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來，廣西大學櫛風沐雨、篳路藍縷，絃歌不輟，薪火相傳，西大今日的辦學成就建立在無數先賢嘔心瀝血砌就的基業之上。廣西大學在建校90週年之際，特推出“歷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文章，介紹不同時期對西大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代表性人物，展現不同歷史階段的教育者為西大發展進步所作的艱難探索。
李四光：中國地質之父
孫中山鼓勵他“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的前身）的創建者之一，第一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第一任副院長、院士（原稱學部委員），全國科聯主席，中國科協第一屆主席，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副主席。
李四光出生在今湖北省黃岡市回龍山鎮下張家灣村，父親李卓侯靠教私塾與開荒種地為生。時值清廷腐敗，列強入侵，洋務派領袖之一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開辦官費新學堂，有強烈求知慾望的李四光向父母提出要到省城求學，於是借得路費赴武昌。十二歲那年，他以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武昌商業小學堂。張之洞在全省辦的幾所高等小學堂有一個規定：成績優異的，不受學制限制，可以保送到美國、英國、日本去留學。李四光十五歲時，連續三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破格派到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日語。出國護照發下來了，由於內心激動，填表時，他在豎寫姓名一欄中填寫年齡，寫成了“十四”。這張表是花錢買 的，為了省下這筆小小開支，他急中生智，將“十”改成李字，又受到大廳中匾額“光被四表”的啟發，加了個“光”字，於是，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
但李四光並沒有報考地質專業，因為他親眼見到列強的輪船在長江橫衝直撞，欺壓我漁民，決定選擇造船專業，以求堅船利炮救中國。於是，他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習期間，得知革命先驅孫中山在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他立即趕去參加，並在孫中山的主盟下，宣誓入會，與比他大八歲的廣西馬君武同是同盟會的創建會員之一，李還是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的一位，當時只有十六歲。孫中山摸著他的頭親切地說：“你年紀這麼小就參加革命，很好，有志氣……你要努力向學，蔚為國用。”還親自傳授他一些聯絡手勢和暗號。
1910年，李四光畢業回國，按清政府規定要赴京考試，因成績為最優等，被授“工科進士”。但他不以功名為意，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成功後，二十二歲的李四光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同學馬君武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可惜後來大權為袁世凱竊取，政局日非，掌管全省的農、林、工、商、礦及一切實業行政事務的李四光報國無門，大失所望，決心再讀書十年，以積蓄力量。於是，他向孫中山提出到國外留學的要求。孫中山認為李四光等人“有功民國，向學甚誠，未便淹沒”，便指令列為特案全數派遣。第一批出國留學的有二十五人。李四光基於礦產尤其是煤、鐵在工業發展中的重要，選擇到當時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去尋找科學救國的道路。1913 年，他赴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採礦。一年之後，他覺得采礦離不開地質，便又轉入地質科學習。七年後，他完成畢業論文《中國之地質》，獲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16年李四光（右）留學英國期 間在礦山打工時留影。
