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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为何苏轼和司马光极力反对？
王安石是北宋年间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宰相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内大规模的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那么为何又遭到苏轼和司马光的极力反对呢？
从变法的内容看：
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疫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这一系列新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豪财主们的势力，打击了商人对市场的操控和垄断。
农户们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加之农田水利的兴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充裕， 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在军事方面有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等。
其中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将兵法改变了并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养马费用，通过这一系列强军之法的推行，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国力有所增强。
从以上可见新法的推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国力得到增强，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变革，有成功的变革的，相应的也会有失败的结局，而王安石变法就属后者。
当时王安石变法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究其原因，在改革推行的过程中，新法的推行触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
这些人思想保守，因循守旧。
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王安石认为，改革应该从财政制度改革入手，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司马光则认为，只要皇帝勤政，官员清廉，再加上当时北宋社会安定，富足，根本不需要变法，如果要实施变法，万一不成功，损失会更大；
而王安石所说的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库充足，肯定通过剥削老百姓的收入才能实现，这样做害处很大。总之，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是全盘否定，极力阻止。
苏轼本身并不反对变法，他也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让国家强大起来，只是觉得王安石推行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王安石用人不当，造成一些政策的实施出现纰漏，不应该急于求成，而应该徐徐图之；
另一方面认为这次变革，上层阶级思想不统一，贸然实施变法，不仅没有好的效果，还会给百姓带来更多的危害，可以说，苏轼的反对，并不是直接反对变法，而是反对激进变法。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一些具体实施者变了样，比如青苗法，本来是国家在每年春耕时，把钱借给农民买种子种地，秋后有了收入再还本钱和利息。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在推行过程中，本来是农民自愿的行为，却变成了官府强迫行为，而且利息很高，使得农民们负担更重了，农民们因此也对改革有了怨气和抵触。
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既没有得到达官贵人们的支持和拥护，也没有来自于底层百姓们的支持，最终陷入孤立，导致变法失败。
有书课堂
我不客气的说一句，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三人里真正站在老百姓这边的是司马光。
“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这是东汉末年董卓名言，这也是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人的真实写照。
但是，大家只要看下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就就知道，为老百姓说话的司马光，祖宗十八辈都快被骂透了，而把老百姓视作可以榨汁的橘子的王安石、苏轼反而得到了后世更好的评价。
谁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从司马光和王安石评价来看，人民的眼睛都是瞎的还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我说只有司马光是站在老百姓这边的？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需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人均GDP谈起。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历史研究者越来越习惯使用自然科学工具来进行历史研究，计量史学等新兴历史学科就是这种思潮下的产物。
