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越是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这一概念就越明确。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并非源于有关语言的伦理特点，例如，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德意志精神的产物，相反，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在路德翻译的《圣经》里，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最先出现在Ｊ?西拉著《智慧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此后，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语言中，这个词都迅速地带上了它目前所具有的含义，而在此之前，在世俗作品、甚至宗教著作中，连这一含义的暗示都不曾有过，就我所知，这一含义仅在德国的一位神秘主义者的著述中出现过，而他对路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可能是一般的常识。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这种肯定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这的确也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但是，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劳动分工相伴随的是知识分工，劳动分工细化也就有了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作，人们也就有各自的事业。
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在理性这个词被笛卡尔提出之前，人类是没有“理性”的吗？肯定不是。
那么在马斯洛提出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我更喜欢用发现，发现人具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之前，人类难道没有这些“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肯定不是。
马斯洛：
在一个从事劳动的人身上，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属于世界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实在的形体。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一首精美的小诗。他的思想，哪怕他只是一个贫穷的陶工，也是一首壮美的史诗。这首诗，只要他自己才能够看见，或者隐隐约约地看见。
我们工作，完成任务，赚钱或者努力做事获得提升，获得美好生活，有时有没有想过，我们工作，是否仅仅是完成任务呢？
当然，用心做事就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比如完成一幅满意画作之后，完成完善了一个发明创造，打扫卫生干净整洁有序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解决一个问题之后，一项工程竣工验收之后……（有没有一种参与完成一件事的成就感，当然千篇一律的工作并不会什么时候都能够体会到某种成就感，组织管理下达指令也没有完成整个任务之后的成就感大）
事业和工作有时也不是那么容易分得清的（当然长久是能够分清的）。
历史上有太多杰出的人物，也有太多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物，就算没有实现，有责任、有担当、去探求、去追寻等等的人。
毕竟人类记载的历史在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等等中上层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大多出现在这一级）从事的领域的事件。
《人类简史》：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可悲的是，虽然农民勤劳不懈、希望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但这几乎从来未曾实现。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着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维生，还几乎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过活的数量。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
目标简单点，想做一个像什么样的人，
哥伦布和麦哲伦式航海家，伽利略哥白尼式的天文学家，牛顿式的科学家，大卫休谟式的哲学家，塞万提斯式的小说家，亚当斯密式的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达尔文式的博物学家，
像司马迁那样能够撰写史书，像李白杜甫那样写诗，像韩愈苏轼那样写词散文，像罗贯中曹雪芹那样写小说。
像管仲那样执政，像商鞅那样改革，像吕不韦范蠡那样经商，像岳飞李靖那样精忠报国。
像爱迪生似的发明家，像乔布斯那样的创业者
也许这些目标都太过远大，在他们没有成为那样的他们之前，随着成长一个个伴随成长的小目标达成却是可以做到的。
西方中世纪也许一个骑士的目标就是能够被册封为贵族，而且也最底层的贵族。
更具体一点，随着职业职场的扩大，比如想要坐上他那个位子或者职务等等，或者获得职称等等。
如果我们这样说：
君王是一份工作，臣官也是一份工作，领主骑士是一份工作，教士神父也是一份工作。开店铺也是一份工作，做客卿也是一份工作，当农民也是一份工作，当水手也是一份工作，也许当海盗土匪也是一份工作，到军队里面当兵也是一份工作，在“大学”私塾教书也是一份工作，商旅也是一份工作等等。（当然奴隶不是工作，自由民从事的事业才能说是工作）
现在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己从事的是一份工作，一份职业，人类的历史不是简单的阶级对立，和前现代文明有哪些不同呢？
君王是地位的象征，权贵的象征，那么它有没有一点点工作的含义呢？
有，毕竟现在的总统、总理、议员等等更像一份工作，公务员的工作就和其他的工作一样，就是一份工作。
当然工作的地位高低，收入高低还是有的。
过去人们不会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是一份工作，也很难认识到这是一份神圣的职业。
但是释迦摩尼肩负起了某种责任或者上天给他的任务——普度众生
释迦摩尼的顿悟：为了寻求答案——释迦摩尼娶妻生子，衣食无忧直到29岁思维才开始出现焦虑，这次焦虑来源于一场卫国的长期考察，他看到人们饥饿、贫穷、虚伪、欺骗、盗窃、杀戮。
普通民众连生存都是问题，为何还要给自身强加这么多的苦难！
释迦摩尼为了这个问题开始向国内宗教、圣人、贤达寻求答案，可是没有人能解释他的疑问，也没有人能化解民众的苦难！
孔子肩负起了某种责任或者上天给他的任务——想要建立某种秩序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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