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袁世凯一生娶一妻九妾,生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其中六姨太叶蓁,十四子袁巨勋(原名袁克捷),孙子袁家震、袁家威(小名袁小五、袁小六)一家4人于1955年由北京迁至宁夏贺兰县,落户于这里的一个新辟移民安置点——贺兰县京星乡(始名新建乡)三村(现京星农牧场六队)。

1958年,袁巨勋与其母叶蓁相继去世,葬于此。

叶氏祖孙三代人的特殊出身和传奇经历鲜为人知。

01

叶蓁,生于清光绪十七年(此据叶氏生前讲她比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小两岁推算),江苏省南京(清朝时的江宁府)钓鱼巷人。

叶蓁幼年家境颇丰,属当时江宁府有钱的大户人家,其父在江宁、镇江、扬州等地置有产业。

叶氏生来美貌聪慧,瓜子脸、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口、莲三寸,高挑身材,尚是少女便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标致体态。

幼时,她习读“四书”“五经”,知书达理并擅长女红。

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在

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记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派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

当时袁克文16岁,未婚。

平日,他好寻欢作乐,抵江宁后闲暇时到叶家所居的钓鱼巷一带游荡,便结识了少女叶蓁,叶蓁的美貌使他心动。

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两人私自订下了婚约。

在袁克文回天津时,叶蓁给他一张照片留念。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按袁家规矩,儿女远道归来须先向父亲磕头“请安”,袁克文由江宁返津复命,磕头时不慎将叶蓁的相片从袖中失落于地,袁世凯连声问道:“是什么?”

因袁氏家规有: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本人不能私定婚姻大事,否则为不孝。

这时,袁克文自然不敢实言相告,便急中生智,说是他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漂亮姑娘,现在带回相片来,为的是征求父亲的意见。

袁世凯见到照片上的倩影,连声说:“好!好!”当即安排管家符殿青速带银钱将叶蓁从江宁接来。

叶蓁因与袁克文有过嫁娶之约,一见袁家派人来接,就认为与克文婚事已成,便收抬行装,欣然北上。

可她万没想到,洞房花烛夜那个翩翩少年竟变成一个满脸胡须的老头。

当时的叶蓁仅14岁,袁世凯年已47岁。

叶蓁婚后与袁世凯共同生活了11年,先后居天津、北京、河南彰德等地。

经历过袁世凯任军机大臣、被贬回乡、复出、任民国总统、复辟帝制称帝、退位至死亡几度重大变故。

叶蓁之后,袁世凯又先后纳了第七、八、九三个姨太太。

期间,袁世凯基本上是由五、六、八、九(因七太太早亡)四个太太轮流伺候,各值一周时间。

叶蓁生有二男三女,其长子袁巨勋排行十四,次子袁克友排行十七,为最小;长女袁福祯排行为九,次女袁奇祯排行十一,三女袁瑞祯排行十二。

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改民国为帝制改年号洪宪时,口授叶氏为“嫔”。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02

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于当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六)病死于北京中南海。

叶氏送袁的灵柩回河南彰德老家。

袁世凯死后,袁氏家族分了家。

袁的儿子按照遗嘱每人分到现款10000余银圆,各种股票8000余股,加上每人分到的房子20余间,合计可得20余万银圆。女儿每人分现款7000余银圆,其他财产无份。母亲们各随自己的子女度日,不给钱财。

不久,叶氏一家从北京搬到天津。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据袁世凯当年贴身侍卫,后任袁家总管的陶述德记述:袁死后,因叶氏无料理家务能力,加上儿女尚小,叶氏的家产,由袁府总管申明善一手管理。

叶氏曾投资办了一些企业,但因政局变乱收益甚微,加之叶氏家人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所分财产到抗战胜利时已全部花光。

最后申明善向她交了一本空账。叶的长子袁巨勋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娶一北京女招待王氏为妻,生育两子,小名袁小五、袁小六。