此時，留學法國的勤工儉學同學會請他去做講演。在去巴黎的路上，他想到畢業了即將回國，但國內卻是一片混亂：從武昌首義成功到袁世凱稱帝，從蔡鍔雲南起義到組織“護國軍”，袁世凱雖死，但國內仍是軍閥混戰，而外國列強明爭暗鬥，環伺中國……他深知國內未來的路仍是道路崎嶇，舉步維艱，不禁激情迸發，掏出隨身攜帶的五線譜紙，提筆譜寫成一首名為《行路難》的小提琴曲——李四光紀念館館長馬勝雲在《李四光和他的時代》一書中稱：“中國第一首小提琴獨奏曲由此誕生了……它低沉的主調中帶著亢奮的強音，起伏交錯之間伴隨著奔放向上的旋律：‘行路難，行路難，多歧途，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畢業後，李四光的老師鮑爾敦教授對他說：“你可以留在我身邊，繼續從事研究，爭取博士學位，經費由我提供。”見李四光不應聲，他又與其他幾任教授對李四光說：“假如你想出去幹一番實際工作，我們可以介紹你去印度（時為英國殖民地），到我們英國人開辦的礦山去當地質工程師。作為我們英國政府的僱員，你的社會地位和工資都會很優厚。”他婉言謝絕了恩師的美意，堅決回國， 他知道，在外苦讀七年，“蔚為國用”的時候到了。
1920年5月，他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到北大地質系開始了教授生涯。他一面教書，一面進行科學研究。煤在工業生產中作用十分重要，被稱為工業的“糧食”。當時，中國哪裡有煤？儲量如何？這是一個空白。李四光決心搞清我國煤的分佈情況。他多次深入我國北部煤炭資源豐富的地區，進行煤田地質調查，採集古生物化石“䗴”進行研究。
戰火中地研所遷桂林雁山
李四光與廣西桂林結緣，是在1937年。之前，他應蔡元培的邀請，在上海籌建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任所長，並在中國地質學會第六次年會上被選為會長。後來，他根據中英兩國交換教授講學的協定，到英國倫敦、劍橋、伯明翰的八所大學，演講《中國地質學》，回國後不久全面抗戰爆發。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四光就意識到這場戰爭終究不可避免，還預料到戰爭爆發後，要想長期保守沿海及濱江重鎮，事實上恐難辦到，將來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應在內地，應該早到內地去做準備工作。於是，李四光與時任廣西大學校長、留日老同學馬君武商量，擬在廣西大學內設立一個科學實驗館，招納技術人才，從事種種戰時必需的物資器材的研究。
這個建議立即得到了桂系領袖李宗仁的讚許。
李四光與李宗仁也算是老朋友。1928 年，李宗仁任國民黨武漢政治部主任，時國民政府大學院（後改為教育部）決定以武昌中山大學為基礎，合併有關院校，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為給武漢大學籌建新校舍求贊助，大學院代院長蔡元培給李宗仁寫信，介紹籌委會成員李四光等人到武漢來見李宗仁。據《李宗仁回憶錄》 中說：
民國十七年秋間，李四光、王世傑、彭學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漢，和我磋商，撥款興建武漢大學於珞珈山。我也深覺建國之道，首需人才，故在軍費極其支絀之時，慨然先撥款二十萬，以資提倡。省府不甘落後，也籌撥相同之數。後來該大學竟成為全國最壯麗的學府建築。
在桂林建科學試驗館，李宗仁是求之唯恐不得，李四光得遂所願，當然十分高興，他躍躍欲試，恨不得早日到桂林來大展宏圖。但議論未定，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如今遷所，他心中的理想地首選當然是廣西。