而历史研究者通过使用自然科学工具，大致推导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主要地区GDP和人均GDP，虽然由于数据不够丰富，具体地区GDP/人均GDP估算还存在着很多分歧，但是历史学家们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世界GDP发展趋势的认知是统一的。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前，全世界GDP增长都很缓慢的，甚至长期停滞的，这是由农业社会生产力决定的。”
这就是学界共识，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农业社会的人创造财富上限不高，有很坚固的天花板，而且大部分GDP都被消耗了，很难积累；农业时代不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有庞大剩余财富积累的情况。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争论，司马光所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现在再看这个观点，是不是觉得司马光所说的没有错了？
在一个人均GDP上限几乎固定的社会，社会创造的出的总财富增加只有依靠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反过来又会消耗GDP，所以古代人口大国虽然看上去GDP总量很高，但是没有存量GDP。GDP存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在GDP存量几乎是恒定的情况下，一方想增加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另一方的收入。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王安石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在农业社会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国家自为兼并”。
接下来我们用解剖小白鼠的方法，来看看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变着法的从北宋老百姓手里“榨油”的。
我们主要来看王安石新法中最明显“盘剥”老百姓的免役法、青苗法。
先说免役法，王安石改革役法以前，用宋史大家虞云国教授的话说，虽然有弊病，但是差役本质是“原本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与肥缺，个别因当差服役而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也有，却非本质现象。”
而王安石设计免役法时提出朝廷向一二三等户（上等户）收取免役宽剩钱，减轻四五等户（下等户，穷人）的负担；然而在免役法实行时，发现四五等户比一二三等户总人数多得多，所以王安石就修改免役法，把免役宽剩钱征收范围从一二三等户扩大到一二三四五等户。“上户虽也有所支出，但不构成大负担；下户一般要承担几百到一二千文，则不胜苛重。”
而实行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以利路（宋代利州路，管辖范围四川绵阳市梓潼县、平武县，巴中市、广元市和陕西的汉中市等区域）为例，利州转运使李瑜说利州路可以收40万钱，提举常平鲜于侁（李的下属）认为利州路很穷，最多能收到20万钱，而开封相关部门经过统计，认为利州路收9万钱就够了；结果利州转运使李瑜上交了33万钱，李瑜这么盘剥老百姓，鲜于侁等利州路官员都很激愤，纷纷弹劾李瑜。
结果宋神宗只是下诏责备了李瑜一番，提拔鲜于侁为李瑜的副手了事，可一点也没说退钱的事情。
而免役钱朝廷征收了多少？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七记载，熙宁九年仅免役，助役钱计l041万余贯硕匹两，支用648万余贯硕匹两。收支相抵，余额达392万余贯硕匹两，而且不包括增取的免役宽剩钱。
就连宋神宗都觉得“税敛甚重”，反过来还是王安石来安慰宋神宗“
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宋神宗死的时候，免役钱已经积累了多少呢？苏轼称“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而免役法的坏处，苏轼也说到了“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
接下来是青苗法。
青苗法我看很多答主都说反正这钱与其被豪强地主拿去放高利贷，不如政府收了，还增加收入。
但是请注意，豪强地主放高利贷也不是强行放贷，虽然有农民因为豪强地主放高利贷而倾家破产，但是毕竟不是所有自耕农都破产；但是青苗法就不是这样了，青苗法在王安石还在任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官方强制抑配青苗钱，而且范围还从乡村户，扩展到了坊郭户（相当于城镇户口），无论乡村上户，还是乡村下户，无不据户等与财产强制抑配。青苗法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国家变相征收的财产税。
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有两个结果，第一就是北宋朝廷真的就此有钱了，王安石变法不仅抹去了积欠多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战备物资库。元祐更化时，朝臣认为，变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时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第二个结果就是从熙宁五年开始，宋朝最穷的第五等户数量开始大量增加。根据已故宋代经济史泰斗漆侠先生研究，宋代五等户数量在宋仁宗朝开始下降，虽然中间有起伏，但总体曲线是向下的；然而到了熙宁五年，宋代五等户数量开始上升，而这个上升曲线一直持续到南宋高宗时期。
