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刀笔”又代指诉讼文字，书写狱讼文字的笔事关生死，便被赋予了刀锋般的寒意与杀气。明沈鲸《双珠记·协谋诬讼》说：“吾刀笔山可颓，倾人家命如覆杯。”足见“刀笔”的凌厉与威力
夏芒
法学学者
古代中国，讼师称谓前常被冠以“刀笔”。
“刀笔讼师”的绝技，其实也是逼出来的。
相比古代西方，希腊和罗马等城邦国家实行的是集体审判制，法院的审判员，都是从公民中临时拉来、抽签选定的。他们对法律和案情大多不甚了解，需要倾听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做充分的陈述和辩论，然后以投票方式决定裁判结果。所以，头脑清晰、口齿伶俐、精于讼辩的诉讼代理人，从一开始就被允许参与审判活动，并很快演变出专业化的律师行当。
中国的讼师就不同了。中国古代审判基本上是一人独断。“青天”问案，只许“供述”，不许“狡辩”，自然不会允许讼师在一旁帮腔。
讼师不能步入公堂参与面对面的舌辩，多数时候，只能退到幕后，透过纸墨，用一支笔来替当事人打“笔墨官司”，进行笔端的白刃战。渐渐地，这枝笔便磨砺成锋利无比、字字见血的“刀笔”。
讼师的“刀笔”有多厉害？有一本叫做《刀笔余话》的史料，专门“评点季清讼师事略”，对清末这些“刀笔”能手的经典案例一一进行整理分析。其中记载的一则事例颇耐品读。
清末江苏吴中(今苏州一带)有位邑绅，爱女待嫁，却突遭横祸，被当地一无赖入室强奸，所戴金镯也被抢走。事后，其女“痛欲自戕”，险些自杀身死；邑绅“愤懑异常”，捕得无赖，准备送到郡署，“必欲置之死地”。
就在扭送无赖之前，邑绅犯了犹疑。
按理说，此案人证俱获，应当尽快见官。然而，这毕竟不是小案，如果正式报官，官府需要建立文档，所以事主不能只凭口说，必须按要求呈上相应的状纸，向主审“青天”禀明案由。可是这样一来，女儿被污一事可就成了白纸黑字留在世间，有沾女儿的名节啊。而且，那时的法律不比如今，对于强奸案，并没有对涉及当事人隐私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公堂断案动静很大，过程极尽张扬。状纸一但当众宣读，邑绅颜面尽扫，家族也要蒙辱。出于上述顾虑，邑绅提笔，“不忍明言逼奸情形”，思来想去，陷入投鼠忌器的纠结。
邑绅原是位读书人，腹中毕竟也有些文墨，心里思忖着，既然状纸是写给官府看的，官员也都是有文化的人，自己不妨在状纸中尽量将事情写得含蓄些，而且尽量使用老百姓听不懂的文言辞句，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免得日后一传十、十传百，成为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内容。用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好歹也算是给女儿和自己留些体面。于是就“之乎者也”地写成状纸一张，当涉及到最敏感的核心内容时，邑绅只用了“揭被勒镯”四个字，试图将犯罪过程一笔代过：“勒镯”，意思是逼抢金镯；而“揭被”，则是用比较含混的表述，暗示歹徒施暴强奸。邑绅这样写完，重读一遍，反过来又有些拿不准，唯恐自己的表述不够清晰，不能将无赖治以死罪。
邑绅找到当地李讼师，向他讨教。
李讼师拿过状纸一看，首先称赞邑绅文辞工整，巧妙含蓄，并且安慰邑绅，说以他的办案经验担保，这样的表述，官府不会看不懂。只是在涉及到案情定性的关键情节上，仅凭“揭被勒镯”四字，力度和准确程度确实远远不够。
邑绅连忙纸笔伺候，乞求讼师斧正。
讼师挥笔而就，将“揭被勒镯”词序调换，写为“勒镯揭被”。
不久，此案过堂，宣读状纸时，堂上听审的人们果然听得一头雾水，都被那状中满纸文言绕得不知所云，就连跪在地上的主犯，听得也是直翻白眼。
又不久，此案“状下”，歹徒果然被处极刑。
邑绅赢了官司，报了仇，又替女儿保了密，护住了名节，自然对李讼师重谢有加。只是，他对当初李讼师那四个字的移改仍存不解，于是“询之李某”，一问究竟。
李讼师告诉邑绅：本来，状词中用“揭被”二字作代指并无不当，其含意官府中内行人都懂；只是当“揭被勒镯”四字并用时，其意思就出了问题。
所谓“揭被”，容易被理解成只是歹徒在“勒镯”过程中的一个辅助动作，也就是歹徒为了抢镯子而揭开小姐的被子。这样一来，“揭被”暗指的罪行反而被忽略，原本强奸、抢劫两罪，也就变成了抢劫一罪。“勒一镯”，尚不足以构成“死一人”的重罪。
将四字前后挪移，改为“勒镯揭被”，意思随之变成了“既劫其镯，复污其身”，也就是歹徒先行抢劫，“勒镯”既遂，之后见色起意，又行强奸。这样一改，再无歧义。字面虽仍比较含蓄，四邻百姓难窥其详，但郡署有司确知其意。歹人两罪加身，必死无疑。
“刀笔”，曾是我们祖先们的书写工具。迄今发掘出来的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就是以刀锋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古人在竹木简上写字，修改时也要用到刀具。李贤注《后汉书》云：“古者记事书於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清沈涛《交翠轩笔记》说：“古人刀以书竹简，笔以书缣帛，刀笔自是二物。”
后来，刀笔借指相关文职官员，秦朝的赵高据说就是“起家刀笔”。再后来，“刀笔”又代指诉讼文字，书写狱讼文字的笔事关生死，便被赋予了刀锋般的寒意与杀气。明沈鲸《双珠记·协谋诬讼》说：“吾刀笔山可颓，倾人家命如覆杯。”足见“刀笔”的凌厉与威力。
经历了千百年来的“体制外”生存，中国的讼师们运妙笔于案椟之间，定生死于公堂之上，手中“刀笔”功夫历练得更为精湛。确如《刀笔余话》作者所云：“观其笔下妙文，虽一字一笔，俨若刀剑，足以左右其事，生杀其人。”
閱讀更多 法治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