想遷所到廣西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他作為一個純科學家，於政治而言，雖然是一個局外人，也不願意參與政治，甚至有些討厭政治，但他絕不是一個糊塗人。他環顧各省，意識到 1936 年蔣介石雖然平息了“兩廣事變”，但李宗仁曾任第五戰區司令官兼安徽省主席。李、蔣之間矛盾重重，依然如故，不可能一時化解。李四光原本就不願意與蔣介石合作，若是把研究所遷到廣西去，離蔣介石政府遠一些，也許可以擺脫一些蔣的專制與控制，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手做一些於抗日有益的工作。基於上述兩方面的考慮，李四光決定把地質研究所遷往桂林。而科學家丁西林（即丁燮林），也決定把他領導的物理研究所遷到桂林。他們亮出的理由是重慶機關太多，廣西文化落後，遷幾個學術機關去會有些好處。作為主管，代院長朱家驊未明確應允，也未公開反對。
李四光（中）在桂林。
1937年11月下旬，在李四光的帶領下，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一行，開始把圖書、儀器及所內人員，僱了兩條木船，溯江西上，向桂林進發。由於交通等原因，只能運走急用之物，其餘圖書、標本寄存。時值嚴冬，江上寒風刺骨，李四光帶領全所人員及家屬，在兵荒馬亂之中，顛沛流離。且當時生活極為艱苦， 由於勞累過度，李四光心臟病復發，途中又無醫院可救治，只好忍著痛靠岸，在一個茶館借了一張靠椅，躺著休息一會，再作前行。船過黃岡，經武漢入洞庭湖到長沙，後又沿湘江奔衡陽，歷盡艱辛，終於趕到桂林。
桂系領袖重用大科學家
桂林，這座號稱“山水甲天下”的秀麗城市，是當時廣西省政府所在地。自抗戰以來，特別是南京、武漢、廣州失守後，這裡雲集了許許多多的知名人物，一度成為名震華夏的文化城。
李四光的到來，受到桂系領袖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人的盛情接待。雄心勃勃的新桂系首領，當時正期盛年，正思有所作為，他們在國民黨內部大力培植自己的力量，也處處防範蔣介石的吞併和滲透，對李四光這樣一位素來不與蔣介石合作的著名科學家的到來，表示了極大的關注。除了廣西大學聘李四光為教授，廣西省政府也委以重任，讓他兼任廣西建設研究會研究員。
儘管得到廣西政府熱烈歡迎，但是初來乍到，地質研究所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最使李四光頭痛的三件事：住所、防空及經費。
所裡同事的住房一時難以解決，桂林雖然以洞多著稱，但在市區則離巖洞較遠。初到桂林時，地質研究所與物理研究所合租了環湖東路的一座兩層樓房，但不久便被日機炸塌了一半。1938年6月，只好搬到樂群路四會街12號蜀園，以其作為臨時所址。這是一座十分破舊的建築物，只能存放一些物資。李四光只好親自設計，大家動手，在雜草叢生的院裡，蓋起兩排簡易木板房，暫作辦公室和 宿舍，聊以安身。在此工作、生活了兩年後，才搬到良豐。
辦所的經費問題則是大難。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撥給科研單位的經費極少，還一再削減，而物價又不斷上漲，李四光所領導的地研所不僅辦公費用難以維持，連職工生活也成了問題。李四光這位大科學家，抽的是用本地草紙做的煙，一股臭味，穿的是土布灰色衣裝。有一回，廣西省主席黃旭初找他談話，他老用手捂著膝蓋，黃問他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他的褲子破了個大洞。在這樣艱難環境下如何搞科研？李四光不向重慶方面乞求，他毅然決然地採取了三項措施：
一是把一部分技術人員借給有關機關，如到重慶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雲南大學教學。這些人的薪水由借用單位供給，工作則仍與該所保持聯絡。 這樣借用單位得到急用的人才，而地質研究所又減輕了部分負擔。
