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直到大学毕业后才来到北京。她时常会谈起旧上海的生活，给我讲那个年代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新鲜的玩意儿，比如说，上海以前的跑马厅……
姥姥说，在解放前，东起现在的西藏路、西到黄陂路、北起南京路，南到武胜路那中间的一大片场地，是用一道很高的篱笆围起来的。在篱笆里面，神秘得很，也阴森得很。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从附近高楼的窗口可以看到，里面有草地、有跑道，还有美国兵，一根高高的杆子上，挂着一面星条美国国旗，这里就是美国侵略军的“俱乐部”。
就是在解放后一两年，经过附近街道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还是这样叫的：“跑马厅到啦！”后来，才改为现在的叫法：“人民公园到啦!”“人民广场到啦!”
说起跑马厅，那可是两个世纪前的事了。
早在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时，穿军服的“洋兵”就来了。穿法衣的传教士也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投机家、流氓也都来了。这些冒险家们打着“宣扬西方文明”的幌子，无所不为。其中一件新鲜玩意儿，就是搞“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也会成为掠夺手段？这怎么可能呢？事实确是如此。
开埠初期的上海，同今天的上海的规模大大不一样。那时候，上海市区仅仅限于旧城区（就是现在的南市区一带）和沿黄浦江的“十里洋场”。此外，就是一大片同目前郊区乡村情况差不多的田野。那个时候，买地皮是一桩赚钱生意。冒险家们看准了上海市区未来的发展，就用低价向附近的农民买土地，办些所谓“新兴事业”。
到了1850年左右，一批英帝国主义的“淘金者”，花很少的钱把现在南京路、河南路口的一块地皮买了下来，开辟了一个“运动场”（老上海还知道，那一带过去是叫做“抛球场”的）。后来，这一带繁荣起来了，地价抬高了，这批“淘金者”就用高份将地皮卖出去，又在西面买了一块地皮，开辟了一个跑马场。过了没几年，这一带也渐渐热闹起来了。他们又把全部地产卖掉，得了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五两白花花的银子。
这还是跑马厅故事的前奏曲，这地方变成为跑马厅，还有一段辛酸的历史。1853年，正是上海小刀会革命武装胜利发展的时候。当时，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进攻上海，一度打到西藏路泥城桥一带。当时上海的清政府官吏吓得要死，就请英帝国主义军队帮忙镇压起义。后来，小刀会失败了。大批的英国人就在上海驻了下来。清政府官吏也把英帝国主义看成“恩人”和“靠山”。
1861年，一个叫做霍格的英国人，勾结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乘机向上海道台提出要求租用一圈跑马的跑道。一圈差不多有1.25英里，跑道宽要有60英尺。这样的一条跑道，要占到农田五十四亩。而被跑道圈在里面的田地就差不多有460多亩，要是一下子把农民全部赶走，必然会激起农民的反抗，引起很多麻烦。因此，就假意地说，跑道以内的土地，仍归农民耕种，原有的沟渠，也绝不填没。只是希望同农民订个合约：将来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如果要卖地，只许卖给“跑马总会”，不许卖给别人。还有，以后不许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屋。最后，英国人只花了每亩一块光洋的代价，就半威胁、半哄骗地使当地农民在那张“合约”上签了名、盖了印。
中国人讲信用，以为外国人也会讲信用。没想到就在第二年，英国人就把那块地上的农田和房屋强行收买、拆除了，仅仅付出了三十两银子一田田，一百两银子一所屋子的极少的代价。