王安石主张变法的一大论点就是新法有利“抑制兼并”，从结果看，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其实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还是宋神宗更“老实”，先是承认征收免役钱是“税敛甚重”，后又总结变法实质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
当然，所谓的助民大家也看到了，王安石变法后宋朝最穷的五等户人数大量增加。
最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因为司马光没有经济学知识，相反，司马光很清楚知道在一个GDP存量几乎固定的社会，增加朝廷收入就等于是搜刮民财，所以不管司马光是站在立场反对变法，但是司马光反对变法是对宋朝老百姓有好处的。
用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教授的话说，王安石变法本质就是“变法得利的是国家，为变法埋单的主要是老百姓。”
兰台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要讨论苏轼和司马光为什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首先要了解变法的主角、背景、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和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主角，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是他反复做王安石的工作，让王安石牵头组织变法。然而，变法失败，大家都将变法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的头上，印证了刘邦那句名言：“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呢？这是因为北宋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再至宋神宗时期，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这如一台机器，用了百多年，自然已经老化，吃国家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众多，财政入不敷出，周转不畅，国家机器就转动不灵了。同时，还有内忧外患在掣肘着这个本来就有点转不灵的国家，比如北方的辽国，西边的夏国，有的要输岁币，有的时时骚扰，打打停停，不堪其扰。国内呢？有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开始造反，比如，四川的王小波和李顺的起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你说，宋神宗继承了一个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却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你说他急不急？加上，宋神宗继位时还未满二十岁，正是意气风发想干大事的时候，所以，他赶快把王安石从地方调到京城，先任副宰相，再任宰相，让他负责变法，变法在熙宁年间，故史称“熙宁变法”，因王安石是牵头者，又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充实国库、加强军备、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限制土地兼并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土地兼并，加强了军队建设，促进了农业发展。
那么，这么好的改革，苏轼和司马光又为什么极力反对呢？这是因为，改革虽好，但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变了样，好心办了一点不好的事情。比如，推行青苗法，就是政府成立一个国家银行，春耕前借款给农民买种，秋收后农民还本付息，好吧？但是，本来自愿的贷款，在推行过程中变成了强迫贷款，而且利息很高，这就非但没减轻农民负担，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让老百姓有怨气。
再比如募役法，就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政府差役，改为由政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农民按贫富交纳不等的免役钱，地主官僚也要当差或交钱免役，后来清朝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募役法的翻版，目的是使老百姓从役事中解脱出来，保证农业劳动时间，促进农业生产。但问题是，一方面，农民倒不少服差时间，就是没有钱，所以反而加重了负担。这一方面，地主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原来当官的都不用服役，现在你王安石变法要交免役钱，这无形中得罪了好多地主官僚。
苏轼和司马光反对的，主要也是这些。最关键的是，王安石变法不仅得罪了苏轼和司马光，更得罪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层，这无异于将自己打入了另类，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后导致变法失败。