二是加強與地方有關部門的合作。地研所遷到桂林後，李四光與同仁們商量，決定今後應以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和廣西為勘探範圍，這一帶礦產豐富，而詳情尚未查清。在此期間，除研究地層、地質構造外，要特別注重礦產資源的尋找與開發。首先是在廣西，對柳城大埔煤田和羅城小長安煤田做了較詳細的地質調查，並有所發現，解決了部分急需；同時對鐵、銅等礦產進行了考察。這些調 查項目都與各省的建設廳合作，調查費用由對方負擔。
三是儘量依靠地方當局的支持。李四光到桂林後，打算在廣西做出一些科研成果來，他帶領同事們對廣西的地質做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建立了廣西“山”字 形構造體系，並對桂北及大瑤山地區的第四紀冰川遺蹟進行了較詳細的考察。
1939年9月，李四光寫了《建設廣西的幾個基本問題之商榷》，發表在《建設研究》第二卷第一期上。文章無情地指責了國民政府在建設方針政策上的種種錯誤，分析了建設廣西的重要性，指出“廣西防禦的設施，決不可以僅作為地方建設事業看待，而應該當作整個國防上的重大問題，做有效的處置”。
在廣西建設研究會近二百四十位研究員中，李四光認識了一位叫範長江的新朋友。範長江約三十歲，年輕熱情，是著名的新聞記者，他曾給李四光介紹延安抗日自救的感人事蹟和西安事變時中共如何從民族利益出發，促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自此，李四光對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十分敬仰。
創建桂林科學實驗館
李四光剛到桂林時，與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馬君武會晤。李四光直截了當地說：“此時來桂林不是避亂，是想要舊話重提，在廣西辦一個科學實驗館。”這件事體重大，兩位科學家立即動身，前往省主席的官邸見黃旭初，暢談建館之事。黃旭初與他們一拍即合。1938年秋，桂林科學實驗館在良豐正式成立，省政府特任李四光為館長。
該館的主要任務：一是應用自然科學從事研究各項實際問題；二是蒐集各項可供科學研究之材料，並配備各項科學工作必需之工具；三是協助廣西科學教育之發展。
科學實驗館成立後，因受戰時種種限制，各種應有的設備大多未能按計劃完成，但在李四光等人的努力下，已初具規模，建立了發電所、金工、木工、電工等工場，有各種科學材料樣品，還有科學儀器模型室、陳列室和圖書室以及化驗室、實驗室、研究室。該館研究的範圍十分廣泛：有自制的多種無線電機，最小的能放進衣袋之內，攜帶方便；有自制的簡易測量儀器，用一隻手就能操作。此外，還大量生產醫療用的玻璃器皿和學校教學用的儀器；研究了防止瘧疾傳染的辦法……這些研究，很是適合抗日戰爭時期的軍民兩用。
桂林科學實驗館與廣西省立藝術館相繼在桂林成立，是抗戰時廣西在文化建設上的兩個創舉，也是廣西之幸。
桂林科學實驗館在良豐與廣西大學遙遙相對，僅一條馬路之隔，也使廣西大學直接受益。這時，廣西大學已由省立改為國立，校長是馬君武博士，兩人感情很深。有書說還是馬君武邀李四光把地質研究所遷來桂林的。西大的理工學院有個數理系，分物理、數學兩個組。馬校長請李四光每週給物理組的同學講兩個小時的地質力學。李四光每次講課，不管哪一個專業的學生都跑過來聽課，常常擠得大教室水洩不通。當時，外國有些石油專家曾斷言中國不會有石油，而李四光則憑著他的地質力學理論，就斷言中國一定能開發出石油來。加上他那引人入勝的言詞，給青年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遺憾的是1940年8月1日，馬君武便因胃穿孔病逝於任上。李四光聞訊深感悲痛，他說：“將近四十年來的舊事，和著眼淚在腦海裡翻來覆去，既不能忘，不如藉此機會付諸筆墨。”他寫下了《追念君武先生幾件小故事》的悼念文章。9月18日，桂林市公祭馬君武，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都送來了輓詞。公祭會十分莊嚴隆重。在儀式上，李四光噙著眼淚，特地獻上一碟花生米，這是他專託自己的秘書從桂林買回來的。他說：“馬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相交一世；他有胃病，卻仍嗜好花生米。如今他不在了，藉此祭奠，表示我的哀思而已。”
