黃留群，卻不知黃的去向。於是，在當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深夜11點半，偵查員敲開了他的家門，不料，也撲了個空。其妻說：黃留群到朋友家喝酒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左等右等，也不見黃留群回家，一位偵查員出門想看看動靜，發現黃的家門口停著一輛自行車，頓覺蹊蹺，逐叫黃妻辯認，證實黃就是騎那輛車出去喝酒的。
車留人溜，使偵查員更添疑雲，當下，便對黃妻進行了詢問。據其妻張玉梅回憶說：“1985年春末夏初的一天，黃留群從湖北帶回過一男一女兩個生意人，並在家裡住過一宿，男的20多歲，好象是姓金；女的30來歲的樣子，記得她姓張，叫張啥珍，中間一個字俺忘了，但她媽叫劉秀英，俺記得，聽說在沙市一個醫院的幼兒園裡當幼師。”
“她媽媽的名字你咋記得這麼清楚?”偵查員不覺詫異地問。
張玉梅回答說：“因為俺的媽也叫劉秀英，一字不差。”
沒想到，黃留群沒有候到，卻又牽出個劉秀英。
劉秀英和她的兒女們
9月20日清晨，一個電話從河南開封打到了荊門市公安局，局領導立即指示坐鎮沙市的偵查組，迅速查找一個叫劉秀英的人。
楊忠銀帶領偵查員先從沙市市公安局戶政科的戶口卡中查出了24個叫劉秀英的，但均與此案無關，又跑遍了沙市所有的醫院，終於在夕陽西下時，從二醫院下班的人流中找到了要找的第25個劉秀英。
50多歲的劉秀英不愧是當幹部的，在知道了對方身份後，毫無拘束地和偵查員邊走邊談：“我有5個孩子，3女2男，大女兒張家珍，今年38歲，是沙市絨布廠的職工；二女兒張國珍，32歲，在荊沙棉紡廠當工人；三女兒叫……”
楊忠銀越聽越興奮，差一點將“找到了”3個字說出聲來。他想，河南開封黃留群的妻子張玉梅不是說到過她家的女人叫“張啥子珍”嗎?四川梁平的鄒祥珍不也說那張萍是荊沙棉紡廠勞資科的幹部嗎？看來，到河南開卦去的就應該是張國珍了！果真如此，張國珍也就應該是張萍。
接著，楊忠銀又問了問張國珍的近況。
劉秀英說，國珍已離婚好幾年了，由於有病，很長時間沒有上班，一直在家“吃勞保”。最近，她的情緒不太好，和姐姐一起外出了。
……
經調查，張國珍確如其母親說的那樣，已於9月7、8號外出，有作案時間。難道她是畏罪潛逃嗎？
於是，偵查員們又帶上張國珍的照片，再次上河南下四川，請黃留群的妻子張玉梅和死者雷發玉的丈夫鄒祥珍等人辯認，結果又令偵查員們大失所望，張國珍不是張玉梅見過的那個叫“張啥珍”的女人，也不是鄒祥珍見過的那個“張萍”。
剛剛發現的線索，頃刻之間就被切斷了。無疑是給偵查員們澆了一瓢冷水，使他們從一時的衝動中冷靜下來，去追尋新的線索。
“張萍”現形
儘管張國珍可能確實未去四川、當陽、開封,但她的作案嫌疑並不能完全排除，那麼，誰又是真正的張萍呢?偵查員很快想到了張國珍的姐姐張家珍。
據沙市絨布廠的保衛幹部反映：張家珍在廠裡表現不好，愛打扮。近年來，長期請病假，有班不上。
偵查員們又找到張家珍的父母進行了詢問，瞭解到：9月4日晚8時左右，張國珍在父母家裡看電視，其姐姐張家珍突然找到她，二人在一起嘀咕了一會，張家珍就把張國珍拉走了。
張家珍在沙市電冰箱廠工作的弟弟也反映：1986年夏天，他在沙市新橋一帶看到姐姐與一個男的在一起，說是做一筆瑪瑙生意；後來在江陵街上也看見姐姐和那男的擺攤賣跳刀，聽那男的吆喝，好象是四川口音。