帝国的脸谱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变法，一是商鞅变法，二是王安石变法。前者功成名就，后者一败涂地。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浴火重生，以一敌六，第一次统一了华夏；王安石变法使得宋朝更加不堪一击，有学者甚至指出北宋衰弱的起点就是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时期的宋朝已经病入肌骨，没有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毅力与勇气非亡不可。当时外有西夏崛起，辽国猖獗，宋朝年年纳币送礼才保一时平安，辽夏二国缺吃少喝了就来宋国打草。宋朝内有百万官绅，百万禁军，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吃拿卡要在行，理政料民外行；吟诗填词在行，保境安民外行。另外宋朝内部还有不少农民起义！
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为国为民，富国强军，但是何以司马光与苏轼这样的名人都反对变法呢？司马光是儒家大儒，儒家历来反对一切创新，儒家坚定不移地守旧，儒家是法家的千年宿敌。因此司马光反对变法是学术与政见的原因。宋代儒学昌盛，他们掌握了社会舆论权，官僚阶层又基本都是儒家士子。因此司马光代表的儒家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彻底反对者，这是政见之争，思想之争，是不可调和的！
苏轼则是针对具体变法实施过程进行反对，因为变法实施中走了样，不仅没有实现初衷，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差！大体而言，王安石变法没有先进行吏治，也就是官员没有整顿，没有把不合格的官员清退，没有培养一批真心拥护变法的官员，变法的思想没有统一。用原来的官员来推行变法，他们阳奉阴违，变相利用变法牟利，最终百姓不但没有得到变法允诺的好处，反而比以前更加贫苦了。因此苏轼反对变法是反对的推行方式方法，是具体操作问题，是可以调和的。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其一、变法思想没有统一，全国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没有变法的土囊；推行变法的官吏不改初衷，所以不得始终。其二、宋神宗意志不够坚定，没有坚持变法，且死得较早。其三、没有全面的人事安排，也就是要清退反对者，培养拥护者。其四、王安石个人的执政水平远不及商鞅，他算不得一个变法强臣！
大秦铁鹰剑士
我说句，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这些人本质都不是什么奸臣恶人。只不过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罢了。王安石代表的是皇帝（最高统治者宋神宗），目的是牺牲大地主阶级利益，富国强兵，一定程度上会对下阶层的百姓有利，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员层层剥克，实际百姓的生活质量不升反降。（青苗法到地方成了死指标，百姓必须执行，变相的成为了剥削的新方法）。司马光更多的是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原先政府构件，祖宗之法不可改，而且当时外患并不很严重，维持现状还是不错的。（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的行为是在作死，不做就不会死），先是讲道理好好反对，后来真的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死敌。其中有一件就是隔了十几年（王安石下野）改判一个女子，把她斩首。这些完全成了意气相争了，于国于民都无益。苏轼更多的看到了基层民众，看到了改革执行过程中的弊端，也清楚不改国必将慢慢而亡，因此也反对，当然也受到变法与顽固两派的打击。 而打击苏最严重的莫过于“伪改革派”吕惠卿这位王安石最为器重的改革大将，后来乌台诗案苏能够保住性命还是当时在金陵的王安石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救了苏轼。后来司马光上台，对苏也是起用。因政见不和，苏甚至在朝堂上大呼司马光为“司马牛”（孔子的学生，来形容司马光的牛脾气），司马光也没有过分惩罚苏。
小哇最帅
本来，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都是好朋友，但却因为变法而反目，到底为何呢？
原因在于三个人的立场不同，王安石是激进的改革派，一旦时机成熟，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斩钉截铁。均输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一口气推出，一气呵成，掀起一股新政风暴。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大宋至神宗一代，水深至极，朝廷为“三冗”所累，国库空虚，王安石就是要把大财阀手中的钱乾坤大挪移到国库中。而且，一击必中，仅半年功夫，国库渐渐充盈，神宗大喜过望。
司马光呢，就是被触动的那些财阀之典型代表，他属于保守派，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触动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根本利益。好朋友有什么了不起，利益才是根本。所以，司马光拼死反对王安石，他的施政纲领就是，遵从祖宗执法，意思就是不要瞎折腾，当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施政纲领跟王安石的改革产生剧烈冲突！
对于司马光的所为和观点，王安石以一篇千古传诵的《答司马谏议书》，给予回击，一招中的！
苏轼呢，他没有什么利益被改革触动，对开始是为改革叫好的，但看到王安石的大刀阔斧锋锐披靡时，觉得这也太凌厉了些，他想象中的改革不是这样子的，是要文火煎之的。说到底，苏轼是改革的渐进派。所以，苏轼是两面不落人，他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更反对司马光的“废法”。