馬君武逝世之後，有新桂系“保姆”“搖籃”之稱的李濟深，時任國民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他向李宗仁、白宗禧鄭重推薦李四光擔任廣西大學的校長，李、白二人立即同意，並指示機要秘書謝和賡拜訪李四光，並徵求意見。李四光卻以不願擔任大學行政事務為由，婉言謝絕了。
1941年7月，李四光在《建設研究》第五卷第五期上發表了《桂林科學實驗館概況》一文，當時，正值廣西建設研究會舉行第二十二次全體研究員大會，李四光以館長和研究員的雙重身份，特意邀請與會同仁前往實驗館參觀，並親自向參觀者解說。該館禮堂的天花板上，用各種線條和有色燈泡佈置成太陽、地球和月亮運轉的情形，很是吸引人，形成了一個良好的科普環境，幫助人們理解自然科學知識，起到了積極作用，令參觀者產生極大的興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確立廣西“山”字形構造
地質研究所遷桂林之後，李四光就與大家商量，決定今後的工作以鄂西、湘西、廣西為範圍，因為這一帶礦產極為豐富，而詳細情況至今尚未查清，如果戰爭再向腹地延伸，則把工作集中於貴州、廣西兩省。如有必要，還可以加上雲南。根據這一部署，全所除了研究地層和地質構造外，同時把注意力集中到礦產資源的尋找和開發上。
由於抗戰之後，長江與華南一帶煤的供應相當困難，於是，他們又組織力量對煤田進行調查。結果在鄂西季溪河流域找到了可供開採的煤層數處，在廣西柳城大浦以及羅城都有所發現，並解決了一些地區的煤荒問題。與此同時，他帶領同事對廣西地質做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確立了廣西“山”字形構造體系，並對桂及大瑤山地區的第四紀冰川遺蹟進行了詳細的考察。
一個初夏的清晨，李四光起身後站在雁山住室的陽臺上，往北看得出神，忽然，他激動地叫起來：“快叫大家來看，這不是一幅活動著的‘山谷冰川’再造圖嗎？”原來，往北望去，海洋山一帶，灕江對岸的石林，白色的晨霧迷漫，沿著開闊的山谷，慢慢向下流動，很像現代山谷冰川的現象。
“山”字形構造，是李四光所開創的地質力學中的一個專門術語，代表了地質構造的一種類型，廣西“山”字形構造的確定，是李四光到達桂林後，和他的學生張文佑等人組織的地質調查隊到廣西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後得出來的。他們的足跡遍及廣西七十多個縣，對廣西地質做了認真的調查，收集了大量的地質資料，並繪製了1∶25萬地質圖，這是廣西第一代區域地質圖表。經過綜合研究，他們發現廣西中部有一條向南突起的十分明顯的弧形山脈，弧的西翼是大明山和都陽山，弧的東翼是蓮花山與大瑤山，弧頂則在黎塘以南的鎮龍山一帶。弧頂西側是崑崙關附近露出的一大片由花崗岩組成的漿巖體，弧形山脈的內側是柳江、紅水河、黔江沖積的平原，其結構完全符合“山”字形構造前弧與馬蹄形盾地的特點。然而當時沒有找到脊柱，後經李四光的學生在元寶山一帶找到南北向的褶皺帶和斷層，確定了廣西“山”字形構造的脊柱，這樣就進一步證明了地質力學 於“山”字形構造理論的正確。
1941年，李四光發表了《廣西臺地構造之輪廓》的學術論文，其後繼續研究，先後發表了《山字形構造之實驗和理論研究》《南嶺與山字形構造》等論文。在廣泛的地質調查中，李四光在桂北、桂東等地發現了第四紀冰川遺蹟，否定了外 國學者關於中國第四紀不可能有冰川的結論。
為避政治罪，隱居僻野搞科研
民國期間，很多大知識分子心口如一，不怕得罪政府，不怕得罪權要，李四光就是其中之一。李四光作為一個大知識分子，始終保持著做人的操守與良知，不願與腐朽的官場同流合汙。鑑於李四光在國內外學術界的聲望，蔣介石多次表示要他出任教育部長或大學校長，他都拒絕了。
李四光在桂林時，每年都要到重慶去參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會議結束時，蔣介石總是要宴請到會的知名人士，但李四光每次都藉口有病或連夜離開，拒絕參加。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 會第五次會議在重慶召開，中央研究院各所長均到。這一次，李四光的座位安排與蔣介石臨近，李仍不出席。
