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帅澎
先说所谓八旗战斗力强悍
八旗战斗力强悍那都是一百多年前清军入关时候的事了。清军一入关，八旗子弟都被国家当作功臣养了起来，吃喝玩乐所有费用都由国家报销，孩子一出生什么都不用干都有俸禄有官职，从此再也不用玩命打仗，连训练都成问题。
可想而知，说八旗战斗力强悍，乾隆自己都不信。实际上，早在康熙朝早期三藩之乱时，就已经暴露出八旗战斗素质严重下降。最先被派往战场的八旗兵与叛军一接触即全线溃散，以至于后来直接不敢出战。康熙死马当活马医，把本来没有作战任务的、以明朝降兵和汉人为主的绿营派往战场，没想到效果奇佳，一举剿灭了叛军。
到了乾隆朝八旗战斗力更加完蛋了，乾隆阅兵的时候，八旗是何表现呢？史书记载“上马人堕马，射箭箭坠地”。骑兵为主的八旗军上马之后吓得抱着马脖子不撒手，更别说骑射了。射箭那更是还没到箭靶呢，箭就掉到三米开外的地上去了。八旗战斗力下滑之严重可见一斑。
再说所谓国力强盛
另一方面，攻打越南时值乾隆五十三年，此时的乾隆早已不是早年励精图治的那个年轻英明的皇帝，在和珅和其他大臣的整日吹捧之下，乾隆开始贪图享受，沉迷于大臣们给他的进贡。而且为了更好的给皇帝敛财，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建议将“议罪银”制度化。
议罪银简单来说，就是犯了错不怕，给皇帝一笔钱就可以免责。目的是为了惩戒犯错的官员，罚一笔钱让他们长记性以后别再犯错，也显示皇帝的宽容，允许官员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议罪银设立的初衷并没有想过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议罪银制度化后，官员们迅速从这个制度中看到了贿赂皇帝的机会。因为议罪银并非国家制定，国家制定的惩戒制度是“罚奉”，故而就可以不经吏部户部，直接进入皇帝的小金库。以前给皇帝送钱都没机会，现在终于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哪能放过。各个地方大员别说犯了错，就是没错也得找点错，争先恐后交议罪银。最著名的就是河南巡抚何裕城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自请治罪罚银三万两。乾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不用那么多，宽免两万，交一万就够了。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以钱代罪，无疑会使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肆无恐，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
录取官员变相的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
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变本加厉的加剧底层百姓负担，造成社会动荡。
以钱代罪，有罪不究，律法变得形同虚设，加速了清王朝的衰弱。
在乾隆沉迷享乐的带领下，全国官员贪污腐化，百姓苦不堪言，震惊全国的贪污大案频频发生，全部都是系统性腐败。所谓国力强盛也就是国家体量大经得起折腾吧。
在此背景下，军队不仅军备松弛疏于操练，而且吃空饷严重。清乾隆皇帝曾一度核查云南绿营驻军粮饷情况，结果发现绿营上下吃空饷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如开化镇额定驻军应该有一百八十五人，但实际兵丁数仅七十一人，有一百一十四人是在吃空饷，有营官甚至将自己不满十岁的亲属编入册籍支领钱粮。由此可见，此时不仅八旗不堪大用，国内所有军队都已经在官僚贪污腐败的影响之下战斗力大减。
至于嘉庆、道光之后，清代各地八旗、绿营驻军“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而且还出现了军队里的空饷名额不仅可花钱贿买，还可以父子相传。彼时有一个说法叫“荫德”，指先辈遗下的德泽，与其相应，吃空饷则美其名曰“荫粮”。这犹如将一项弊政包上了合法的外衣。
军队与执政者，就此沉入一场“甜蜜”的骗局。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38年，禁烟派官员黄爵滋在奏折中说，“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爱仁则向皇帝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两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可见吃空饷现象之严重。
在此大背景下，军队如何能形成上下齐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被越南打败也就不足为奇！
杨某人杂家派
其实不仅打越南失败，打缅甸也输的很惨。打越南的安南之役是在乾隆五十三年。打缅甸则是在乾隆二十七年，都暴露了清军战斗力低下。即使在清朝达到鼎盛，依然打不过藩属国家。
两场战争都有着非常强的共同性，我就一起讲了吧。清军战败的特征都有一个，先胜后败。打缅甸的时候是这样，打越南的时候也一样。前面打的非常顺，后面被偷袭，包抄，阻截后勤，完全就是莫名其妙输掉的。
然后就乾隆比较妄尊自大，一直认为自己能打赢，对武力有着盲目的自信，但是又不肯大规模装备火器，依然坚持认为骑射为本。加上南方的军队的组成，战斗力十分低下（八旗少，绿营多）。
以上都是主要原因，客观原因当然是气候地形不利。清军客场作战十分吃力。在认为已经获胜的情况下，被偷袭。安南之役是被越南人一场定胜负，趁着正月初一清军庆祝，偷袭，清军惨败。能逃回去的人只有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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