偵查員又找到張家珍的丈夫，其夫也說：張家珍自9月4、5號外出後，一直沒有回家。
越調查，張家珍的嫌疑越大。經沙市方面做工作，徵得張家珍父親的同意，一張張家3姊妹的合影照片擺在偵查組的辦公桌上。經翻印，馬上由3個調查組各持一張照片，一組去當陽；一組二上開封；一組三下四川。
梁平的鄒祥珍見到那張合影照，立刻指著中間的張家珍說：“她就是張萍！”開封黃留群的妻子和當陽的金天成也毫不含糊地確認，照片上的張家珍就是他們見到過的那個操沙市口音的女人。
胡遠祥露出狐狸尾巴
張萍現出原形，使偵查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可誰是胡遠祥呢?為了解開這個謎，偵查組決定，繼續通過張家珍的社會關係打開缺口。
當偵查員杜學剛、張紀衛再次找到張家珍的丈夫、弟弟、鄰居和同事時，他們都反映，張家珍確實和一個操四川口音的中年男子在一起做過生意，那男子的體貌、年齡與胡遠祥相似，至於是不是叫胡遠祥，誰也拿不準。一連幾天，偵查工作進展不大。
11月8日，當偵查員們繼續調查訪問時，沒想列，張家珍愛人的妹夫彭延兵卻提供了一條很有價值的線索，他說：“1987年10月的一天，張家珍帶著一個30多歲的男人找到我，要聯繫購買一批自行車。我當即給沙市自行廠經銷部的劉德震寫了一個便條，後來聽說劉德震幫他們解決了300輛。”
緊接著，杜、張二人到沙市自行車總廠經銷部，找到了劉德震。劉回憶說確有其事。當時，那男的說是河南周口五交化公司的，看起來30多歲年紀，中等個頭，比較壯實，好象還簽了一份購銷合同的，合同上有那個人的親筆簽字。
劉德震找出那份合同，上面的簽名正是“胡遠祥”。合同書下面還附有一份1987年10月27日河南周口五交化公司黎東喜購自行車300輛的“產品銷售儲運通知單”。
偵查組如獲至寶，迅速派刑偵科副科長熊彪和偵查員陳振新、杜學剛3人當夜乘火車趕赴河南周口市。
在周口市公安局協助下，偵查員很快從五交化公司找到了業務聯繫人黎東喜，黎說，1987年10月，胡遠祥確實幫他從沙市聯繫了300輛自行車，事後還付給2000元好處費。記得胡遠祥當時說過，他有一個叫王亞東的戰友，在周口地區外貿局工作。
偵查員們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在周口外貿車隊找到王亞東，當他們問起胡遠祥時，王亞東竟脫口而出：“這個人在部隊和我是同班戰友，我們都在北京總政管理局汽修廠服役。那時，他的名字叫龍德江，是四川名山縣人，1975年退伍。1987年10月，他帶著一個女人突然來周口找我，並說已改名叫胡遠祥。”
偵查員當即出示了張家3姊妹的照片，王亞東一眼辯認出張家珍就是龍德江帶到周口的那個女人。
末了，王亞東從抽屜翻出龍德江與他在部隊的合影照片，還找到了龍德江親筆為他開的一份中藥處方箋。經鑑定，中藥處方箋上的字跡與胡遠祥在各地留下的字跡均屬一人書寫。
於是偵查組又派熊彪等3人先後到北京、四川名山等地，查明瞭龍德江長期流竄在外，以做生意為名，行詐騙之實,曾於1982年被判刑2年的大量犯罪事實。
擦不盡的血跡
11月28日，失蹤2個多月的張國珍在沙市荊沙棉紡廠一露面，就被請進了沙市市公安局，繼而轉到了荊門市公安局。偵查組立即對張國珍進行訊問，可她一口咬定，9月初就與姐姐一同外出到了廈門等地。當偵查員追問在廈門什麼地方住宿時，張國珍又吞吞吐吐、閃爍其詞。一連4天訊問，她都避談實質問題，態度十分強硬。