宴會時，蔣問翁文灝：“李四光先生怎麼沒有來？” 翁文灝回答說：“重感冒，發燒。”過了一會，蔣介石又問陶孟和，陶孟和也說： “李先生病了。”倖免追查——這是1951年3月翁從法國回國後親自對李四光說的。李四光十分感激地說：“翁文灝曾經救過我一條命。”
事後，李四光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的密電，要他代表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去印度與尼赫魯會談。電函往返多次，李四光均予以拒絕。李四光最後在電函中嚴肅表示：“……抗日戰火瀰漫，始而聯英抗日，現又聯印反英，出爾反爾，將何貽信於世人。兩面美人，尤非弟所能為。請轉達最高當局，另聘賢能。”
李四光心裡明白，自己與馬寅初一樣，一貫不與蔣介石政府合作。蔣曾用高官厚祿來拉攏自己，如要他代表國民政府去印度會談，後來又提出要李出任中國駐英國大使等，都被李四光拒絕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就不得不防了。
同時，他也知道桂系對他的態度開始改變：事因1941年8月，西大校長變更，高陽接替雷沛鴻任校長。但高陽在師生中印象不好，也不很受桂系歡迎，於是，地黨發起“拒高學潮”。對此事，黃旭初是“決以堅毅態度，維持秩序到底”，先是五位學生被逮捕。學校積極開展營救，多方找人說情。其中就找到德高望重的李四光。
李四光年譜載：1941年，“廣西當局逮捕西大學生，李四光受學生委託，三次找校長交涉，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但是，桂系和高陽校長並不買李四光的賬，共令十一人退學，四人休學，留校察看四人，予以警告兩人。而1941年8月，日機由越南侵入，對桂林進行狂轟濫炸，也很不安全，政府當局決定疏散市區人口。李四光的夫人許淑彬和他的一些學生也力勸他趁機離開良豐。
於是，李四光和夫人許淑彬與地質所的幾個同事帶著羅盤、地質錘等，坐著一輛卡車外出調查地質，來到離良豐幾里路外的架橋嶺清平鄉住下了。（據文友卯興明先生考證，架橋嶺橫跨永福縣羅錦、臨桂區南邊山、陽朔縣的葡萄等鄉鎮，又稱蔣家嶺，今屬臨桂南邊山鄉昇平行政村管轄。該村緊鄰架橋嶺腳，與陽朔縣金寶鄉相鄰）這裡十分僻靜，風景優美，有合抱的榕樹、叢叢的芭蕉，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圍起一道天然的屏障。靠山腳的地方有十多戶茅舍，一條清澈的小溪從村前流過。
原來，館裡有兩個工人是這個村莊的，工人們平時對李四光這位大科學家都很敬重，李四光就是通過這兩位工人在這兒租了兩間茅屋，“隱居”了起來，專心從事他的學術著作。
夫妻倆在這寧靜的鄉間十分愜意，只是生活上有許多困難，尤其是在晚間，沒有照明設備，看書寫字很是吃力，這些困難都被李四光克服了。他在這裡專心致志地工作，整理科研材料，草擬論文初稿。《二十年經驗之回顧》《山字形構造之實驗和理論研究》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地完成的。
在吃的方面，許淑彬為了給李四光補充一些營養，特地買了一個小石磨，自己動手磨豆子、取豆漿、做豆腐，還養雞生蛋；在房屋周圍挖地種菜，青菜蘿蔔從不短缺，還不時託人捎點青菜、雞蛋給良豐的學生們。周恩來得知李四光在桂林的情況後，派童小鵬前去了解、聯繫。
架橋嶺的鄉居生活成了李四光夫婦在廣西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日子，這段生活既艱苦清貧又充滿樂趣。本地的鄉親們同他倆也逐漸熟悉起來，過年過節有來有往，不把他倆當外人。村上的孩子們也“李爺爺”“許奶奶”地喊個不停。秋夜在榕樹下納涼時，李四光還給孩子們講星星的故事，惹得孩子們夜深了還不願離開這位慈祥和藹的“李爺爺”。
一顆奇特的小礫石
大凡搞地質的人都喜歡收藏礦物或岩石標本，李四光也珍藏了許多受到構造運動影響所形變的礫石標本。其中廣西桂林有兩顆石子曾在他的講話中提到。
李四光。
1938年秋，中國工程師學會桂林分會成立， 李四光應邀出席並致辭。他在講話中提到江西廬山和桂林雁山的兩顆石子。雁山這顆石子是在桂林科學實驗館建館時，從臨桂六塘運來做建築材料的礫石中發現，類似扁豆狀，直徑平均3.5釐米，其中部最厚之處約8毫米，由堅硬的硅砂質固結而成，邊緣及兩面均甚圓滑，顯然經過流水的衝擊，中間彎曲，幾成直角，然無絲毫破損痕跡。成直角的兩面之中，有一面微帶研磨的痕跡。
