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如何認識這一現象及其深層次原因？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源於發展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應該說，中國的發展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但根本上還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在舊中國的廢墟上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之後發展打下了基礎。但總體上講，那時候中國經濟體制的特點表現為：所有制結構單一，經濟決策高度集中，資源配置採取實物計劃形式，收入分配平均主義嚴重，對外封閉，經濟組織方式具有動員色彩。其經濟落後的狀況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低，農村以自然經濟為主，二元經濟特徵明顯；社會階層橫向和縱向流動不充分，生產率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貧困人口規模很大。
改革開放40年來，從1979年至2016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長，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交通、通訊、電力、水利等城鄉基礎設施極大改善和提升，綜合國力極大提高，城鄉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蹟。40年滄桑鉅變的動力與活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發展變化。
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
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推動經濟體制為重點的全面改革，使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展開。從農村到城市，從體制外到體制內，從增量到存量，從雙軌到單軌，從易到難，從重點到全面，步步深入，次第推進。在微觀層面，一是深化所有制改革。改變單一公有制結構，逐步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大幅降低，但整體實力明顯增強；外資和民營經濟快速增長，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現代企業制度基本建立，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微觀經濟基礎不斷夯實，市場活力不斷增強。二是逐步建立健全各類市場，包括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技術市場等，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最終轉變為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效率。
在宏觀層面，主要是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大幅簡政放權，改變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和對資源的直接分配方式。改指令性計劃為指導性計劃，改直接調控為間接調控，深化財稅、金融、外貿等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價格、利率、稅率、匯率等政策工具的作用，不斷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製度，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性轉變。
實現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開放也是改革。20世紀70年代，我國相繼與意大利、希臘、日本、聯邦德國、西班牙、美國、葡萄牙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為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1979年8月，中國設立深圳經濟特區，由此邁出了對外開放的步伐。中國的對外開放從創辦四個經濟特區到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邊沿江開放以及建立浦東新區等，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深。早期的開放主要體現在吸引外商投資，鼓勵外商以合資、獨資和合作的方式在中國從事經濟活動。外商進入帶來了市場經濟理念，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也帶動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水平提高，推動中國企業進入和開拓國際市場。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里程碑，標誌著中國的開放提升到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境界，有力地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力地提高了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和水平，使中國經濟有效融入經濟全球化，併成為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
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對外開放向縱深發展，中國與各國的經貿往來規模更大，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與世界各國關係愈加緊密。1979年至2017年，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21031.6億美元；至2017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8090.4億美元。通過對外開放，中國較好地融入了全球化進程，有效提高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實現各類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除了緣於要素投入的大幅增加，還有賴於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主要通過勞動力自由流動、人力資本積累以及金融市場發展等途徑實現。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實現勞動力部門轉移進而配置效率提升的必要前提。改革初期，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深入實施，農村出現了大量富餘勞動力。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部分大中城市周邊等開放度較高的地區，大批勞動力流入外商投資、民營和鄉鎮企業；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富餘勞動力亦開始跨區域流動，進入就業限制較少的非公企業。同時，城市新增勞動力和公有部門在職人員跨部門、跨地區流動的步伐加快，促進了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隨後，中小城市戶籍制度限制逐步放鬆和放開，勞動力大規模流動明顯加快。除少數部門及行業還存在一些進入限制外，總體上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區域分割局面已經基本消除，勞動力市場基本形成，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人力資本積累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促進技術進步的主要途徑。全面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允許民營資本興辦大中小學，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大學生擴招，明確要求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不得低於GDP的4%，這些政策顯著提高了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2015年底，國家適時調整了計劃生育政策，放寬生育限制，從“單獨兩孩”調整為“全面兩孩”。同時，旨在提升人力資本素質和社會福利而進行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初見成效。社會醫療保險覆蓋率大幅度提高。
在資本積累方面，中國具有重視儲蓄的良好傳統，並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儲蓄率，但資本使用效率不高。完善的金融市場是實現資本供需匹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前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市場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建立現代化金融體系並逐步市場化的發展過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的金融體系進一步與國際標準接軌，開始加快對外開放和全面推進市場化，並逐漸融入全球金融體系。金融市場的發展有效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發展。
經濟增長與結構升級相互促進
農業轉型與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打下了重要基礎。農村改革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中國已基本實現糧食和食品的自給自足，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與此同時，第一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7.7%下降到2016年的8.6%。農村改革成為農村發展進步之源。