从以上情况我们已经可以窥出北宋这一段改革大戏中的不同角色的本色演出了。
教师妹子一枝花
虽然都给王安石变法捣过蛋，但司马光与苏轼二人，办这坑事的原因却截然不同：一个是为反对而反对。另一个却是为国家民族负责，不计个人得失仗义执言。
差这么大？那就先瞧瞧其中“为反对而反对”的一位：司马光。
虽然在宋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司马光的地位都是无比崇高，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他本人以及后世的信徒们，更是义正辞严的总结出一大筐。但具体到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里，司马光的所说所做，却是轻松一抓，就是一大把天雷滚滚。
有多雷？先瞧一件把宋神宗都雷着的小事：司马光起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去陕西，到了陕西后气没喘就继续骂，言之凿凿给宋神宗上奏，说我亲眼所见，王安石的“助役法”正在陕西祸害老百姓。满篇有鼻子有眼的文字，却把宋神宗鼻子差点气歪：“助役法”还没在陕西实行呢，你哪只眼看见它祸害老百姓了？
而每次被王安石驳到哑口无言时，“地域黑”就是司马光的必放大招，比如福建籍大臣陈升之推行变法时，司马光一句怒喷：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不止骂陈升之的福建老家，湖北湖南都打包骂。如果司马光在今天做电视男主播，就凭这乱咬风格，必然火到电视台都被砸烂！
不过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司马光也多次就事论事讲道理，而且全是高大上的好道理，但细细推敲下，却发现全是歪理。
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给北宋王朝的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补血”作用的“市易法”，这条司马光反对了很多年，哪怕眼看着它大大改善了国库财政且减轻了小民负担，实在挑不出毛病来了，竟然来了个雷理由：朝廷如果想着增加财政收入，那就是小人投机取巧，就算国家有了钱那也是丢脸。所以必须废。
而在反对王安石的“免役法”时，司马光更雷出笑话：宋神宗去世后，为了废除“免役法”，回朝的司马光疯狂上奏折，大骂“免役法”的各种毛病。但不同的奏折，内容却自打脸，上一篇骂“免役法”的奏折里，说“免役法”方便了富裕户坑害了穷人，下一篇却又话锋一转，说“免役法”把富裕户都坑成了穷人。
闹得变法派大臣章惇指着鼻子大骂：司马光你说话有谱吗？同样不靠谱的，更有司马光在另一关键领域上的表现：国防！
王安石变法里的重拳，就是砸向国防，可放在司马光眼里，这却成了胡闹，他的《乞罢保甲状》一文，中心思想却叫人无语：宋朝人不管怎样埋头苦练，都不可能打败契丹西夏，不如忍气吞声不打。那国家怎么办？人家司马光自信呢：“顺其自然，天不灭宋”。
历史无数的兴亡血泪都可以证明，再强大的国家，如果选择司马光这样“顺其自然”的军事思想，那基本就和混吃等死没两样了。
更可叹的是，就在宋神宗执政晚年时，大宋军人浴血奋战，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宿敌西夏后。宋神宗驾崩后高调当权的司马光，却为了证明自己“顺其自然”思想的伟大，上演了靖康之耻前，北宋王朝最国格尽丧的一幕：特意上了《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强烈要求把宋军浴血收复的西北国土割让给西夏。甚至对西夏使者唯唯诺诺，干看着西夏使者在北宋朝堂上吆五喝六，冲着高太后大叫：神宗知错！
如此丧权辱国，他只是为了彻底踩倒老对手王安石，彻底废除叫大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王安石变法。其内心算盘，他的好战友文彦博更早一语道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他的“为反对而反对”，就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惜毁坏江山社稷，只为给“士大夫”代言。其荒唐行径，也正如大儒王夫之的愤怒抨击：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这样满嘴仁义道德的“罪人”，恰是生活中最需要警惕的人，而最与司马光高下立判的，就是同样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苏轼。
虽然与司马光一样，苏轼也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甚至因为“捣蛋”的太突出，被王安石一怒贬官，变法推行的多年里，他也曾受够了罪。但是，就在宋神宗溘然长逝，守旧派全面掌权的年月，咸鱼翻身的苏轼，却证明了他比司马光伟岸得多的人格：挺身保护王安石变法！
如果说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同样理由很雷，但是多年的民间浮沉里，在亲眼见识了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的效用，特别是民间百姓的受益生活后，苏轼非但不曾如司马光那样选择性失明，相反有错就改。司马光掌权的年月里，吃够变法派整治的苏轼也就任翰林学士，上任后就给高太后上书：王安石虽针整治了我，但是他的变法是利国利民的，千万不能擅自废除啊！
甚至，当一意孤行的司马光，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完全废除新法，给北宋王朝接下来几年的积贫积弱深挖大坑时。满朝文武都在司马光的威胁下不敢多言，却还是苏轼站了出来，哪怕跟司马光撕破脸也拼命阻拦，一句话更是戳中司马光画皮：专欲变熙宁之法，不计较利害得失，不参照其所长！而在司马光厚着脸皮，继续一意孤行蛮干时，苏轼更是悲愤交加，喊出一句宋朝历史上无比痛楚的怒骂：司马牛！司马牛！