叶蓁一直随袁巨勋生活。

次子袁克友曾恋上京剧演员于云鹏之女,因事未成而郁郁不乐致病,后娶一北京女招待。他因病早亡,无子女。

长女袁福祯早亡。

次女袁奇祯,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毕业后嫁天津王家,后又离婚,一直在天津的一所师范院校工作。

三女袁瑞祯大学毕业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到了台湾。

叶氏家财挥霍殆尽,只好变卖了天津的房产移居北京。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叶氏家穷困潦倒,每月只有次女奇祯给叶氏30元左右的现金。当时,袁巨勋离婚再未婚配,与两个儿子在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维持生活。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03

北京解放后,叶氏子孙四人的生活依然穷困。

1955年5月,叶氏一家作为北京移民,第一批来到了属于银川专区的贺兰县京星乡三村。

居此,叶氏一家分到房屋两间(按当时规定3口人以下分配1间,4~6人分配两间,7人以上分配3间),菜刀、案板、锅、碗、瓢、盆、水桶、水缸等生活用具。

政府每户每月供应块煤180斤,煤油4两;每人每月供应口粮35斤(粗细粮按比例搭配),香油2.5两,菜金1.44元。

这样的供应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讲温饱有余。此外,对衣被确有困难者,政府也无偿提供。

叶氏一家除政府提供的上述物品外,还有次女袁奇祯每月由天津寄来的二三十元现金,生活水平在京星乡所有北京移民中属上等。

叶蓁生在江南富贵人家,嫁与权倾一时的袁世凯,一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京星后,她仍然保持着足不出户的习惯,不与外界接触,除非邻居有女人来家中,应付几句,一般不与外人闲谈。

对其身世,从不向外吐露。尽管这样还是有好事者传言出去,常引得人们去看这个“皇帝娘娘”长得怎样。

当时她年过六旬不属于有劳动力的人,所以也没有参加过一天生产劳动。

她脚极小,三寸金莲,走路不稳,家务活都由儿子干。

她只是为儿孙缝补衣物和做鞋等,闲暇时看看书报。

她最大的嗜好是吸纸烟,且烟瘾很大,每月吸烟在30盒以上。

她只吸50支装的“耕牛牌”纸烟。当时一筒0.12元。

袁巨勋,外号“袁大头”,因其长相与袁世凯相似,人们都这样称呼。

袁巨勋爱好皆无,不善交往,不多言语,更谈不上开玩笑了;在干活和休息时别人拿他取笑,说三道四他也沉默对之;只在谈正事时,他才简单地回答几句,之后还是沉默。

他对母亲十分孝顺,叶氏的饮食、起居等均由他料理。

叶氏能在当时生活困难的条件下活到67岁那么大年纪,与他的悉心照料有直接关系。

叶氏的孙子袁家震、袁家威因年龄小(时年17~20岁之间),比较活泼,但对袁家旧事一无所知。就这样叶氏一家在宁夏度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04

叶氏家人安定的日子被一场场政治运动打破。

1957年反右斗争时,因京星乡北京移民中各类人员俱有:袁世凯的太太、儿子,日伪少将,国民党军、政、警、宪、特,资本家、小业主等。

这些人文化程度较高,讲怪话提意见的人多,县上就将这里作为运动重点。

运动过后,移民有被杀的,有被关押劳改的,仅被县公安局宣布戴“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帽子的就有40余人。

那时袁巨勋因不爱言语,又没有不良行为而未戴帽子,但因其家庭出身,被列入内部掌控的监管对象。

1956年后,逐月降低移民的供应标准,至1958年秋完全取消了供应,加上政治歧视,移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对叶氏一家的冲击更大了。

“大锅饭”实行,大人、小孩都要到公共食堂分组就餐,谁都不能例外。这使叶蓁尤感不便。

平日她连门都不愿出,这时要她每天三次到食堂吃饭,她只好扶着墙,扭动着三寸金莲,一步三摇走向食堂。

年已67岁的叶蓁,经历着如此折磨,她也只好忍耐。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可以说,也只有在这个时期,京星乡的老少才能一睹“娘娘”芳容。