農村改革和農業轉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根本性的重大作用和意義。中國的改革發軔於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長久不變，推進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家庭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改革，促進了農村土地流轉和集約化經營，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生產效率。農業科技體系改革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產出的提高；價格在農業生產和農業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並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這些都大大解放了長期滯留在農村的富餘勞動力，為工業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資源，也打破了長期存在的城鄉壁壘，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調整，加快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又加快了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工業化的演進始終與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相適應。改革開放初期，工業化的重點是解決消費品市場供給不足的短缺經濟問題，主要發展輕紡工業和農產品加工業。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和發展外向型經濟，促進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及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形成了新的支撐。為適應工業化水平提升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加快了重化工業化的進程。2002年到2016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鋼鐵產能從1.8億噸（生鐵）提高到10.7億噸（粗鋼）、水泥產能從7.3億噸（2001年）提高到34.4億噸；發電裝機容量從3.6億千瓦提高到16.5億千瓦；高速公路里程從2.51萬公里提高到13.1萬公里；鐵路營業里程從7.19萬公里提高到12.4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營業里程從2008年的672公里，提高到2016年的22980公里）。隨著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金融、電信、房地產、教育、科技、醫療衛生、文化旅遊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2017年，服務業佔比已提高到51.6%，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勞動就業的重要渠道。
從經濟增長到經濟全面發展
經濟增長並不完全體現為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前期做出的一系列制度變革和政策調整，主要以提高生產積極性和經濟增長效率為目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明顯的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這一變化暗合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變動趨勢。此外，條塊分割、資本市場的管制和壟斷、資源類生產要素分配不公、戶籍制度及其附帶的福利差異，都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針對經濟增長中存在的包括收入分配在內的一系列發展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強調增長與公平並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進一步將縮小收入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
為縮小區域差距，國家相繼制定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以防止區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為防止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從1981年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以來不斷提高起徵點，2018年10月起提高至5000元；累進稅率最高為45%。同時，從1997年開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正在並軌的公務員養老保險和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城市職工醫療保險、城鄉居民醫保制度，以及最低工資制度和城鄉低保制度。這些制度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的狀況。
另外，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實現貧困人口尤其是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中國的扶貧開發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至1985年，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帶動減貧。第二階段是1986年至1993年，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第三階段是1994年至2013年的扶貧攻堅階段，先後實施多個扶貧攻堅計劃或扶貧開發綱要。第四階段是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央制定了精準扶貧的戰略和政策，確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以“兩不愁三保障”為標準，出臺了財政、金融、產業、教育、醫療衛生、易地搬遷扶貧等綜合性扶貧措施，減貧進程明顯加快。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的驕人業績，並將繼續見到成效。
在反腐敗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以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決心強力反腐。當前，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反腐工作取得豐碩成果，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肯定，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好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
挑戰和應對：新發展理念引領新時代發展
毋庸諱言，經歷多年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著一系列挑戰。由於人口增長拐點的出現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要素稟賦優勢正在減弱。經濟進入新常態，絕大部分產業仍然處在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高科技產業發展不快、實力不強，一些低端產業存在產能過剩，動力轉換還需假以時日。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本脫實向虛，房地產領域存在不少難題。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任務很重，成本較高。城鄉、區域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減貧在13多億人口的大國將是一項長期的艱鉅任務。
面對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及時做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判斷，黨中央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發展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2018年，習近平又進一步提出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將經濟增長從重視量的增長轉變為重視質的增長，努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中國經濟發展經驗與發展經濟學的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髮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4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幸福感、安全感、民族自豪感顯著增強的40年；是不斷探索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40年。40年成就的主要經驗概括起來，一是始終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並使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二是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緊密結合中國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遵循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四是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創造有利的和平發展環境，致力於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經濟40年的發展，固然借鑑並印證了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國情出發，推動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上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同步發展，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
第二，中國的發展是在實行了近30年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起步的，通過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逐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充分發揮政府作用以彌補市場缺陷。
第三，中國的發展是在一個世界人口規模最大、超過當前發達國家人口總規模，且城鄉高度分割、城鄉差距很大的大國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
第四，中國的發展是在一個地域廣闊、東中西區域差異顯著的空間內實現的，通過在不同時期調動和發揮各個地區的優勢，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充分挖掘經濟發展潛力，充分利用了大國經濟的迴旋餘地。
顯然，以上這些經歷和特點都不是傳統發展經濟學能夠解釋的，需要廣大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深化研究和深入總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分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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