透过这声撕破脸的呐喊，透过苏轼不计个人荣辱，据理力争的身影。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留给后人的，不止是惊艳的诗词才学，更有为国家民族，不计私怨的胸怀担当！
我们爱历史
首先，要纠正一个关键的名词解释，严格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是不存在的，史学界的说法是熙宁变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次变法，王安石的权力和主导作用十分有限，个人化色彩不浓，与张居正变法有很大不同。张居正变法，皇帝还小，又是他的学生，内廷的冯宝和太后李氏，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朝廷里，自从高拱退下去后，也无人可以撼动张的地位，可以说整个变法大业全部在张首辅手里掌控，他是变法的唯一主导，所以史称张居正变法，而不是万历变法。而熙宁变法，从头到尾，都是宋神宗主导，新旧两党交替使用，王安石没有张居正的大权独揽，所以说，只能是熙宁变法，而不是王安石变法。
反对变法的，不仅仅是司马光和苏东坡，还有一些很知名的庆历老臣，比如韩琦，文彦博等人。很多人觉得奇怪，司马君实相公和王安石是私交很好的朋友，韩文等名臣，都是当年庆历新政的铁杆支持者，他们没理由反对王安石，那为什么他们会走到王安石的对立面？
这些变法的反对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相反还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 既如此，他们为什么反对改革呢？
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很多从本质上说是好的，司马光也曾经赞叹过青苗法“良法也”。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给那些地方官员偷鸡摸狗的机会太多了。也就是说，好经念歪了。就拿我刚才举例的青苗法，本质上，他通过借贷给农民钱，让他们可以在困难的时候，购买种子农具，等到丰收的时候，只要还上钱和利息，就可以度过灾年，可是，到了实际操作时，却成了地方官为了捞钱和政绩，强行摊派，必须借，不借不行，造成百姓的负担。募役法也是如此，官方的借贷造成地方大户本来可以赚的钱，被官府赚走了。本来荒年，都是农民问大户借贷的，现在这部分利益被官方拿走了，那些大户们，自然也不满。
司马光为首的那些大臣们，往往家里都是地方大户，从司马光角度出发，或许不是因为钱少了，而是他清楚，这样一来，会让朝廷和官员们走向对立，会引发大批官员的不满，从而动摇国本。所以，司马光们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
脑洞大开的历史
所谓的变法，其实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王安石的变法亦是如此，它的改革伤害到了很多当权者的权益，遭到群体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不过苏轼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不一样，不能一概言之。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政治结构。
北宋立国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因此搞了一套将地方行政、财、军三大权集于中央的政治改革。经过改革后，北宋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增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武将地位，实行文人治国。但是由于赵家太祖是篡位登基，做贼心虚，所以他的改革有一点矫枉过正。
比如赵匡胤害怕大臣集权，他就采取了一职多官的策略。这种一官多职的想象，当代社会也是存在的。一个职权分成好几个职能部门，想去办点事就要跑十几个衙门。这么搞固然是削弱了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不能揽权。但代价就是官员数量巨大，职权分配不清晰，遇见事故就相互推诿，净是一群只拿工资却不干活的玩意。并且北宋官员的级别和待遇还都不低，朝廷每年仅仅官员俸禄开支这一项，就有很重的负担。
除了公务员负担这一项外，北宋的军队负担和土地兼并也是两个大问题。军队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军队人数太多，二是军队战斗力积弱。之所以会有这两个问题，也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是北宋的外患很重，为了对付西夏和辽国的威胁，就需要养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二是北宋皇帝害怕军队会造反，就设置了防止武将专权的制约体系。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
兵将不识的结果就是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的开销巨大，而战争回报非常感人。养官、养兵、打仗都需要开支，那么钱从哪来呢？从老百姓身上收税呗。但问题是北宋不抑制土地兼并，士绅疯狂兼并老百姓的土地，而士绅不用纳税，老百姓没有了土地却仍然要纳税。其结果就是朝廷收不到税，而老百姓的负担却很重。朝廷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得利的只是士绅。