這顆石子在普通人看來毫不起眼，李四光卻知“這顆石子一部分歷史，就是它先經過流水的衝擊，然後又經過水流的擠壓和推動”。大科學家能把平常的事物理論化，李四光又把它上升到理論高度：“換而言之，就是這些石頭，在這種天然環境之下，不到它應有的力度，已經開始軟化，豈不是材料力學上的謎？”
另一顆桂林的小石子卻有些故事。這顆彎曲的礫石，是地質所的同事張更在 雁山村附近的第四紀冰磧層中發現的。這顆小石頭引起了李四光的格外注意：礫石的成分是細粒石英砂岩，一般都認為是比較堅硬且性脆，而這顆礫石卻具有十分明顯的彈塑性。李四光得到這顆變形的小礫石，如獲至寶，欣喜若狂，愛不釋手，特意製作了一個小木盒，裡面墊上棉花，將它珍藏，以免磨損，還經常攜帶在身邊，不時撫摸。
1941年7月7日下午，廣西大學在學校大禮堂舉行第八屆畢業生典禮暨新舍落成典禮，學校請李四光做一個學術演講，演講的內容就是關於一顆特殊的彎曲九十度的小礫石。他把這顆小石子定名為“馬鞍石”。在會上，李四光論述了這顆礫石的彎曲形變，顯示岩石的彈塑性和塑性形變。他提到了研究各種構造類型的形變規律，研究地質構造岩石變形，都應考慮岩石的力學性質，考慮各種岩石對應力作用的表現，如岩石的彈性、塑性、彈塑性、滯彈性等，這就需要結合地質現象做些岩石力學方面的試驗，瞭解各種岩石在不同加力的條件下的反應。
講到這裡，李四光非常興奮地說：“在這方面，自然界給我們做了不少實驗。”說罷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盒子，把裡面裝的馬鞍形的小石子，讓大家在下面傳遞欣賞，並興致勃勃地說：“我搞了這麼多年的地質，還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石頭，它告訴了我們很有意義的知識，它比寶石還要寶貴得多。”
萬萬沒有想到，在聽眾中有人以為這顆礫石是“無價之寶”，居然暗中藏匿起來。演講完畢，奇石卻不翼而飛了。李四光暗自叫苦，悔不該拿出來傳遞欣賞，並再三解釋，這塊石頭不是寶石，除具有科研價值外，分文不值。儘管如此，會議結束後仍不見有人送回石子。會後，李四光只好請廣西大學出個佈告，請藏石者交出礫石，並給予一定獎賞；若不便直接交還，可置於校園某棵榕樹洞內，並請留下地址以便送賞。可是過了兩天仍未見動靜，直到第三天，才在那棵指定的榕樹洞中發現了變形的石子，但沒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經過此番折騰，他很少再拿出這顆小礫石了，像寶貝一般珍藏在身邊，直至逝世。他在1946年還特地寫了一篇名為《一個彎曲的礫石》的短文，寄給英國《自然》雜誌，介紹給同行愛好者。他認為，“礫石是由於在冰川的荷載下，以某種方式變形的”，“變形是由於礫石的一半被固緊，而另一半受到冰流的前推作用所形成的”。
馬鞍石的發現，成了李四光本人劃時代的代表作《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的前奏。
戀戀不捨告別廣西
1941年秋，李四光帶著孫殿卿、馬振圖和王文瑞諸位同事，對南嶺東段進行了一次重要考察。這次南嶺東段之行，歷時兩月，李四光和他的助手得到了十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鑑於李四光在國內外的名望，這一年的“丁文江先生紀念基金委員會”討論後，一致贊成把第二屆的獎金授予李四光，但在1942年3月的年會和授獎儀式上，李四光卻沒有出席。他在會議之前就帶著幾個助手到外地考察去了。張更代表李四光接受。
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翁文灝在會上高度評價李四光的貢獻，說： “地質科學在國內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極大。”
委員會主席楊鍾健在致詞中說：“李先生在地質界推進之功，至為顯然。丁先生第一屆獎金的得主為田奇鐫先生，是李先生的學生；及今天代表本會授第二屆獎金的鄙人，也是李先生的學生。在座諸位會員中李先生的學生佔了一大部分，然本會授獎金給李先生的主要動機，還在於李先生的研究方面。”