第三年，他们又开始在跑道内其余的土地上打主意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运动事业基金会”的团体，出面来向农民交涉，用每亩二十五两银子的代价把土地统统买了下来。二十五两银子一亩，在那时是很便宜的，农民在清政府和英国人串通威胁下，只好同这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告别。英国人还在继续对农民进行欺骗，他们说：“你们虽然卖得便宜一点，但是，我们买下来也不是用来做生意，而是专门用来开展体育运动的。这是公益事业嘛！你们看吧，倘使将来这里改做别的用场或者另行出卖，保证原主可以再得到每亩一百二十五两银子的补偿。”
话说得多漂亮！其实，农民刚刚搬出不久，英国人就在那块土地上大兴土木三十亩作赛马用，四十亩作了检阅场，若干亩铺成了草地。一看就知道，这些并不完全是为了“体育运动”，农民知道又上了当，就要求按原“约”补偿。
可是狡猾的英国人已经把土地骗到手，他们哪里会理人呢？结果这二百二十几户农民联合到清政府衙门告状，清政府也没有一点办法。官司一直打了三年，也没丝毫结果。上海道台老爷生怕逼出乱子，对他们本身不利，就战战兢兢地哀求“洋大人”多少贴补一点银子，了结这段公案，但是，“洋大人”还是不肯出钱，一直到1888年，场内已经全部填平了，“跑马厅”的规模已经差不多了，这一带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已经挂出来了，英国人这才答应每亩补偿十两银子，作为这场案子的结束。
结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二百多户农民并没有去领这笔地价补偿金，他们坚决不承认那块土地的产权已经卖给了外国人。跑马厅，哪里是什么“体育运动”的场所？没几年，这里就了大赌博场了。英国人在那里搞了一个“跑马总会”。每年春秋两次大赛马，发售一种“大香槟票”，每张十元，一售就是五万张。上面印有号码。谁要是中了头彩，就可以得到几万元，马上成为“富翁”。
仅仅因为要引诱中国人赌博，骗中国人的钱，从1909年开始，跑马厅才准许“华人入内”。门票为“赌马票”，每张卖五枚银元。那时，“赌马票”、“大香槟票”引诱了不少人，很多人被这个骗局弄得倾家荡产，很多人因此跳黄浦江自杀。所以，上海滩上流行了这样一首短歌：
香槟票，到处销，
吸饱中国人民的血，
装满帝国主义的腰包。
同许多中国人的倾家荡产形成对比的，是不少外国来的流氓、瘪三，在赛马赌博中变成了百万富翁。1934年，英国人在跑马厅内建筑的供他们行乐的钟楼，就花去二百万银元。按当时的物价，足足可购买白米二十万石。
马勒公馆
这里说一个流氓“发家”的故事：1919年左石，英国有个流氓名叫马勒，拎了一口皮箱到了上海。他借着英国人的势力，用一匹马作资本打进了“跑马总会”。不到两三年工夫，从一匹马发展到四五十匹，而且成了“跑马总会”的大班，还是一家轮船公司的大老板。现在的花鸟商店那块地方，就是马勒当年的马厩！现在陕西南路上，共青团市委那幢华丽的小洋房，就是马勒当年的“公馆”。
你要是到过那里，就可以发现那小洋房修得多么讲究，房顶上盖的琉璃瓦，据说还是从秦皇岛运来的。而在“马勒公馆”的空地上，还塑立着一匹青铜马，那就是马勒发家的标志。其实，他靠一匹马怎么能变成百万富翁，靠的是帝国主义的势力，靠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欺骗。那幢房子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中国人民的血和泪。
“跑马厅”这个赌博场骗去的中国人民的钱财，是不可数计的。租界时代的“万国商团”——协助帝国主义军警镇压中国人民的机关，就设在这里。
1941年冬天，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以后，跑马厅又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兵营。日本投降以后，那里又成了美国军队寻欢作乐的俱乐部。——总之，山海中心区的这块地皮，正是中国人民受侮辱、受压迫的标志，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恣意横行的铁证。
1949年，跑马厅这块苦难的土地，第一次被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照亮了，苏醒过来了。上海人民庆祝开国盛典的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排着雄壮的行列，迈开大步，走进了跑马厅广场，五星红旗终于在高高的旗杆上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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