既然社会存在这么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那么改革就是必然的了。王安石变法前，宋仁宗时期的欧阳修、韩琦等人就是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变法目的，实际上有很大的功利性。作为官僚阶层，在没有确实可见的利益推动下，他们是不会给统治阶级卖命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的改革，出发点并不是单纯的富国强兵，而是通过改革让自己升官。往好了说是为国为民，说白了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继位四年也驾崩，然后就进入了宋神宗时代。神宗继位后，满朝文武都是历经仁宗、英宗的三朝元老，神宗的威望很浅，毕竟他是个只有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而像韩琦和欧阳修这样当年都还很嫩的新人，在神宗时期则已经都晋升为老革命了。所以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家疲敝不堪，需要变法；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变法达到揽权的目的，把宋仁宗时期的老革命们都赶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恰好符合了神宗的利益。
一是他的变法主张确实能够替朝廷敛财，缓解财政压力；二是他的个人性格也符合神宗打压老革命的潜在目的。在这种双赢局面的推动下，王安石和宋神宗就算是一拍即合了。然而基于这种目的不纯的变法改革，遭到抵制也是必然的。
首先是绅士和老百姓反对他，士绅反对很好理解，毕竟王安石动了士绅的利益。百姓为什么也反对变法？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的目的是富国而不是富民 ，他夺商人、地主和农民之利归国家，富得是国家，跟老百姓没关系。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没有缓解贫富差距，反倒把地主和农民都得罪了。老百姓因为变法减轻了一些原有的负担，但是变法也给他们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一来二去，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减轻。
其次是官员反对改革。这一点看似正常，但背后的利益关系很复杂。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因为利益受到了伤害，坚决反王安石；有一部分人纯粹就是避嫌，这些人就是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老革命派。他们并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变法。因为他们的身份显赫，已经不需要通过变法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他们的反对，实际是一种自保。也就是给变法提点意见，万一变法失败了也赖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并且他们也知道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潜在目的是借王安石之手揽权，然后把他们这些老人都轰下台。
所以当王安石利用变法搞党争后，他们这些老革命就更不能接受了。他们非常反感王安石借用变法暗地里挑起宰相和御史之间的矛盾 ，使得相权被迫依附于皇权。因为一旦当相权完全沦为皇权傀儡，御史的谏权就会被皇权和相权完全孤立，最终也会沦为皇权的傀儡。王安石下台后，欧阳修和韩琦的隐忧得到了验证。继任的王珪等人都是没有主见完全只会听皇帝指令行事的傀儡，而御史也彻底沦为了皇权和相权党争的打手，再无权力制衡可言。再后来宋徽宗昏庸误国，他想怎么作，完全没有人能规劝他，最终导致了北宋社会矛盾的大爆发。
那么司马光和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呢？其实他们的反对出发点并不相同，跟韩琦和欧阳修的出发点也不一样。
首先是苏轼，他反对王安石的出发点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幼稚性。这里要强调一下，苏轼跟王安石相比，他是晚辈。跟韩琦和欧阳修比，简直就是生瓜蛋子，比较年轻，才名很高，但是缺乏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认识，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苏轼最早反对王安石的论调，是出于一种典型的官僚思维。他反对免役法的理由就很可笑：
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这句话简单点说，就是苏轼认为皇帝不是与百姓治天下，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我们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做官谋福利。如果不以读书人的利益为先，那我们凭什么为你卖命？这样的思维，简直就是欠收拾。后来苏轼被贬到地方为官，目睹了老百姓疾苦之后，三观立马变了。不摆读书人的臭架子，而是真心实意的为民谋利，甚至对新法的态度都有所转变。整个人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写出了那么多的豪放诗词。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嘛！
然后是司马光，他跟王安石是平辈，两人是直接竞争关系，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个利益冲突跟变法没关系，纯粹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有他司马光就没王安石，有王安石就没有司马光的矛盾。
比如宋神宗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矛盾，所以让他担任枢密副使掌管军事，不掺和变法的工作。结果司马光说若不废新政他就不接任，皇帝心想，我好心好意的让你去管与变法无关的军事，你却拿此来威胁我？你说变法不对，那么你倒是给我提出个救国救民的良方来啊！司马光表示，意见我没有，但我就是要反对！于是神宗一怒之下降司马光为制诰，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然而门下省的官吏居然拒绝发布这道命令，于是神宗干脆亲自将命令交给司马光，维护自己的皇帝尊严。司马光也不甘示弱，连上五封札子，要求自请离京，把神宗气的牙痒痒。