接著，他詳細介紹了李四光的治學經驗，並概括為“博、精、約”，他說：“李先生所以治學至於如此程度，實有三種精神： 一為有恆，李先生獻身地質界二十年如一日，為同仁盡知之事。二為崇信，即治學求真之精神……三為能吃苦，地質工作者為第一苦事，李先生以高齡之年，不畏旅行之困難，與青年同人於役山中，在目下國內地質界同仁中，能以如此高齡而尚事實際地質工作者殆無第二人……如有人令餘在國內地質界中可以推薦一人為同人等楷模、為中國科學界青年之模範，吾以為除李先生外，實無第二人可以當之。”
綜觀李四光在桂林期間，科研成果累累：在倫敦出版了專著《中國地質學》（1939年）和《大陸漂流》（1939年）；在國內刊出了《鄂西川東湘西桂北第四紀冰期現象述要》（1940年）、《廣西臺地構造之輪廓》（1941年）《廣西地層表》（1941年）、《地質物理學上之幾個基本問題》（1941年）、《朱森䗴，䗴科之一新屬》（1942 年）、《南嶺何在》（1942年）、《中國冰期之探討》（1942年）、《科學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1942年）、《南嶺東段地質力學之研究》（1944年）等學術論文。
1944年6月，正當李四光帶領地質研究所在桂林大顯身手的時候，日本侵略者為挽救其失敗命運，企圖在中國戰場上進行垂死掙扎，從湘桂路直撲桂林，同時又從越南進攻鎮南關（今友誼關），包抄北上，形勢異常險惡。
桂林雖是好地方，但並非久居之地，李四光考慮到在這外侵內患的動亂歲月裡，恐怕只能“走得一步是一步，救得一命是一命”了，他立即通知研究所留在桂林的七八位研究人員，迅速準備，先到貴陽避難。6月27日，在桂林第一次疏散中，李四光終於戀戀不捨地告別了在此工作、生活了七年的桂林，帶著夫人和同事們倉促起程，開始了艱難跋涉。
經過數月的險惡奔波，李四光同研究所的隨行人員，終於在11月抵達戰時陪都重慶。
1948年2月，李四光自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十八屆國際地學會。他在國外時刻關注國內的變化，為了回到日夜思念的新中國，李四光機智地與國民黨駐英大使進行鬥爭，終於回到了新中國。
1953年，毛澤東、周恩來把時任地質部長的李四光請到中南海，問他中國石油的發展，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還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我國天然石油的遠景怎樣？
——因早在三十多年前的1917年，美國石油公司的一個鑽井隊，曾在陝西膚施一帶打了七口井，因為收穫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來中國搞調查，提出了“中國貧油”的論點，一時廣為流傳。但李四光根據自己多年對地質力學的理論研究，結合新中國成立後野外考察的實踐，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國的地質條件很好，地層下有豐富的石油。
從那以後，按照李四光的設計，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了石油地質普查工作，大慶油田、華北油田、下遼河油田和江漢油田……在我國的土地上，竟然找到幾百個儲油構造。
星移斗轉，李四光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更加緊了工作。1966年，河北邢臺發生七級地震，他不顧自己重病，堅持親自到震區考察災情；1969年渤海發生地震，中央任命李四光為地震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這時，李四光不顧八十高齡，仍不辭勞苦，調查地震現象，視察地震、地質工作。1971年4月29日，由於動脈瘤破裂，這位在地質科學上做出卓越貢獻的“中國地質之父”永遠離開了我們。
來源丨廣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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