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東昇
在筆者看來，導致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慘劇發生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公民規則意識的普遍缺失。
乘車乘過站，乘客劉某竟謾罵、用手機擊打公交車司機，是因為她根本不知道規則為何物，自然也就談不上遵守規則、尊重他人，結果咎由自取、喪命江底，還連累一車人陪葬。
司機冉某也不敬畏規則。如警方所言，公交車司機遇到乘客攻擊，最好的應對辦法是在路邊停車、熄火、報警。然而，冉某為逞一時之氣，竟置一車乘客安全於不顧，愚蠢地與潑婦對打，最終把一車乘客送到了江底。
其他乘客同樣缺乏規則意識。
如果當時有人意識到，公交車正在行駛中，乘客劉某與司機冉某的吵架、對打已對他們的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危險，已觸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及時加以勸解、制止，悲劇或許也可避免。
公民規則意識的普遍缺失，就這樣共同釀成了這起令人痛心的人間慘劇。
公民規則意識普遍缺失，並非僅限於此事，現實生活中，幾乎比比皆是，如排隊插隊，隨地吐痰，橫穿馬路，公共場所高聲談笑，開車打手機、往窗外扔東西、亂鳴喇叭亂超車……如此等等，不勝枚舉，不勝其煩。
公民缺乏規則意識，始於初始教育。
從小學開始，老師便教導我們要向雷鋒同志、白求恩同志、張思德同志學習，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唯獨沒有告訴我們人多時要排隊、公共場所不能高聲談笑、過馬路要走斑馬線之類基本規則，唯獨沒有告訴我們“仁義禮智信”是中華美德，法律是世界規則，做人要學會自我保護、謙遜自律，誠實守信、遵守公德。
許多城市的公交車上貼滿了“講文明、樹新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之類宏大敘事標語，唯獨沒有象發達國家和地區那樣，在公交車醒目處貼上“不得與駕駛員交談”、“滋擾車長乃刑事罪刑”之類警告性提示——而後者，實際上直接關係到全體乘客的生命財產安全。
公交車乃社會縮影。重慶那臺墜江公交車上，乘客劉某無知無畏，司機冉某有權任性，其他乘客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集體冷漠，實際上是社會、人心的某種隱喻。
遍觀當今，發財致富，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無休止的追求，已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價值傾向。以精緻利己為人生準則，以明哲保身為處世哲學，以規避規則而沾沾自喜，以麻木不仁而自求平安，中國式的“聰明”正大行其道。
為社會進步而敢於發聲，為公共利益而挺身而出的不但鳳毛麟角，而且其境遇往往遠不如那些三緘其口、明哲保身的“聰明人”。
如托克維爾所言：“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
人心不古，法律應該有為。
但在一些地方，法律該軟時很硬，該硬時很軟，比如在引導人們遵守規則、保障公交車安全行駛方面，法律本應大有作為卻軟軟綿綿，令人扼腕感嘆。
重慶墜車事故發生後，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汪勇檢索中國裁判網，連夜趕寫了一篇《274份公交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裁判文書分析》，其研究結果令人驚訝。
其一是，從2014年至2018年五年間，全國法院判決的公交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274件，29個省、市、自治區都有此類案件判決，其中遼寧最多，34件，其他依次是廣東、重慶和江蘇，均有20多件。
汪教授統計的只是司法文書。實際上，大量毆打公交車司機案件並未報警、進入司法程序。即便如此，數據也足以說明，公交車已成為近年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高發區，犯罪危害性不容小覷。
其二是，274份司法文書中，適用刑罰大致較輕，其中適用緩刑案件143件，佔52.18%。
毆打行駛中的公交車司機，一般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最嚴重的普通刑事犯罪，最高可判死刑。我國刑法第114條和115條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法律規定如此，法院判決卻一大半以判緩刑了事。反差如此之大，令人深思。
法律對人們行為和社會風尚起著重要的規制作用。但一如汪教授研究結果，如果明顯觸犯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結果卻只受到輕微緩刑處罰，那麼，其社會效果一定是人們普遍蔑視、漠視這一法條。
近年來，乘客為一時之氣毆打公交車司機、搶奪方向盤之類犯罪案件越來越頻繁地出現，與法院對此類案件判決普遍畸輕導向應該有關。
法院輕判，其實也有隱情。
山東於歡案引發輿情後，一審法官接受調查時的一句話道出了箇中奧妙：“如果依法對於歡輕判，被殺者家屬鬧到我家、鬧到法院怎麼辦？”
因為怕鬧事，明知於歡殺人事出有因照樣違法違心重判，因為怕鬧事，明知毆打公交車司機危害公共安全，但只要沒出人命，能緩刑則儘量緩刑。這背後，息事寧人的維穩思維一直在主導著法官辦案。
筆者多次說過，法治的主要功能是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明辨是非、分清對錯、弘揚正氣、打擊邪惡。如果執法、司法淪落到推責任、搞平衡、和稀泥、裝糊塗的地步，則是法治社會的恥辱和悲哀。
總在追求案結事了，總在追求和諧穩定，總在追求鶯歌燕舞。殊不知，追求和諧穩定雖然有時候也能換來表面的風平浪靜，實際上，因法治不彰、是非不分、人心不古、規則不守，一些人早已戾氣淤積在心，一些重大事故、刑事案件早已在某處等候著，一旦遇到合適時機便驚天動地大爆發，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事件即為典型案例，教訓慘重，聞者足戒。
重慶公交車悲劇發生後，有人在為湖南大巴勇士飛腿猛踹肇事者的見義勇為點贊，有人振臂高呼“你不為正義站起來，你就得為邪惡陪葬！”這些見解都有見地都說對，筆者都已轉發點贊。但同時認為，狹路相逢勇者勝，解氣雖則解氣，但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個人素質、個見義勇和制度落地是不同範疇的不同概念，比如，可憐可惡可恨之人自古有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俠舉也不絕於史書，如果指望其解決時代危機，又何須法治天下？
如此說來，正道應該是，與其責備人性懦弱，不如呼喚制度落地、法律雄起。
“崑山反殺案”撤案後，我曾寫道：“輿論拯救了於海明，民意激活了法律，圍觀改變了中國。”崑山案中，山呼海嘯般的輿論曾激活了沉睡多年的刑法“無限防衛權”條款，但願這次重慶公交車墜江案中的條條鮮活的生命，也能提醒人們在司法實踐中務必將刑法第114條、115條規定落到實處，並通過廣泛宣傳，警告那些漠視規則、試圖觸碰危害公交車安全的後來者心有畏懼，行有禁忌，並明白一個基本道理：敬畏法律、遵守規則，其實就是敬畏生命、珍重自己。
（2018年11月3日中午於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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