偵查員們一致感到，對張國珍的訊問之所以陷入僵局，關鍵是沒有掌握她的有關證據。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於是，刑偵科長曹裕庭和偵查員杜學剛再次趕到沙市，瞭解到，張國珍雖與前夫離了婚，但兩人藕斷絲連，暗中仍有來往，張國珍還先後兩次做過人工流產，其前夫可能知道一些內情。
根據這一推測，偵查員將張國珍的前夫請進了沙市公安局。據其前夫反映，張國珍在荊沙棉紡廠有一套住房。10月中旬的一天，他準備把張國珍家中的電冰箱搬回去，結果家裡沒有人，他就從陽臺上翻進去，發現屋內地板上剛刷了油漆……
接著，曹、杜二人又找到張國珍在荊棉子弟小學上學的女兒，其女也證實：學校開學後不久的一天，媽媽剛從外地回來，就一個人在家裡用油漆刷地板和牆壁。
難道張國珍在荊沙棉紡廠的宿舍就是殺人碎屍的第一現場?不然，她為什麼獨自一人在家裡刷油漆呢？
12月2日上午9時，偵查組在沙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和荊棉派出所的配合下，對張國珍的宿舍進行了搜查。
一進門，偵查員們就發現，室內地板、牆壁上確實刷了一層油漆，床上的衣物堆放得亂七八糟，沙發上的絨布也被剪得破爛不堪。仔細勘查，從沙發和牆壁上發現了少量血跡，再用鑿子敲下地板縫隙邊緣的水泥塊，也含有人血。經檢驗，屬“0”型人血，與兩名死者的血型一致。偵查組據此認定，張國珍的宿舍就是殺人碎屍的第一現場。
12月3日，偵查組再審張國珍。在鐵的證據面前，張國珍的防線徹底崩潰，終於淚眼汪汪地交代了與龍德江、張家珍一起，於9月5日上午9時將嚴家玉、雷發玉騙到自己宿舍殺害碎屍，當晚租乘三輪摩托車將其軀體拋到荊門市境內，接著返回沙市租乘一輛小臥車，將頭顱運往武昌，拋到北京至南昌1488次列車上，而後攜搶來的1.6萬元現金潛逃的犯罪事實。
法網恢恢
1988年12月17日，一張張附有龍德江、張家珍照片的通緝令，從公安部飛往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一場追捕特大殺人碎屍案案犯龍德江、張家珍的戰鬥開始打響。偵查員們未能洗去身上的征塵，又分赴各地，對龍德江、張家珍可能藏身的一切處所進行了嚴密的布控。
花開花落、冬去春來。時間到了1990年2月9日，逃匿達17個月之久的張家珍在其父親的帶領下，突然到沙市江北農場芭芒派出所投案。荊門市公安局接到電話後，連夜將其提回審訊。
張家珍在交代了殺人碎屍的全部過程後說：“我和龍德江二人於1989年初逃到了貴陽市平壩一帶的煤礦做臨時工，這次回沙市主要是想見見自己的孩子。臨行前，龍德江叮囑我，務必在15天以內返回煤礦，逾期不歸，他就要離開那個地方。”
2月12日下午5時，楊忠銀、梁久成、劉德泉、周立經過一個晝夜的奔波趕到貴州省公安廳，刑偵處陳振強科長自告奮勇帶著偵查員們，連夜對平壩一帶的大小煤礦逐一檢查。直到次日清晨，終於在花溪區馬林鄉野雞巖煤礦附近的一間窩棚裡，將熟睡中的龍德江一舉擒獲，當即從床沿和枕頭下面搜出斧頭、菜刀各一把。面對突如其來的偵查員，驚魂未定的龍德江耷拉著腦袋哀嘆道：“我已經收拾好了東西,正準備今天離開這裡，沒想到你們來的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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