但是司马光的强烈反对也不能都赖他，王安石也有问题。王安石的问题是志大才疏，说难听点就是固执。他推行变法，首先就以赞成不赞成划线标准，支持他变法的就会受提拔，很不幸这支持变法的人后来很多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他们中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借变法升官。而跟王安石提不同意见的官员都会受到贬谪，但问题是别人的批评，比如说他“借名高以压人”、“习申商刑名之术，而文之以六经”，“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等等，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并没有恶意的抨击。但王安石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就是固执的拿支持和反对划线，谁反对他就打击谁。
司马光作为跟王安石平辈的读书人，这种行为他哪里能忍？等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和司马光上台，他老人家活着的动力只有两个凡是，凡是王安石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王安石设计的制度我们就要予以坚决的废除！这种固执的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其疯狂简直已经到了无理智的境地了。甚至为了反王安石，他还自打脸。比如司马光早年也曾经上书痛陈差役法害民，后来王安石变差役为免役，实行了十余年，虽然有一些运行问题，但总体是好的，天下也已经适应，这点连旧党分子都不否认。司马光上台之后要求全国五天之内罢免复差，涉及全国根本役法改革，五天就要改回去！这老人真的是疯了。
更疯狂的是，王安石时期收复了西北的米脂四寨，这是他的变法成就之一。但是司马光认为这是王安石的成绩，他就要反对，要求还给西夏！好在连旧党都反对此举，司马光也觉得压力太大，最后才作罢。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私货。王安石作为主持变法的人，他有很强的功利心。而支持他变法的宋神宗更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性。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和司马光，两人反对的出发点不一样。苏轼早期是政治幼稚病，后来理解了，也就不再那么强烈反对变法了。司马光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愿意为了反对王安石而自打脸。
Mer86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重要事件，和之前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一样，都是为了改变北宋弊政，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可是无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都遭到了很多大臣的极力反对，其中不乏苏轼、欧阳修这样的名臣，这是为何呢？这只能说明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内容和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单纯的按历史教材去理解王安石变法，那么变法内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事实上，有些内容只是看似美好。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整顿财务，提高政府收入，可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一块。
比如青苗法，王安石把北宋政府作为放贷方，借以限制民间借贷，为政府开源。比如募役法，只要老百姓交相应的钱就可以免除差役，改由政府拿着这笔钱去雇别人干活。这两点看似不错，却都没有考虑到低层人民该如何应对。穷人借贷后还不起，无法翻身；有钱人可以交钱免差役，而一般老百姓不交钱就没法从事正常生产，被强制服差役，最终的担子还是压在了中下层老百姓身上。结果是朝廷和衙门有钱了，北宋老百姓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也是苏轼和欧阳修反对变法的原因。
强兵方面也有问题。比如保甲法，规定农村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并以最有钱的户主作为负责人。保甲农时生产，闲时接受训练，维持社会治安，这样就把北宋政府的控制力深入到农村。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保甲在接受训练和维持治安的时候，往往遭到保长的刻意驱使和凌辱。而上级还要经常检查保甲训练效果，致使应付检查成了训练保甲的唯一任务。保甲不仅劳民还流于形式，成为保甲的沉重负担。农民甚至不得已通过自残身体来逃避保甲。其他的就不列举了。
这些问题王安石不是看不到，而是没办法。王安石还算品行不错，可是变法派的其他人就远远不如王安石了。他们在具体执行中急功近利，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而且自己内部矛盾重重。而只要进行变法就会触及一些人的蛋糕，再加上农田水利法和科举改革侵犯了保守派的利益，所以导致王安石变法被群起而攻之。
王安石本意是好的，只是变法操之过急，用人不当。所以苏轼、欧阳修反对王安石也并非信口雌黄。双方都有问题。
