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
大唐儀鳳三年初夏，歲在戊寅，西曆678年。國都長安城裡，大明宮外柳絲拂面，太液池裡水波不興。
當時統治著這個世界最強大帝國的皇帝是高宗李治，他在上元元年（674年）被群臣尊稱為“天皇”，同時皇后武則天接受尊號“天后”。高宗是大唐的第三代君主，天下臣民將天皇天后並稱為“二聖”，對朝局略有了解的百姓都知道，皇帝對伺候過先帝太宗和今上兩代君王的天后武氏言聽計從。事實上，從顯慶年間開始，正當盛年的皇帝就體弱多病，懶於朝政，而武后恰好是個厲害角色，許多臣下的奏章就讓皇后代勞處理了。武后孃家人分居朝廷多個顯要的職位上，一些善於奔競的官員，知道找天后的路子，比找今上還管用。朝野中一些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他們隱隱感覺到今上駕崩後，大唐將會發生一些什麼大事。太祖的沉毅果敢，太宗的雄才大略，為什麼在今上身上依稀難尋？
但是多數人不曾料想高宗駕崩後，武后竟然幾乎將大唐宗室誅戮殆盡，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不放過。此時，大唐廣闊的疆域內，處處呈現太平勝景。從李淵父子起兵太原，於西曆618年稱帝至今，大唐國祚已整整延續了一個甲子。經過太祖的篳路藍縷，經過太宗的勵精圖治，這個雄踞在東亞大陸上的帝國，其赫赫國勢，無人質疑。其影響之廣，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越蔥嶺，萬國遣使來朝，已成為長安城裡一道平常的風景。
帝國雖然存在種種隱憂，但這個帝國整體上還是一派朝氣勃勃、欣欣向榮，和皇帝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恰成對比。
此時的大唐，來自外部的國家安全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李淵父子太原起兵時，天下群雄逐鹿，為了能在這場江山爭奪遊戲中勝出，有著胡人血統的李淵，忍辱負重向北方強大的突厥可汗稱臣，乃得以解決後顧之憂，揮師南下。直到貞觀四年，太宗命大將李靖統兵十萬，大破突厥雄主頡利可汗，解決了北部的威脅，太宗為此欣喜地說：
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
東邊的高麗，經過隋煬帝、唐太宗到高宗朝的數次征伐，勞師糜餉，終於換來了高麗的納貢稱臣。西南高原的吐蕃，兵強馬壯，是六十年來大唐最大的外部威脅，通過貞觀朝的和親，宗室公主，以金玉之質，遠赴雪域，求得了和吐蕃的脆弱和平。
貞觀二十三年（西曆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駕崩於翠微宮，就在此前的四月，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的衛景武公李靖辭世，英明一世的天可汗李世民和他的肱股大臣，以及陪伴自己在疆場搏殺的六匹戰馬已經歸於塵土，歷史，開始了新的篇章。對於性格懦弱的兒子李治，能否掌控如此一個超級大國，李世民生前並非沒有擔憂，在前一年即貞觀二十二年春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這實際上就是他的政治遺言。太宗在《帝範》中對自己的接班人如此諄諄教導：
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善盡美，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高宗所繼承的，是一筆豐厚無比的政治遺產，不但邊境安定，百姓富足，最為重要的是，大唐突破了歷史瓶頸，高宗，要做一個守成之主，並不是難事。
中國歷史上，新王朝建立後，前三十、四十年是最重要的瓶頸時期，若這個“小三峽”順利穿越了，則是一瀉千里，前景遼闊；若在這個瓶頸卡殼了，則多半是二世而亡，開局不錯的帝國變成短命王朝。漢朝在高祖身後，由於呂后的干政，政局激盪幾乎傾覆了大漢帝國，幸賴高祖培養的舊臣，保住了劉家社稷，然後經過文帝、景帝兩代帝王的治理，終於使漢朝有了十分穩定的制度構架，從而種下了長命王朝的基因。相反，秦始皇、隋文帝都是傑出的開國君主，然而兩個王朝在第二代帝王的手裡，沒能突破歷史的瓶頸而夭折了。或許王朝的瓶頸期，猶如一個孩子的童年時期，疾病、傷害等種種危險相伴，一旦順利告別童年，進入青春期，就有了較強的生命力。
天后則天
對帝國而言，往往其致命的危機是由接班人的危機引發的，因為帝位傳承，是帝制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往往一順百順，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則禍患無窮。和秦、隋一樣，大唐的“童年時代”，最大的危機也是由帝位繼承引發的。
大唐帝國，是李氏父子、兄弟合夥做大的一家家族公司，在那樣的時代，無論在哪個行當創業，最佳的人力資源配置是“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因血緣而結成的信任機制，所激發的競爭力是巨大的。很幸運，上天賜給李淵的幾個兒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無一不是人中俊傑，特別是二子李世民，這種優勢隋末爭霸的群雄中，無人能比。然而，一旦逐鹿得手，新帝國建立，往昔打江山時的幸運就很容易變成不幸，幾個兒子個個傑出，那麼一定給接班人的選擇帶來巨大的危機。武德九年（西曆626）六月，終於發生了“玄武門之變”，秦王李世民帶部將誅殺了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兄弟相殘中，李世民勝出，不久後即位，尊李淵為太上皇。
李世民自登九五之尊後，最大的危機是，如何修補合法性缺陷。帝制時代，最高權力更替的正當性體現在道統、血統和法統的統一。所謂道統，是天命仍在某姓某家，也就是說這個王朝還沒到被天下百姓拋棄的時候；所謂血統，則繼承人必須是老皇帝的直系後代；所謂法統則是作為後代繼承皇位，必須是合乎程序的，要麼是嫡長子，要麼在老皇帝生前已被指定為接班人。
李世民在玄武門之後，面臨的難題和秦二世胡亥、隋煬帝楊廣幾乎一樣，胡亥、楊廣沒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李世民當然不願意重蹈覆轍。儘管人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但勝利者並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李世民無論如何發動謀臣為自己辯解，但“弒兄逼父”的嫌疑很難洗清——對一個雄心萬丈的帝王來說，這如芒刺在背。如何修補這種合法性的缺陷，那麼只有通過執政的業績，讓天下臣民覺得，李世民當皇帝，是最佳的歷史選擇。
太宗做到了這點，他交一份“貞觀之治”的答卷。他啟用魏徵、高士廉、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賢能人士，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國空前繁榮。即便這樣，太宗至死頭腦十分清醒，不敢為自己執政的業績而自傲，更不敢說自己當政二十餘年是前無古人的盛世。所以他告誡太子：“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很不幸，先帝遺言對高宗所起的作用太有限。李治即位後依然執行太宗的“治國之道”，永徽年間有貞觀遺風。永徽六年立武則天為皇后，高宗逐漸地將朝政交給武后打理，從此，大唐開始步入一條曲折的山路。
就在儀鳳三年，以李敬玄代替劉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率兵征伐吐蕃，九月與吐蕃大戰於青海，兵敗，被吐蕃俘虜的將帥不知凡幾。自此後，大唐、吐蕃的脆弱和平被打破，吐蕃一直成為唐帝國的心腹大患，直至唐朝覆亡。
這一年，“初唐四傑”已成名多年，六十年的太平與富足，終於滋養出大唐第一個文化燦爛的時期。王勃在兩年前溺亡於帝國最南端的交趾，剩下的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正當盛年。此後的光宅元年（西曆684年），武則天廢睿宗自立，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傳入京師，武則天讀到 “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時，驚呼道：” 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然而，對這一切，已躺進乾陵地宮中的高宗什麼也不知道了。
李治、武則天合葬的乾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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