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茫然——王羲之的仕与隐
王羲之早年（二十多岁时）以秘书郎身份入仕——秘书郎主要负责管理皇室藏书，起草政令公告等文件，相当于皇帝身边的行政人员，是一份“职闲廪重”的官职，在当时只有名门望族的子弟才有资格担任，是贵族子弟进入仕途的理想起点。
据史传记载，成年后的王羲之，言辞敏捷，出口成章，待人接物也素以耿直爽朗著称，很为时人欣赏。
出身名门、才能出众的王羲之，在仕途上自然有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机会，但不知道为什么，王羲之似乎一直在躲避着这些常人梦寐以求的机遇，所以，他的仕宦经历中也缺乏人们想象的那种“辉煌”。……
公元348年，也就是王羲之四十六岁时，朝廷又一次任命他为护军将军……
王羲之任护军将军后，曾苦求宣城郡，但未被批准。为何王羲之向来懒于仕进，却偏偏对宣城太守一职情有独钟？实际原因是宣城素以山水秀美著称，王羲之之求宣城，更多的不是为了仕途发展，而是希望到那里享受山水之美。游心山水之间，体悟玄思哲理，是魏晋士人普遍向往的生活方式。《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这样的逸事与言论，这种时代风尚的形成，与老庄思想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庄子对世俗感到沉浊而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会于不知不觉之中，使人要求超越人间世而归向自然，并主动地去追寻自然……使人进一步想在自然中——山水中安顿生命”（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从史传中透露出的这一小小细节告诉我们，在世俗仕宦与自然山水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才是王羲之所向往的理想人生。前者于他来说是一种义务，是家族赋予他的使命；后者于他来说是性情所致，是舒展心灵的最好方式。
其实以王羲之的本意和经济状况而言，彻底的归隐也许是最理想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说，这个决定很难做出：作为名门望族的优秀子弟，他承担着家族的厚望；同时，在当时司马氏政权的政治高压下，辞职归隐也意味着着政治上的不合作，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相对于政权的独立性一直是不被鼓励的。史传和传说中的那些隐士，如许由、伯夷叔齐、楚狂接舆等，他们的存在令帝王颜面无光，故而“野无馀贤”历来被看作是太平盛世的象征。秦及西汉时期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初建立，管理体制严密清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鈇”（扬雄《解嘲》），士人们更如笼中之鸟，其自由和独立意识几乎无从谈起，所以隐士愈发如凤毛麟角。很多士人不得不选择违心地沉浮于官场，“避世于朝廷间”（《史记?滑稽列传》）。
从东汉中晚期到魏晋，门阀世族的势力逐渐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皇权对士人的控制力度，隐逸之风又兴，而帝王为了争取人心，也纷纷屈尊，向隐者表达出亲和与善意，因而隐士的人生重新又称为士人的一种理想。
西晋建国伊始，司马氏家族深恐其篡权行为为时人诟病，所以对持不合作态度的异己分子格外无情。嵇康就刑、吕安获罪，就是他们恐吓士人的一个手段。在这种流血的政治面前，士人们不得不放弃隐逸的自由，服从于朝廷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向秀传》）。王羲之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在朝多年却无意仕进，其实也和他们一样，不过是把朝廷当做一个寄身的场所而已。
求宣城不得，王羲之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在会稽内史任上倒也兢兢业业，似乎有点找到了做父母官的感觉了。但不巧的是，他在政坛上的“宿敌”王述成了他的上司，这样王羲之非常难堪，几番明枪暗箭之后，他愤然辞官。
辞官之后的最初几年，王羲之与友人遍游江南山水，乘大舟出海，沉醉于弋钓之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于名山，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卒当以乐死！” 应当说，这一段归隐生活是他真正比较惬意的日子。他不必再受制于官场的各类规则，真正地做了一个自由、自在的隐士。
但好景不长，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这恐怕与他长年服食五石散有一定关系。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据说最早由张仲景发明，其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等五种矿石，药性燥热，对伤寒病人的康复颇有助益；健康人服用之后，也会觉得“神明开朗”（何晏语）。故而服散成为当时士人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养生方式，它与“清谈”、“玄学”、“好酒”一道，成为魏晋风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五石散毕竟是一种带毒性的化学药品，久服不但容易上瘾，还会累积性地中毒。西晋时期的学者皇甫谧就曾因服散不当而患“风痹疾”，以致瘫痪。王羲之晚年也是因“风疾”而艰于行走，服散很可能就是致病的一个原因。
穆帝升平五年（361），王羲之病逝，享年五十九岁。葬于金庭（今属浙江嵊县）。羲之去世后，夫人郗氏尚在，后寿至九十余，享天年而终。
纵观王羲之一生的仕宦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性情中人”：首先，他对名利非常淡泊，他宁愿在政坛被边缘化，也不愿在权力斗争中磨损性灵。这一方面是时代风尚的影响：魏晋时期政治太过黑暗，很多有良知有底线的士人都无法忍受权力圈中的龌龊与血腥，纷纷选择逃避，玄学与隐逸之风盛行，前者是一种精神的逃避，后者则是自我的彻底放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王羲之的个性因素：他是个艺术才能非常卓越的人，在书法、绘画、文学创作方面都有极高造诣。这样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是非常完满的，敏锐的审美能力，会随时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内心充实，自然也就无求于外，相反，过多的外务琐事，反而会干扰他们享受艺术、享受生活的宁静心情。据说，王羲之在仕途上唯一一次主动求官，就是求任宣称太守一职。而之所以“苦求宣城太守”，归根结底，却是因为宣城山水极秀美，他的求官，是真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因为更看重自由与美，所以才会淡于名利，王羲之的理想国，不是在庙堂之上，而是在山水与艺术之间。
同时，王羲之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重情义，容易被感动，更容易被激怒：他无意仕宦，不耐官场的蝇营狗苟，本打算在一个闲职上终老。其两次出仕，都是感于友人的真诚：一次是庾亮的临终荐举，一次则是殷浩的盛情相邀。而他最终彻底告别官场，也是起因于王述的有意刁难。
从这些逸事中可以看出，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远远不是王羲之的人生理想。他的心灵深处，始终藏着一个浪漫唯美、热爱自然、热爱自由、重情重义的少年。可以说，从个性上讲，王羲之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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