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充分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初步形成了引进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这一思想坚持了维护中国主权、双方受益和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的原则，同时又体现了毛泽东远大的战略眼光，即立足现实需求，发展根据地经济，着眼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来说，当时军事抗日更加迫切，加上国民党的极力反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谢伟思；利用美资；发展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有所改善这一客观实际，对如何利用美国资金发展根据地经济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思想。本文拟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简要探讨抗战时期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经济的思想。
一、毛泽东为什么在抗战时期产生了利用美资思想？
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经济的思想是在抗战时期初步形成的，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44、1945年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数次谈话中。之所以在抗战时期提出这一思想，是因为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利用美资发展经济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一，中国的抗战是持久而艰苦的，不仅是交战双方政治、军事、人力的较量，也是双方财力和经济力量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能否持久，取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些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比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当内资不足时，应积极吸引国外投资。
第二，在抗战时期，国民党虽然与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时刻警惕中共的壮大，从未放松对中共的压制。在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寻找种种借口，逐渐减少甚至停止划拨款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始终根据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这既没有考虑到八路军人数的增加部分，更没有考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来看，1937年至1945年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在不断上涨：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1938年为143.1；1941年为2228.9；1942年为9904.0；1945年为1591495.4。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而1940年八路军的人数就已经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人，但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193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经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拨给中共的款项为50万元，仅相当于八路军每月军费开支的20%，而且由于当时货币不断贬值，这笔拨款实际购买力还在不断萎缩。百团大战后的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更是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在新四军的军饷发放方面，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曾要求每月18万元，而实际上每月只有8万元。后经叶挺、项英多次争取，增加到每月13.5万元。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对新四军军饷的发放。
第三，从国际情况看，苏联、英国、法国等由于饱受战争创伤，几乎没有能力援助中国，更难于援助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正在与法西斯德国进行浴血奋战，对中国抗日的有限支援主要用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较少。1940 年5月底，中共中央曾收到共产国际的拨款14.66万美元和8200英镑；1941年2月17日，收到2.45万美元。除此之外，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拨款；1941 年2月，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潘友新带给中共3万美元。（参见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在分析了潜在投资国的经济状况后，毛泽东认为美国远离二战战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是引进外资的重点对象。
第四，中共与美国政府关系取得了很大改善，由苏维埃时期的相互敌视转为相互接触，并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某些领域进行了间接的合作。
为了减少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击日军的压力，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共的接触和交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而中共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也急需加强与美国的接触和交流。在中共特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下，通过积极做美国来华人员和在华人员、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统战工作，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使毛泽东认为，战时利用美国资金来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有很大的可能性。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在引进美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容易合作。……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对谢伟思再次表示：我们“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二、毛泽东利用美资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引进美资不能损害中国主权。毛泽东主张引进美资绝不能有损中国主权，不能让美资操纵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早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讨论怎样答复美国记者斯诺提出的采访问题时，曾对“中国是否欢迎外资投资”达成共识，即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外国投资，我们都欢迎。（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这年7月15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更强调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二是引进美资应该双方受益。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福尔曼采访时说：“在互利的协议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一些外国投资”，“我们是落后国家，因此，对外国资本十分需要。”（王占阳、王小英：《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1945年3月13日，会见谢伟思时,毛泽东又谈到：美国在中国投资，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更“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三是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毛泽东一贯主张，一切事情的立足点、出发点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1945年1月，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
三、毛泽东利用美资思想未能有效贯彻实施的原因分析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但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所限，许多想法没有变成现实。对于中共和美国政府来说，通过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重要。中共与美国政府也曾积极交流，表达过相互合作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进行了军事合作。因此，抗战时期毛泽东引进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不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除此之外，以下两个因素也使得战时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经济的思想没有得到具体实施。
一个因素是美国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善，但主要是从财力、军事装备方面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使其不至于因退居相对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而经济崩溃。在美国政府看来，只有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才能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到了抗战后期，美国更加意识到，出于战后与苏联争霸全球的战略考虑，美国的财力支持对象应该是重庆国民政府。即使为了其远东利益而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与其给予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资金帮助，倒不如给予其一定的军事武装直接抗击日本来得更快。
另一个因素是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来看，在抗战时期虽与中共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极不愿意看到中共发展壮大，而希望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在与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作战中遭到削弱甚至消亡，并为此发动过多次反共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请求美资到延安根据地发展经济，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坚决抵制，并命令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作为“实利主义”者的美国商人，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交通不便、农民消费水平比较低、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封锁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投资经营。
四、毛泽东抗战时期利用美资思想体现的战略眼光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体现了远大的战略眼光：
一方面，经济发展思路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束缚。毛泽东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思想，不局限于向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寻求资本，同时也考虑向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美国寻求资本。毛泽东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已没有能力帮助中国，只有美国才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 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在他看来，抗战时期中国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应当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寻找出路。
另一方面，既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需求，又放眼于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利用美资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为持久抗战提供物质基础，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还放眼抗战结束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战略。1945年在为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它包含了长期的战略思考，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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