袁巨勋饭量大,吃不饱,食堂的饭不能满足消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政治上的压力、劳动上的艰苦、经济上的窘迫、生活上的不足,使这个年仅半百的汉子一下衰老了很多。

1958年11月的一天,袁巨勋同社员一起平田整地,在劳动间歇,他同往常一样,自个一人在另一处休息。

不一会儿大家起来干活,唯独不见袁巨勋来。

这时有人说,算了吧,不要喊啦,一个堂堂的“皇子”落到这一步,实在不易,今天让他多睡一会儿。

中午收工,仍不见他来,大家就去找他,只见他蜷着身子躺在渠沟里,喊他也不应。

原来他已死了多时了。

那年月条件差,京星移民死了的多用苇席一卷,或用两口缸一对把尸体装进去。

袁巨勋是用苇席卷了,草草埋到京星公共坟地的。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05

袁巨勋的死对叶蓁打击很大,叶老太太从此就病倒了。

公社化以后原京星乡划归立岗公社曙光大队管理,编作八队。

一天,队长徐勤向大队长高钧报告,叶蓁病倒了,三天没有到食堂吃饭。

高大队长同徐勤一块到她家去。

进门一看,她家的窗玻璃被小孩全给打破了,炕也塌了一半。

叶老太太睡在尚好的半边,炕上铺着稻草,身上盖着露出棉花的破被,大小便就在塌陷了的炕里,屋里又冷又臭。

见此情景,高钧当即叫徐勤将她的孙子从田地里找回来,吩咐他们每天留一人伺候奶奶。

同时责成徐勤将窗户玻璃安上(因人员外流多,空闲房屋的玻璃由生产队拆下统一保管),把炕打好,把屋子弄暖和,并让卫生所医生给她看病;要求公共食堂为她做小锅饭,可不限量。

当时徐勤提出其他都好办,只是不限量吃小锅饭,粮食无法解决。

随后高钧到公社给她批了一些救济粮(粗粮)。

在她的最后岁月,能得到这些关照,她十分感激。

1958年12月31日夜,叶蓁在她儿子死后两个月,走完了她67年的人生旅程。

1959年元旦清晨,袁家震、袁家威来高钧家磕头报丧,说他们的奶奶死了。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根本买不起棺材,叶的尸体也是用一张苇席卷了,埋在了她儿子袁巨勋的坟旁。


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在叶蓁死后1个月左右,县上银行来人拿着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寄来的信找高钧,信的大意是:“经查你单位叶蓁在民国期间(约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六千元银圆存款,因她女儿袁奇祯要求继承,北京分行不同意。此款应由叶蓁本人领取,请查找本人。”

当时,高钧就如实相告:叶蓁刚刚去世,儿子也死了。她还有两个孙子,生活很困难,能否由孙子领取。

来人说,本人不在了,如何处理他们不好答复,只能由北京分行决定。

那时高钧还出具证明并提出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不知这笔存款如何处理了。

1959年夏初,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来公函。

上面这样说:经查,原在南京某条街(地址记不清了)上有半条街的房屋,1937年的主人是叶蓁。

这些房屋属叶氏私产,不知怎样处置。日本占领南京后,被日军机关占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按敌伪遗产接收,没查出房子主人是谁,就用作军营。南京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20世纪50年代南京落实私产政策,查证房屋的主人是叶蓁。于是南京与北京联系,得知叶蓁移居宁夏,便发函通知叶蓁接收。

尔后高钧即回函,证明叶氏本人已死,两个孙子尚在,能否由孙子继承,但仍然没有得到回复。

1959年秋,袁家震、袁家威兄弟在祖母亡后因无依无靠,即双双出走。

据悉,袁家震后来在内蒙古磴口县放羊,袁家威在海拉尔林场当伐木工人。

文章选自《贺兰史话》一书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